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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由自在。夕阳影里，已近市区，及至归家，便到黄昏时候，和姊丈及我姊淡谈家常，即行安眠。
关于访问亲戚故旧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两位最爱好，最友善的异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梦鹤都逝世了。梦鹤逝世后，我从此便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他夫人甚贤慧，而青年守志，我一向未见过面，未便访问。子青哥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年均幼穉，我们的这位表嫂，我也未见过，这是旧礼教和大家族的封建制度所限制了。再回忆到子青和梦鹤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后死者没给他们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实在很多愧憾呢。
亲戚中，我的顾氏表姊也逝世了，她还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静澜我师，续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认为外孙女，以慰老怀。但她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叫她表姊好呢？还是叫她师母好呢？朱师那时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书先生，也不能再做职业慈善家，那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也取消了，家计也日趋困窘。其时我家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表弟吴霞赤，得了一个什么厘卡差使，请他相助为理，大约在浙江省某一处地方，不想朱师就在那里得病，急即送归家中，不数日便即逝世，此时我尚在山东青州府，还不能向我师抚棺一恸呢。
还有我师徐子丹先生，自从乡试中举以后，赴京会试时，我去送他，联捷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东。连任了山东三处地方的知县官（县名我已忘却）。有一时期，我还在山东，但不相闻问。但徐先生却殁于最后任所，自赴京会试送他后，从此便不曾见面。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手扶柩回藉安葬，在家择日开吊。我知道了信息后，做了一副挽联，那天从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师呀。
诸亲戚中，只有桃坞吴家，却还兴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现在砚农表叔当家。他们家的产业，本来只限制于苏州本地，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是苏沪铁路通后，交通便利，一天可以来回；二则是上海日趋繁盛，商业发达，获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义的，也曾有人劝他在上海有所营运，他总是摇头，他说：“上海是鬼子世界，我们也不想发什么洋财。”
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于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
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此外，还有几位旧友，从前开东来书庄，出“励学译编”的同好，也都散处各方，媒求职业，只有我的谱弟李叔良还在故乡，在中小学校教书，约了他，在“吴苑深处”喝茶，以叙契阔。这个吴苑，是我在苏时常去的地万，现在许久不来，熟友甚少，觉得“旧雨不来今雨来”了。还有我的岳父母还住在苏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带了女儿，亦必须去省视一下，以叙别情。这样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须要回上海去了。
至于家具器用，箱笼衣物，想运一些到上海的话，那只是空想罢了。以家具而言，我父亲从前置备甚多，从厅堂以至卧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里的要好得多。以前没有什么外国家货沙发椅之类，可是中国式的太师椅、杨妃榻等等，我们也是应有尽有。后来屋子住得越来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过于求。因此有的寄给人家，有的借给人家，有的老老实实卖给人家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即如我结婚时的一张新牀，虽不大考究，却是照苏州迷信的俗例，不能卖去的，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搬运到上海去呢？还有箱笼等物，我母亲的嫁妆红漆箱四只，我妻的嫁妆红漆箱四只（还是簇新的），还有白皮箱，黑皮箱，单是这箱子就有十余只，不管里面都是些旧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顿呢？
还有我的书橱、书箱，开出来一看，蠹鱼先生已经据为己有了。无论新的、旧的，有用的、无用的，好像都不忍舍弃。我妻也是一样，对于衣服器物，甚至厨房用具，都有恋情。我说：“除去木器以外，对于细软，我们现在只好拣最切要需用的带一点去，以后不是常常要到苏州来吗？来一次带点回去就行了。”有了这缓冲之法，便把此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