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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中文网 www.zwzl.net,最快更新钏影楼回忆录最新章节!

    到青州府中学堂后,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

    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对主人带点官气的,也行此礼),二则,他向你请安,你也要还礼吧?不回礼似乎有点倨傲(本地尊长对于下辈是不回礼的),如果要回礼请安,我们很不习惯。

    于是我们南来的教员们提议,把请安改为打拱、作揖,然而学生们对于打拱、作揖都不习惯,他们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东西来。见了这种打拱作揖,各教师均掩口胡卢而笑。于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以后学生见师长,既不要请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这个礼节,起初学生们还不大习惯,忍不住还有请安,后来渐渐地矫正了。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耍弄得不好,踏着自已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我的话又说野了,言归正传的说,初到青州府中学堂时,也颇有种种趣事:譬如课堂里的红桌帷,以及种种红的色彩,我都教他们除去了,但是这个会客厅的红椅靠,红坑枕等等,他们都不肯换。原来在中国一向以红色为吉,以白色为凶,尤其是在官场,做官的人,更为迷信,一定要触目见着一些红颜色的。他们因为客厅里是太尊时常要光临的,他来了,如果见一白无际,没有一点红颜色,是官场所禁忌的。他们既如此说,这本是官学堂,不脱官派,只好听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无伤大雅者,也只好听之。

    关于商量课程的事,首先是国文。国文教员本来有两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辞职去了,他们就是上课不规定时间,而上堂只是圈点通鉴的,曹耕翁告诉我:他已经在济南请了一位教员来了,这位教员,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张的。

    英文与算学,是杜安伯与胡菊如两人分担,这两人都是南方来的(胡菊如是宁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员两人,这理化教员那里去请呢?就是在上海,当时能教理化的人也难觅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个天主教堂,据说教堂里也办有一个小学堂,却介绍了两位理化教员来,一位姓白,一位姓黄,每星期来上两次课,那都是府里请他们的,我可全不管。说老实话,我也不懂什么理化,这黄、白两位先生,自已带了一本书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写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里先来通知了,说是今天下午,有两个外国人来参观学堂了。什么外国人,我起初以为又是什么德国人来乱搞吧?便请李先生来一问,原来就是本地天主教堂里的两位神甫,要来看青州府的新学堂了。我说:“我们要怎样招待他们吗?”李先生道:“不必!随便领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这两位种甫来了。我以为既是外国人(说是美国人),必然是西服笔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见之下,却是长长的蓝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马褂,脚上双梁缎鞋,雪白土布的袜,头上一顶瓜皮帽子,顶上还有一个大红帽结。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个山东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东口话。李先生引领他们到课堂各处去看看,口中不绝地说:“好!好!也是!”一副谦恭下土的态度。我想: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传教,也穿了中国内地的衣服,按照中国的礼仪风俗,这真可谓“深入民间”呀。

    我来当这个中学堂的监督,本来可以不但任教课的,我的关聘上,也没有要我担任教课。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担任一点课,属于训育之类,随便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上了课以后,可以认识了这班学生,不在于太隔阂,也可以亲近起来,这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觉得太空闲了,好像有点无功食禄,于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讲点什么课呢?要我可以担任,而学生们可以听得进的才对。后来我想出一法,我说:我试讲讲:“论语”如何?曹耕翁大为赞成。我和曹耕翁,都是从八股出身的人,对于论语当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书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书来。

    于是排出课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课,规定在星期一、三、五。我们这个中学,仅有一间课堂,并无班级,真是简单之至。我的讲论语怎样讲法呢?说来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选了一个题日,写成一篇讲义。不过八股是有排北,有规制,这所谓讲义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这个讲义,却并不是高头讲章式的,有时把时事、新政,都穿插在里面,学生们倒也觉得新鲜可喜,如果宋儒理学大家朱、程二先生当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这小子离经叛道的了。

    这个中学堂,虽然也有暑假与年假(那时中国还奉行夏历),但是学生们每逢春秋两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余天。春天是春耕时朋,秋天是秋收时期。因为他们在学堂里,固然是长袍短褂,是一个学生,回到家里,脱去鞋袜,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们都是自耕农,没有租佃的,他们名正言顺的来告假,我可以拒绝吗?我忽发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们这学堂,不放暑假与年假,或缩短暑假与年假,而改放春假与秋假,使学生得以便于农事,岂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学堂要放暑假与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们是个官学堂,不能违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办这个中学堂,总算是很为顺手。第一、曹耕翁的言听计从,从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范围里做得到的,并不强人所难。还有,那学堂的经济权,握在府署里的,学堂里有所需要,如与经济有关系的,当然要与府里商量,经过批准。一年以后,风气也渐渐开了,又因为当时那种官办学堂,优待学生,各县的学生,也很多愿意到这个府中学堂来就学。似乎这六十位的学额太少,我常与曹耕翁讨论增额。

    曹耕翁也愿意增额,伹是增额先得筹经费,而且要向省里去请示,不是贸贸就可以的。因为学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斋舍,假使我们增额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斋舍十间(以两人住一间,原有学额是六十名),并且一切饭食杂费,都是由学堂供给,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经费若干,那是要通盘筹算一下的,而且要经省里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筹出一笔经费来,添建斋舍,学额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时,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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