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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做的所谓愉快的散文，是记述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九日法学院学生袭击女子学院的事的，因为记的颇是详细，便将原文抄录于下：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去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来的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鼎鼎大名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句话说就是太蠢笨。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么？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的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自己糊涂。我根据了这样的妄想，贸贸然往女子学院去上课，结果是怎样？法学院学生声明不讲法不讲理，这在第一点上证明我是愚蠢，但我还有第二点的希望。我看法学院学生忙于剪电话，忙于把风，觉得似乎下文该有官兵浩浩荡荡的奔来，为我们解围，因此还是乐观。然而不然。我们侥天之幸已经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军警当局听说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为什么不，这些问题都非我所能知，总之这已十足证明我在第二点上同样的是愚蠢了。愚蠢，愚蠢，三个愚蠢，其自投罗网而被拘禁也岂不宜哉。虽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惩罚，但亦可为我的愚蠢之药剂。我得了这个经验，明白的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的认识中国人的真相，这是颇有意义，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点儿代价算不得什么。我在这里便引了《前门遇马队记》的末句作结：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栏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抢劫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的笨贼的行为么？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三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第一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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