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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普惠，字洪赈，本是常山九门人。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父亲张晔，本是齐州中水县的县令，张普惠随父亲到中水县，在齐州接受学业熏陶，他专心研读远古的经典，勤奋不止，等他返回故乡，到程玄处听讲学习，精通《三礼》，兼好《春秋》，对百家学说都有所掌握，儒士都对他十分称誉。
太和十九年(495)，张普惠被任为主书，带制局监，和刘挑符、石荣、刘道斌一同当值，高祖对他很了解。后来他转为尚书都令史。任城王元澄看重他的学问，为他提高名声。仆射李冲曾经到过元澄家中，看见张普惠的言论，也十分敬佩他。世宗初期，张普惠转为积射将军，元澄被任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启用张普惠担任府录事参军，不久负责冯翊郡的事务。
元澄有丧服在身，想在七月七日集会文武职官到北国进行猎射。张普惠奏劝元澄说：“我以为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都是用行动仪制表达情感，是不能更改的道理啊。但是最大的苦痛，深深铭记于终身之外；而铭碑刻文，主要是在丧期之内。以外不可失去礼节，所以在外的人不可没有节制，所以断之为三年，在内的人不可以立即就除去丧服，所以要督促于日月。礼，大殓之日要鼓素琴；用它来代表吉祥。小宝之上，不是虞纎殓除的时候不洗澡，这就是用制度来约束。曾子问：‘相识的人有丧，可以同他去祭祀吗？’孔子问答说：‘只服丧而不祭祀，又怎么能有助于人呢？’祭祀既不相与，我怀疑也就没有宴饮的道理。又说：‘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孔子回答说：‘脱丧服去祭奠，不符合礼法啊！’注释说：‘为了让他忘却哀痛啊。’我以为刚除丧的时候，不备酒食，在小丧之内，怎么可以去观看狩猎呢？《杂记》上曾讲：‘大丧之下，既葬适人，人给予他们酒食，他们的一伙人也可以食用，而不是他们那伙人也不给食物啊。给食物尤要选择对象，对于猎射就更令人迷惑了。我见您明确告知，确立了狩猎会集的日子，将于七月七日的时候，集全城的文武官员，到北国去较量武技，相互行相见之礼。这时又不是秋季大阅的时候，恐怕又涉嫌妨碍农家节气。国家缟素刚除，殿下丧服仍在，释怀为乐，由此教育百姓，便是变更先王的章程制度，忘却悲哀情感，恐怕不能以此来昭示您的品德，为子孙榜样啊。按照《射仪》，射者是以礼乐为本的，忘掉这个本而从事射，不可以说是合乎礼法呀。钟鼓不摆，也不可说是乐啊，除了这二者，又怎么用射呢？何况七日之戏，命令制度没有，所花费用，我考虑有违事体。现在府库还很空虚，需要等待新的租税，一点小的趣味，停下来也很方便。请您等到九月，再装备完善去尽兴而去；然后奏狸首反丘之事歌乐，宣告矍相的命令，声音轩悬，建起云钲，那时正是百姓之人人欢欣快乐之时啊。所以我希望您能让我朝的慈善贤名得以远近皆闻，百姓以此为希望。行动言语都依循礼法规则，希望您能广泛请教，垂询下问，予以采纳。彰扬他们的一管之见，宽恕他们失言的责任，那么社会田野无遗歌，人人都有奉献的积极性了。”元澄本意是要采纳张普惠的意见的，找了个借口自己作罢，于是回答说：“文武之道，自古就有一定成规，明耻教战，振古常轨。现在虽然不是公开的制度，但这个州继承以前的风俗，已经有了一定方式了。既不劳民损公，那么任由他们私下较射，又有什么损失呢。况且练文习武，人之常艺，怎么能于常规技艺之间，必须做什么命令规定呢？我原本想依照以前州府相率成习的规矩，于公务之暇，习艺的良时来进行，也没有讲要动用库物钱财。礼，兄弟内除，明哀已经过去，小丧，客来主人不能绝乐。听乐既然可以，观武又有什么妨碍呢？只不过我自想此缘故必须停止，先用命令停止后才收到你的请求，深知你的用意。”
元澄转到扬州后，又启用张普惠为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不久又加任威远将军。张普惠既然受元澄知遇，所以他历任二代藩王的幕佐，很有声誉。回京之时，张普惠装束简单，元澄送给他二十匹绢用来充当行资。回到藩王所在之地后，仍负责羽林监。
