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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病势厉害，大家都发急了，家中人又都没有医学常识的，“病急乱投医”，请了这个医生，未能见效，又请另一个医生，这与病人是太不相宜了。
虽然苏州那时已有了外国教会所办的医院，用西法治病，但大家都不相信它。害了病，还是要中国医生诊视，而我所最恨者，要是换了一个医生，必定把前一个医生所开的药方推翻，只有他所开的方子是对的，别人所开的方子都是不对的，再换一个医生，也是如此。医生越换越多，各人的见解，越是不同，弄的病家无所适从，到底听了那个医生对呢？而一个病人睡在床上，做了他们互相争竞的目的物了。
当时我父亲病了十余天，身体已虚弱不堪了。一个医生道：“不能再打下他的食滞了，须要用补药，补他的亏损了。”另一个医生道：“我父亲的病体，是虚不受补，现在吃的补药，把病邪补住了，须将所吃的补药剥去，再行施治。”试想：这样不是教病人太苦了吗？但我父亲已自知不起，坚不肯吃药，母亲苦劝不听。及至祖母临床，他回念自己是一个遗腹子，幸赖寡母抚育长大，未曾有所报答，不禁泪涔涔下，祖母要他吃药，他就吃了。
上半年，姊姊出嫁，父亲以向平之愿，了去一半，姊丈许嘉淦（号杏生），也是一位读书人（父亲不相信商业中人），颇为温文尔雅，比我长两岁，笔下比我好。虽然我们家道很拮据，勉强凑付，也得一副不太简陋的奁具。姊丈早孤，有两兄，不事生产，所以常来我家，和我讨论文字，吾父顾而乐之，以为郎舅至戚，在文字相切磋，不是更为相得吗？
不想下半年父亲就病了，病而至不起，宁非意外的惨伤，那种悲痛的事，到现在已近六十年了，想起来，真是非常摧心。我当时还有一种感想：祖父在三十多岁已故世了，父亲在四十多岁亦故世了（故世时四十五岁，我今日写此稿时，正是一百岁），遗传下来，我的寿命，也不会长吧。但我今日忽忽年华，已是七十多岁了，人家还恭维我得天独厚，老而弥健，但我了无建树，只是虚度一生而已。
写到此，想起一件事，在我四十多岁时，在上海有一位老友管君，招榄我人寿保险，我那时笔耕所入，每岁收获，尚有余资，而子女众多，念此亦等于储蓄之一途，乃欣然应命，拟以五千元投保二十年。这是上海一家著名之英国保险公司。保寿险先得要检验身体，这是我所知道的，于是由管君陪我到该公司所指定的外国医生处检验。这个外国医生，我也不知道是英国人、美国人，听心脏，验小便，又用小榔头，敲我膝盖，令其反应，问我：“曾患过性病否？”对他说：“没有。”闹了一阵子，管君说：“三四天后，保证书就可出来了。”乃迟至两星颠，未有回音，我以电话问管君，管君支吾其词，我情知不妙。管君说：即来访我。我说：“生死有命，孔子所云，大概我是不及格了，兄亦无须讳言。”管君说：“不！我知道该公司检验身体者，不止一医生，我现已知道有另一医生，我们明日再往检验可也。”我此时甚为心灰，由管君强而后可。则此医生，年龄已老，白髯垂胸，云是法国人，检验也未如前医生之苛细。验后，管君私问之，医言：“大致可及格。”果然，三日以后，保证书即到了。这保险到了我六十六岁满期，连息得七千余元，足为长儿留学德国之需，亦云幸矣。
父亲逝世之日，尤其使我痛心的，他要我读书，至少也得青一衿。假使父亲今秋不死，本年我可以徼幸进学，也未可知。因为巽甫姑丈曾说以常理而论，可以获售，但要视看文章的人目光如何。因为考场中看文章，有如走马看花，而这一丛花，不是特别惹人注目的花，也许是欣赏了，也许是错过了，这要看你运气如何了，因为照文字而言，也在可中式与不可中式之间呀，如果父亲迟一年故世，而我于今年进学，不是稍慰了他在天之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