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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后听政时
西后垂帘听政时，袁世凯以出卖戊戌六君子功任北洋总督，极意结交阉宦，使侦后意向以投其好，因之宠眷逾恒。其时国步方艰，朝庭罔恤民力，值后诞辰，疆吏搜珍选异，各出心裁，以贡品之良窳，卜恩眷之隆替。煌煌盛典，举国骚然，惟北洋大臣近在辇毂之下，独无所献，人咸咄咄称奇，然袁意别有所在也。某日，后巡观珍品，啧啧称赏。最后目注四堵，沉吟无语而出。宦者以告，袁猛省曰：“得之矣。”
即搜集名画若干帧，盛饰以进。后大悦曰：“慰亭实获我心，吾正思此物，此物来矣。”
袁所费最少，独邀青睐，其善伺意旨，诚不可及也。后袁当国，左右便佞亦师其故智，揣摩风气，袁亦不悟。以是知当大任者，其不为宵小所惑，盖亦鲜矣。
△办共和
袁帝制自为，身败名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君宪救国论
杨度知其隐，欲以一言为天下先。四年春，与袁长子克定谈及变更国体事，克定曰：“兹事体大，必罗致国中群彦，相与研讨，庶足以杜悠悠之口。任公（梁启超）领袖名流，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乃遣介邀梁至，克定先言曰：“近有人以共和不适国情，主张变更国体。先生谋国之忠，必有所见。”
梁仓猝不知所答，久之，始期期曰：“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
梁退，杨与克定谋曰：“推任公之意，盖只问立宪与否，而君主、民主非所计也。”
是年夏，杨撰《君宪救国论》，命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密呈袁氏。袁省览至再，语夏曰：“姑秘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
自是春光泄漏，国人有以窥袁隐矣。
△幕僚中三要角
时府中有内史若干，其首要为内史监，犹今之秘书长也，阮忠枢任之。阮随袁久，小站练兵时即为入幕宾。此外内史中杰出者，一为张一麟，亦小站旧人，资望逊于阮，信任几与相埒，以内史兼任机要局局长（隶属政事堂）；一为夏寿田，系陕抚夏时之嗣，少年掇高第，杨度为之推毂，治事勤敏，袁颇礼重之。袁昧爽即兴，盥栉竟，往签押房披阅案牍，习以为常。阮有烟霞癖，起床晏；张兼绾局务，亦未能如时入。
夏乃独任其劳，鸡鸣即至，示尝后时。袁浏览绝疾，且阅且批，某也交政事堂、某也交军事统率办事处、某也交内史，批讫，纳之大红封套中，分发各处。其要件须作答或指示办法者，袁氏喃喃作语，夏则据案角振笔疾书，俄顷立就，殊惬袁意。其时国务院更名政事堂，徐世昌总揽一切，人呼“徐相国”，有呼“相国”而去姓者。下设左、右丞各一，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另设机要局，局长即张一麟。
夏以新进，与袁不跬步离，近水楼台，得月宜早。尊如阮忠枢，亲如张一麟，外而政事堂，内而机要局，所得个中蕴秘，皆瞠乎其后。岂惟瞠乎其后而已，有留中未发者，且须就询于夏焉。夏权责日高，嫉之者亦日众，而袁氏真意所在，他人莫测高深者，夏独能心领神会，如见肺腑。杨度有荐贤之谊，夏感推毂之劳，故夏之所知者，杨亦能知之。而霹雳一声之君宪论，于是乎作矣。
△春云渐展
是年七月，冯国璋进见，嗫嚅而言曰：“共和政体，行之数年，国人失望甚矣。愿总统多负责任，跻国家于富强之域。璋不敢壅于上闻，冀垂察焉。”
袁叹曰：“子为国家谋，或无不当，为吾谋则失计甚矣！吾有子三人，皆不肖，倘吾君临天下，将难乎为继。若云传贤，则不如总统之为善也。”
冯退而叩诸张一麟，张曰：“老头儿初无自帝之志，二三子为固宠计，长君之恶。此何等事？稍有常识者皆知其必不可为，吾知必不见信也。”
冯又往询梁启超，梁亦曰：“聪明人那得做懵懂事？”
冯乃释然南返。
时有美国行政法学专家古德诺氏，受聘为顾问，法制局参事林步随为其舌人。古将返国，袁叩以临别赠言，古曰：“言之幸勿见罪。贵国人民程度远逊欧美，躐等以行共和之制，是何异削足适履也。以吾观之，如改行君主政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袁顾林步随曰：“书之。”
是日，即以译文送《亚细亚报》发表。时外间对袁猜疑日甚，《亚细亚报》又为御用机关报，其所论述奚啻出自其口，因之益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未几，即有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六人，联署发起研究国体之团体曰“筹安会”者出现。揭幕伊始，仅以“共和政体适用于中国与否”为研究之对象，浸假而及人的问题矣。之六子者，除杨、严外，几无一不与民党有甚深之关系，尤令人咄咄称奇。时人呼为“六君子”。
△一段老话
杨度倡君主立宪论，不自今始。欲明杨之言行及倡导君宪论之原委，当不嫌词费，远溯民国前一段老话。
清政不纲，民忧国辱，有志之士惧危巢之将倾，侨寓东瀛以兴亡为己责者，一时有雨后春笋之势。惟各有怀抱，各走极端，伐异党同，轧轹日甚。综其大别，不外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途。其所揭橥者，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
