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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来改的，最初是唤作学堂），便不能无历史、地理等课目。教地理连地图也没有一张，岂非憾事，那些专习八股文的先生们，四川是否通海？长江缠到黄河里去，也得先开开眼界。这个地图的风气既开，竟有许多绅士人家，向我们买了大幅的世界地图，悬在书房里，代替挂屏用的。除地图以外，还有动物、植物的挂图，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学校里的，他们也欢迎作为壁上的装饰品。
日本文的书籍，当然无法推销（后来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几家日本书店去看看，全汉文的书就不少，连“杜工部诗集”也有的）。但对于数学书籍、英汉文词典等等，也有人来定购的。除了图书以外，我们还带卖一点文具，也都是从日本寄来。日本那时已经有不少仪器，都是从西方仿造来的，但是价钱既贵，我们小资本店就不敢问津，而且在苏州也难觅销路，只是批发一些细巧的文具，都是苏州所未见的。那个时候，墨水笔也没有，仅有铅笔，也是舶来品。关于许多纸品，如信封、信笺之类，我们销得很多。信封是一种双层纸的，里面一张画着各种画，外面一张薄纸，映出里面的画来；信笺是一种卷筒纸，纸张洁白，你高兴写多么长，就写多么长。此了中国固有的信封信笺，自觉耳目一新，雅有美术趣味，也是苏州人所乐用的。
东来书店的生意发达，不到三个月，已是对本对利，不到一年，我们的资本，自一百元变成了五百元，好在我们即有盈余，从不分红。但是既然赚钱，便思进展，不是在人家墙门口，以一种开春联店的姿态可以济事了。因此在玄妙观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觅得一市房，是一开间上下楼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书店，出这么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个店员，因为那些股东，大家有事，不能常来轮值，我们励学会的同人，便公举我做了东来书庄经理，那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的。
我虽然还有教书工作，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要到东来书庄去一次。那时不全是贩卖日本图书文具了，因为中国的风气渐开，上海也出了许多新书、杂志，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这时苏州还不能看上海当天报纸，一直要到苏沪火车通后），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但是所用的那个店员是外行，所以写信接洽等等，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还有店中的帐目，从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纸帐簿，记出每日所售之货，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后，造了几册分类的帐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为之而已。
但东来书庄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得意，就是我们对于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为在太湖流域一带，到处都是水乡，各地都有航船，而苏州也是聚会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于是有的立刻配给他，没有的便给去搜罗。上海有几家出新书的，我们也略有联络了。生意愈推愈广，不仅是苏府各县、各乡镇、连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了。
我这个小书店经理，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难得的好处，不论什么新书、新杂志，我得以先覩为快，因此有许多顾客上门购书的，问到我时，我可以略说一点大意。杂志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几篇文章可读，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书贾了。不仅此也，而且我在东来书庄，认识了许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朴，初见面时，便是吴讷士（湖帆的父亲）陪他到东来书庄访我的。住居吴江同里镇的金松岑、杨千里，本来也是老主顾，每到苏州，必来访我。还有昆山的方惟一（他当时姓张，叫张方中，后来归宗，叫方还，辛亥以来，一度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那时他在角直镇沈家教书的，也常来光顾。此外城区里的许多文人，都是最初在东来书庄买书时认识，后来成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权，后又号今觉，是周馥的孙子，藏邮票甚富，人称他为中国邮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扬州。向我们定了一批日本书，许多都是算学书，一时我们未能配齐，他大发其少爷脾气，称我们为书侩，写了一封长信骂我们，那时我也不服气，写信回骂他，称他为纨袴子，发臭脾气，大打其笔墨官司。辛亥以后，他从扬州迁居到上海来了，我们认识了，时相酬酢，到了老年，还提起那件事，互为轩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话：“不打不成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