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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中文网 www.zwzl.net,最快更新钏影楼回忆录最新章节!

    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势力的。虽然那时是在前清末纪,政治腐败,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为欲改革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江苏教育总会设立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总其成。

    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是张季直(謇),并无副会长,另有一位总干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过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记得了。这位总干事,就同后来的秘书长似的,管理会内一切事务。每逢开会,都是他报告处理一切行政事项,纪录开会时的议决案。他是住在会里的,可以领取一笔夫马费(实在便是薪水),其余的干事,都是没有薪给的。

    江苏教育总会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酱园弄(后来改名为青岛路),我初到时报馆去的时候,还是在酱园弄的,后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就在老西门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两层搂来,便作为永久的会址了。

    到那个时候,会务也忙起来了,干事中如沈信卿、袁观澜、黄任之诸君,最为活跃,他们是中坚份子,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时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教育界中,颇有势力,以张謇为会长,可以直接与江苏最高长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学阀,还有一班人,骂之为“西门破靴党”。

    入会的资格,要办过学堂,当过教员的人,或是对于新教育有知识的人,我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我起初并不想入江苏教育总会,后来却参加了。一则,楚青劝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个干事,却从不到会,但时报在教育界颇占势力,虽然陈景韩、雷继兴,都未加入(他们不高兴加入),而常到时报馆来作客的人(简称息褛中人),大半是那边的干事与会员,藉此可通声气。二则,有许多苏州同乡,都怂恿我加入教育总会,可以有部份力量,在故乡或可多少便利之处。所以我的介绍入会的人(须有两个会员介绍),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苏州绅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会员,第二年,他们便选举我为干事了。干事约计有二十余人,但我实在是个哑干事,在会议席上,难得发言。这因为我在江苏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们都是教育界老前辈呀!不过我是有表决权的,徜然我不列席,表决权就少一票。所以每逢开会,总是打电话到报馆里来催请,被催请得急,只好去了。他们的开会时间,总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候,我总在报馆里发外埠新闻,被他们一捉就着。遇到他们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拚命的打电话来,宛如十二金牌一般。这是义务性质,自己还要贴钱。但亦有所酬报,开完会后,会中备有一顿丰富的夜饭,足供一饱。

    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便即取消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以为教育是属于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针,不能操纵于一班士绅之手,会员们、干事们,也都别有所事,有的离沪,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写此稿时,从前教育总会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只剩一个黄任之,还在活跃咧。

    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以外,我所加入的集-会团体,便是南社。我从山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参加时,觉得人数极少,不过十余人而已。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到了后来,社员渐渐多起来了。每年有一次大会,但仍然是聚餐性质。地方没有一定,我记得有一次在苏州虎丘开会,还是坐了画舫去的;有几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馆开会。原来社员的入会,再简便也没有,有朋友介绍,说某君愿入南社,说出他的姓名履历来,大家都赞成。也有某君,某君,我们要邀他入社,只要某君答应了,便算是社员了。社员虽多,并不须要列席,即使算是开会了,聚餐一回,餐后即散,无所事事。到了后来,有了编辑社友诗文集这一件工作,算是一点成绩。

    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里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还有许多人,也都是到上海来后认得的。后来在南社成为主干人物的柳亚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时还在他的故乡吴江黎里镇咧。那时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陈佩忍与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西门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陈朱两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开会聚餐等,总是由朱少屏处发出通知,社员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颇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词客般,吟诗填词,他是敬谢不敏的。不过他在办事上,甚为干练,在新学界中,认得的人也很多,后来于右任发起的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太平洋报,都由他帮忙拉拢不少。

    在南社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侨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来于上海的人。最初,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时报而言,就只有我一人,申、新两报,是阗其无人。有一天,狄楚青问我:“南社里是有些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个革命机关。”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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