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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有两件事，与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过去以后，也就谅解，并无一点芥蒂了。
在第二年开始，省里有命令，各中学堂要添设体操课，青州府中学堂本来没有体操课的，乘年假我回到南边来时，曹耕翁便托我请一位体操教员。我道经上海，和朋友谈及此事，那时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帮着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书社。”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号粹庵，可以担任此事，粹庵是学过体操的，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当时也便即行约定了。
我们同到了青州，山东学生对于体操一课，甚为高兴。我于此道，实在外行，据说也都是日本学来的，名之曰兵式体操。曹耕翁还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转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国兵的制服。（这一项冠服，上海制就后，运到青岛后，为德国人扣留查询，多方解释，始得放行。）学生大概出于好奇心，也很高兴穿这种制服。虽然把辫子塞在操帽里，棉袄裹在操衣里，也显出一种尚武精神来。至于操场，学堂里有的是旷地，不过那里都有树木，徐粹庵还讨厌这些树木，说：“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说：“这不过几十个人罢了，难道是一师一旅，要什么大操场吗？”
过了几月，粹庵说是经学生们请求，要什么盘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儿。他说：“这是属于柔软体操的。”我想：山东学生，懂得什么柔软体操呢？是你这个体育教师的新贡献吧。当时什么网球、篮球之类，内地尚未梦见，每天喊着“开步走！”“立正！”太无意思。姑徇所请，在操场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学堂里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里派人来的，于是写信到府里去，请置一秋千架，府里也答应了，但迟迟不来装，以为此乃不急之务，几及一月了，粹庵又来催我。我说：“再等几天，待我面见曹耕翁时，提起一声吧。”
这时，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学堂里了。那一天，到学堂时，粹庵很高兴的告诉我道：“秋千架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看看吧”。我说：“那就很好，府里派人来做的吗？”他说：“不！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我想怎么是学生自己做，急往看时，原来是截去了一棵柏树，把它横钉在另外两棵柏树中间，下面系了两条粗绳，悬住一块板，据说是学生合力动手，而粹庵自然是总指挥了。
伹是无端截去了一棵柏树，被钉的两倮柏树，也受了损伤，那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本地人对于这些柏树，很为宝贵，他们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云门书院，地方上的公产，算是借给府中学堂的，当时的点交清单上，还列明柏树多少株的，怎么可以随便砍伐呢，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负责的。当时我埋怨徐粹庵，为什么不通知我，让学生们擅作主张，但树木已经砍下来了，枝叶已经丢掉了，所谓既成事实，又有什么办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对于这事，大不高兴。他虽然谴责徐粹庵，但我觉得就是谴责我。他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以为学堂里做一个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贵的柏树，地方上人一定啧有烦言。我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封谢罪的信去，自承己过。截下来的一棵柏树是无法想了，幸而是较细的一棵；被钉的两棵，把它解放了，也还不致有大损伤。此外便请府里，立刻来做秋千架。我笑语同事各教员道：“为了老柏，却使老伯不大高兴（因为我呼曹耕翁为老伯），以后我们要谨慎些呀。”
另有一事，却较严重了。原来那时的山东巡抚为周馥，（号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么事要到青岛去，与德国人有什么交涉。从济南乘着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要经过青州府的。省里先有一个通知，给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说抚宪路过青州府，要令本府全体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送，以示本省兴学有效。
那时府里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学堂里来通知一声，说是明天抚台大人过境，应请监督率领了全班学生，到火车站排队迎送。谁知这位幕友，碰了我一个钉子回去。我说：“不但是我不到车站上去迎接，连学生我也不教他们到车站上去迎送。”我说：“办学堂是为的造就人才，不是为官场中送往迎来用的，今天接一个抚台，明天送一个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车站，不必再读书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里觉得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辞，又推了一位高级幕友王鸿年先生来。此人也是一位知县班子，他很能宛转陈词，他说：“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为然，学生岂是要他们送往迎来的。不过据兄弟们的意思，省里既然要我们去接，我们也不能不服从。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的学堂办得怎么样了，学生们整齐不整齐，倘然我们太倔强了，别的没有什么，怕的与太尊的考程有碍。我想如果朗兄不高兴去，请派了监学李先生去，也无不可。”
我听了王鸿年的话，只得转意了，便说：“既然如此，就请监学先生带了学生们去吧”。于是传谕学生，明日到火车站迎候抚军，恭听训诲。可是学生们消息很灵，已知道了这事，便来问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说：“我穿了素服，没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则我头痛发烧，火车站上风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们去。”结果，学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没有去。
这件事，在第一次的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来过以后，我就有一点悔心，觉得言语也说得太激烈。试思中国官场，那一个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听。曹耕翁是位长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事怕要损了他。不过前次那位幕友，神气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领学生去接官，我是有点傲气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对学生一番申说，学生都是青年，他们一闹别扭，那大家都不愿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监学先生陪了学生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他说：“不但学生们没有见到抚台，连太尊以及益都县也没有见到，说是一概挡驾道乏。据说：抚台大人在专车里睡中觉，概不见客。”我问：“那末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接他吗？”他说：“他那里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站了班，只见一个武巡捕，手里抓了一大叠手本，喊道：『那一位学堂里的头脑？』『那一位青州府中学堂的？”他望着那班学生发怔，后来我迎上前去，他说：『着学生一概退去！』我们听了，也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里去时，不无媒蘖其词，说我怎样不近人情，而曹耕翁听后当然也就不大乐意了。到了王鸿年来过，我并不坚持学生不去车站，也赞成监学可以陪了他们去，他也渐渐释然了。及至火车站的情形，他也自己亲眼看到时，也觉得甚没意思。其实周馥并不注意什么学堂与学生，他也并不要学生去车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属讨好上司罢了。那时周馥已是七十多岁了，是一个聋子。有人说：“他其实并不聋，关于遇到尴尬的事，他便装着聋子，没有听见。”他在他的专车里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术，语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