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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己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后），而我则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苏州从前吃茶的风气，我也颇得力于此种茶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茶会，在胥门养育巷的一家茶馆里，每月约定日子，至少聚会两次。在聚会的时候，便无天无地的讨论一切，有什么新问题、新见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辩难，居然是一个学术座谈会了。那个茶馆里，往往有一种圆桌，我们便开了圆桌会议，笑语喧哗，庄谐杂出。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文会，轮流当值，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属于文史的，或是属于时事的，大家回去写了一篇，特地送给当地名人去指点批评。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与通谱者二人，一为戴梦鹤（昌熙），一为杨紫驎（学斌）。紫驎与我同庚，却比我小几个月，叔良，梦鹤都比我小几岁，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梦鹤最聪明，十五岁就进学，文章斐然，兼擅诗词，年十八九岁，所写的字妩媚绝伦，虽老书家亦叹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绶卿，为一孝廉公，现在盛杏荪（宣怀）处当文案，也算是一个通晓洋务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时迁居沪上，往依其兄，并时预备进上海洋学堂，不作科举之想了。
当时为了国家变法，国内要开学堂之说，也盛唱一时。外国人在中国来开学堂的，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都是外国的教会办的，这些学堂，国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当时也怦然心动，想我也可以进那种学堂，从新做起学生来吧。但是我的环境不许可。第一、我现在是要瞻家的了，虽然现在所得馆谷不多，但如果连这一点也去掉了，家用更难支持，而我的母亲要更苦了。第二、进学堂要学费、膳费（苏州无洋学堂，非到上海不可），既无进款，反加出款，这笔钱从那里来呢？三则，祖母年老，孙承子职，我不能离开苏州，出外就学呀！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覩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
我把这信息告诉了子青哥，他也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种旬刊，每十天出一册，还是线装的，用中国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每期中粱启超必定自写一篇，其余也有许多别人所写的，以及欧美的政论，并且还有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国的翻译国外侦探小说，也是从时务报首先开始的。（后来梁启超又办了“新小说”杂志，写了“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中国人写小说，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我不曾定“时务报”，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于是兴女学咧、劝人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关于各种学业的，也有“农学报”、“工商学报”，吾乡的汪甘卿先生（是个举人），在上海办有“蒙学报”，以为启蒙之用。不独是上海，渐渐的有各省开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许多杂志，如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之类，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变，汪康年改办了“昌言报”，“时务报”也关了门。后来国事愈演变，思想愈前进，辛亥革命以后，以康、粱主张君主立宪，国民党诟之为保皇党。可是平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粱启超的“时务报”，对于开风气一方面说来，不能说没有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