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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春天，病了一场，这上半年的学业，全荒废了。其实这个年纪，是一生求学最严重的时代，在学校制度上，当进入高中了。父母因为我病已告痊，实为大幸，也不来督责我。并且我也在家不大出门，朱先生那里也不去，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往来。不过我的学业虽不进，我的知识当然随年龄而自然增长了。我仍旧喜欢看杂书和小说，这时候，中国的杂志也尚未流行，我于小说，不论什么都看，甚而至于弹词与唱本。母亲不甚识字，而喜听那些悲歌离合的故事，在她深夜作女红的时候，我常常在灯下唱给她听。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我当时就有装订成好几本，虽然那些画师也没有什么博识，可是在画上也可以得着一点常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风土、习俗，各处有什么不同的，也有了一个印象。其时，外国已经有了汽球了，画报上也画了出来。有一次，画报上说：外国已有了飞艇，可是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翅膀，人家以为飞艇就是如此，而不知这是画师的意匠。（飞机初时传至中国，译者译之为飞艇，画者未见过飞机，以为既名为艇，当然有帆有舵了。）后来在上海办杂志，忽发思古之幽情，也想仿效“点石斋画报”那样办一种，搞来搞去搞不好，无他，时代不同，颇难勉强也。
我以为无钱买新书，只能常跑旧书店。那时旧书店里旧书，还没有像后来奇货可居，但是大部的旧书，我还是买不起的，只是那些小部的，普通的，刻印得不精的。每一旧书店，往往在门前摆一个旧书摊，一条护龙街上，有几十家旧书店（有的还带卖小品旧货），我则常常巡礼于那些旧书摊，而猎取我所欲得的书。
我在旧书摊上，购的书倒也不少。较古的什么“世说新语”、“唐代丛书”等等，校新的什么“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部等，还有许多残缺不全，破碎不完整的，我也兼蓄并收，以价较便宜，不过制钱数十文，或仅十余文，本来人家已是字纸笠中的物，我却抱人弃我取的心。偶然出门带一根“钱筹”（按，当时墨西哥银圆已流行于苏州，而并无辅币，却有所谓钱筹，削竹为之，每根为二百文，由各钱庄所发行，虽制作甚简陋，而信用甚著），回来可以购得一大捆。
但我不大量的买，只是今日买一两册，明日又买一两册，护龙街几家旧书店，都认得我的，因为我不是买大部的书，精印的书，而只在冷摊上，拾取残编断简，这并不是什么好主顾。但是那些摆在在摊上的书，几经风吹日晒，久已置之度外，而看我只是一个书房里的学生，也就马马虎虎了，可是虽然日购一两册，积之已久，成了几大堆。又没有好好地一个书房，好好地一个书橱，于是弄得桌上、椅上、榻上、床上，都是那些长长短短，厚厚薄薄，破破烂烂，残缺不全的书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旧书摊上，见有“李笠翁十种曲”，但残缺不全的，只有半部。我想半部也好，十种曲不是就有了五种吗？因为残缺，自然取价甚廉。携回家去翻翻，连“风筝误”也在其内，甚为高兴。乃过了一月，在另一家旧书摊上，又发见了半部，这正是我所缺少的，遂即购之而归，当然价甚便宜，正不知道一部书为什么分了两个旧书摊呢。
即如沈三白（复）的：“浮生六记”（在“独悟庵丛钞”中），我也是在冷摊上购得的，这时上海的“申昌书画室”用铅字版（当时名为“聚珍版”）印了不少的书，我所购的有“西青散记”、“三异笔谈”、“解颐录”、“快心编”，……亦为数不少。“浮生六记”缺二记，久觅不得，东吴大学教授黄摩西（常熟人）出一小杂志名“雁来红”转载之，而上海书贾又翻印之。世界书局的王均卿（文濡）伪造二记，人不知觉，连林语堂亦为所蔽。五十年后，沈三白忽走红，家喻户晓，而且大摄其电影呢。
十六岁的下半年，博览群书，把当时视为正当的作举业文的功课都抛荒了。可是巽甫姑丈很注意我，不过他自己常常病倒在床。即使不病的时候，也是一灯相对，懒得出门，从前一年还到我家来几回，看望我的祖母，现在他自己不来，却派子青表哥来看望外祖母，常常的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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