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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新空气，吹到苏州来了，苏州也算开风气之先的。大家传述，西方人的一切学术，都根据于算学。但是旧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商业中人要用算术，读书人是用不着算术的。从前我们的算术，也有三种，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盘），三曰笔算。心算就是在心里计算，不要看轻它，尽有好本领的。我最佩眼那些菜馆饭店的夥计（苏州称“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满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账起来，他一望而知，该是多少。而且当时苏州用钱码，这些菜馆用钱码又不是十进制度，以七十文为一钱，如果一样菜，开价是一钱二分，就是八十四文，这样加起来，积少成多，他们稍为点一点碗碟，便立刻报出总数来了。算盘是商业上通用的了，不必细说。笔算有时也用得着，但属于少数，铅笔也未流行，谁带了毛笔来算账呢？
但西方的算学，明末传到中国来了。在清代也曾以算术取士过的了。不过大家都钻研于八股八韵，把这一门学术，视为异途，早弃之不顾。现在趋于维新，要效法西人，学习算术了。可是西法的算学教科书还没有，只好搜求到中国旧法的算学教科书。我当时借得了一部（书名已忘却），线装木刻的，共有四本。里面的数目字，还是中文，并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只到加减乘除吧，我埋头学习，学到加减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同，我记得那个乘法，是用“铺地锦”法，说与现代名算学家，恐怕他们还瞠目不知呢。
我这无师自通的算术，也就浅尝即止，后来又读起日文来了。自从中日战事以后，我们觉得日本国虽小而此我们强，于是许多新学家，及政府里有些自命开通的人，都愿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学。留学自然最好到欧美去，但是到欧美去，一则路途远，二则费用大，三则至少外国语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费省，即使不懂日本话，也不要紧，因日本与中国为同文之国，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楝、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学法政；后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学师范。至于其它各种科学，问津的很少，老实说，日本那时也不大高明。而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以为学了法政以后，回国后就可以做官；学了师范以后，国内正预备大兴学校，将来教书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时髦了，他们可以在洋举堂里，当一位教师。
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他们把日本的有些法政书籍，都翻译了中文，而日本的许多书籍，则都译自欧美。我们读欧美文字的书不容易，读日本文的书，以汉文为主，较为容易，我们因此间接的读到了许多欧美名著，这不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半功夫吗？因此大家便发动了读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为了留学日本的基础，一半是为了可以看日本的书籍。
但是到那里去读日文呢？尤其是在苏州那地方。可是自从中国甲午之战后，中国割地赔欵，又许开了五口通商，苏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苏州的葑门、盘门之间，有一块地方，唤做青阳地，特许他们作为租借地。也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可是其它一无建设。原来日本到底是个小小岛国，那里有西洋人肆惫侵占，开辟殖民地那种气魄，而青阳地却是苏州一块荒僻地方，苏州人，谁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里去。虽然日本人到苏州来的不少，却只在城里做一点小生意。
其时有一个日本人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记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们国内也到处有寺院，有僧众。有一个本愿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会一般，向各处传教，不过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那个日本和尚，就是本愿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个本愿寺），他在苏州城内，开了一个日文学堂，于是我们怦然心动了，我和李叔夏、马仰禹等几个人，便去读日文。好在学费并不大，每日只上一点钟的课，时间在下午五时，还不至妨碍我的教书工作。
虽说是日本和尚，并不像我们中国和尚一样，仍旧穿了他们的和服，不过脚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双了。他便把我们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来，先教五十一个字母，什么平假名、片假名，我们也就这样阿、衣、乌、哀、屋的念起来，思之可笑。这些日文教科书，在中国是没有的，也由他去办，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邮局寄来。这些书，正是日本初等小学教儿童的教课书。
那时李叔夏最用功，书也读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们的文法，便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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