持君宪论者，以为法治既修，一切有轨范之可循，即不必谈到对人问题，矧国步方艰，外侮日亟，苟召阋墙之衅，将贻解体之忧；主张民主立宪者，则谓治人治法，不可偏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苟以茸之满廷操持宪政，是衣土偶以文绣也。两说聚讼，壁垒相当，其领导人物，一为老同盟会之中山先生，一为保皇党之梁启超。杨度依违其间，不作鲜明表示。盖彼持论与梁同，而保皇与否（即翊戴清室）则非所愿闻。
时两派各有刊物，大吹大擂。保皇党刊物即梁氏主持之《新民丛报》，同盟会刊物为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所主持之《民报》。杨则独树一帜，创设《中国新报》与之鼎峙焉。
中山自南洋行抵东京，下车后首访杨度。杨寓饭田町，中山凡三宿始去。盖杨旷代逸才（此袁氏赠杨语），中山颇礼重之。欲祛其所惑，俾在民主旗帜下为一忠实同志，而杨意不欲。分袂时，中山侃侃言曰：“吾舌已敝，而君胶执如故。今可分道扬镳，以观最后之成败。”
杨曰：“吾有一友人，与公宗旨吻合，当介以相见，必能相得益彰也。”
中山颔之。其人即大名鼎鼎之黄兴。黄识孙乃出于杨度之力，此亦天下事之不可解者。
梁卓如（启超）文采斐然，为海内外论坛巨擘。主编《新民报》，家喻户晓，然阅者悦其文之美而鄙其见之陋。时留学界为种族革命之热烈情绪所包裹，相约不投稿。惟徐佛苏臭味相投，时时撰文为之补白焉（该报台柱，系蒋尊簋之尊人智由，别署观云）。《民报》出，一鸣惊人，传诵遍于海宇。杨度所主持之《中国新报》，其有力份子为熊范舆、薛大可、雷光宇等。
先是，日本法政大学系日人梅谦次郎所主办，范源濂与之商，就该校组法政速成班，一年毕业。杨度、雷光宇均第一班毕业学生。其第二班毕业之列前茅者，第一名孔昭焱，康有为弟子，系保皇党中坚；第二名汪兆铭（精卫），同盟会健将，后为《民报》主笔；第三名熊范舆，则杨度信徒，《中国新报》要角也。
该校速成班，亦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其彀矣。其后各省选派优秀分子纷纷往学，高谈法治，遂为一时风尚所趋。杨之君宪论，虽欠精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当时翕然从风者，实繁有徒。更有意志薄弱辈，彷徨歧路，几为杨所吸引焉。
旋杨因事归国，袁世凯、张之洞等交口称誉，荐之于朝，廷对称旨，赏四品京堂，委宪政编查馆提调。是为杨晋身仕阶之始，亦为与袁世凯结纳之始。无何，武昌起义，袁氏再起彰德，朝旨甫颁，杨即赴彰为之规划。宣统三年冬，摄政王谋缓和民气，出汪精卫于狱，杨且与汪组国事共济会。
清帝将逊位，袁遣使南下议和，以杨久处扶桑，多与党人谋面，命秘密赴沪，协助一切。杨与黄兴等有旧，斡旋其间，颇竭心力。盖尔时之杨氏，不袒清室，不助民军，而以拥袁为唯一途径矣。
△六君子之结合
筹安会未发生以前，徐佛苏、丁世峄辈上书袁氏，请改帝制。袁命夏午诒商之杨度，授意徐、丁组织研究国体之团体，以觇人心向背。袁意未欲杨氏参加，盖欲以不关痛痒之人为前驱，而留杨隐身幕后也。杨以为此辈望浅，不足以当大任，即挺身自任，总揽一切，仅邀丁、徐入会而已。孙毓筠夙为民党，在东瀛时与杨过从甚密。
清末，孙与段某、权某潜赴江宁，有所营干，事发，江督端方下之狱。杨驰书营救，端许之，以孙口供数千言制版寄杨，所言皆主张政治革命，与杨不谋而合。光复后，孙曾任皖督，解职走京师。袁与寿州孙相国有旧谊，孙为其同族，以是颇推屋乌之爱，孙亦表示亲袁，密献帝制策。杨闻之，乃邀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
严复为留学界先进，与袁克定交最厚；刘师培精研汉学，蜚声于时，均以学者被杨罗致。李燮和、胡瑛则民党中人，亦列名为君子。严事后语人：“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晰子曾过我纵论时政，我告以所见。未几，报端即发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拉夫政策！”
闻者唯唯而已。
△梁任公一鸣惊人
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
杨曰：“吾亦云然。”
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
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
当汤、蹇之至津也，将有所陈说。任公未待其启齿，袖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示之，二子相顾愕然。文中掊击袁氏不遗余力，二子不敢白来意，乃婉谏曰：“先生亮节高风，诚足以风末俗。然先生共和党首领也，获罪于当道，其如党人生计何？”
梁曰：“吾志已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二子商恳至再，梁乃删去其中声情激楚之文句。且致函晰子与之绝，谓：“吾人见虽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云。原函甚长，清雅可诵。二子归，私叩张一麟：“国中清议如此，而项城一意孤行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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