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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后，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蠭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份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于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补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毫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于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后，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的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徵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徜被磨磡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到后来，那种书坊店的奇诡的书都出现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书”，好大的口气，真吓坏人。我极好奇心，去买了一部，薄薄的两本，翻开来一看，尽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为的应试文，还有许多名人的应试文，我可不记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后来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号万里，在北京开报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为张宗昌所杀。
此外，清代的许多禁书，也渐渐地出现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书，关于种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满思想。可是苏州那个地方，到底还是范围狭小，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数），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帆，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内地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馆东是巡抚衙门里一个书吏，家道小康，这位先生难得见面，所以他的大号，我也不记得了。教三个学生，他们脩金较丰，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张家。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已十四五岁了，名为开笔作文，出了题目，难得交卷，强迫着他，东抄西袭，不知涂些什么，而且虚字不通，改笔也无从改起。三天两天，不到学堂，家里也放纵他。这种抚台衙门的书吏，也是世袭的，大概他们也不想在科举上求取进，这个馆地，只处了一年，我实在敬谢不敏了。
我从家里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么远啊！而盛家浜的朱师处适在中心点，因此常到朱师处打尖歇脚。顾氏表姊，视我如胞弟，有时不住在馆里，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馆。朱先生依然在家开门授徒（闻曾有一度馆在严孟繁“家炽”家，旋即离去）。其时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为知己，曾订金兰之谱（当时所流行的，俗名换帖弟兄），他比我小三岁，温文尔雅，词笔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为与这位盟弟的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驎、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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