又有元澄遭遇到太妃去世，文武百官为太妃立碑写颂，准备在碑上题“康王元妃之碑”几个字。元澄求访张普惠的看法，张普惠回答说：“认真查寻历代朝廷典章，但只有王妃之称，而没有元这个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的人，意思是同下面‘继室声子’相对应。现在烈懿太妃作为先王之妇，更没有声子、仲子的嫌疑，我以为不必假借‘元’字来区别其名位。况且用氏配合姓，我认为这是对人活着时候的称呼，所以《春秋》有‘夫人姜氏至自齐’之句。既然去世下葬，就要用谥号来配姓，所以经上书写‘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有‘来归夫人成风之離’，都证明应当用谥配姓。古时的人妇女死后随从丈夫的谥号，今烈懿太妃品德冠绝一世，所以受到特别的褒彰与赐赠，这就是万代的重要事情，怎么能容在评定名谥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称烈懿呢？”元澄听从了他的意见。
及至朝廷大军大举再征钟离时，张普惠担任安乐王元诠的别将长史。班师后，授职为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府司马。不久又升为步兵校尉。后又以这个官职兼领河南尹丞。世宗去世，因与甄楷等饮酒游玩之事连坐而被免官。骁骑将军刁整，家中原有旧的规定，将要举行俭朴的葬礼，张普惠认为这做法太过矫情，同刁整书信讨论，事情记载于刁雍传中。过去的惯例，免官的人，三年之后降一职后再启用，如果才优而被提拔授官者不在此例。熙平时期，吏部尚书李韶言张普惠有文采学问，依照才优提拔之例，应当特别提拔使用，朝廷命令任职为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廷舆论因其不降级而荣耀。当时任城王元澄为司空，他的表议书文记录，大都出于张普惠之手。
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怀疑为祖母服丧期三年之事，博士们各自意见不同，命群官共同商议。张普惠议论说：“认真按照二王祖母的问题推论，这二位老太太都是先王予以诰命的。做为二国的太妃，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是二国最初被封的母后。《丧服》‘慈母如母’一句在三年这一章中。传上也讲：‘贵父命也。’郑玄为之注释说：‘大夫之妾的儿子，父亲如果在则要为母亲做大丧，于是成为士之妾之子为母举丧的丧期。父亲去世都因此为准。’这就是大夫命令妾之子，用来报答母之慈爱，仍然是在尊重父命，为之三年。何况天子命他的儿子为各国国王，命生他儿子的母亲为该国的太妃，反倒自己同公子为母丧身着粗服和穿九月之丧服吗？轻重颠倒，没有比这个更甚的了。传书讲‘始封的君主，不让自己的兄弟称臣’，那当然服丧也当如此。如鲁、卫列国，互相服丧判定无疑啊。怎么说呢？《丧服》讲‘君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传书上说：‘怎么用大功？尊贵相同啊。尊贵相同，那就得按相同服丧期来服丧。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不可以称先君’。但是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然要因相等的尊贵来互相为之服丧，不可以用公子的标准来压抑天王。所以降有四品，君、大夫因尊贵而降，公子、大夫的孩子因厌而降。名称事例不同，怎么可以乱了呢？礼法规定：大夫之妾的儿子，因父命慈悲于自己，延伸到三年。太妃既然受命于先帝，光照一国，二王祭祀祖先庙社，显名受赐于大的藩国，父亲同处高位，亲近而不称为公子，虽然许、蔡失去其地位，也不过如此而已。《服问》上说：‘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受厌，妻子尚要获得伸展，何况广陵、北海二王，论封乃是被封之君的儿子，说到太妃乃是诰命太妃的孙子，继太妃承继重位，远别先皇，更因先后的正统，厌生自己的祖先，比之如皇姑，不也太远了吗？现在既然允许他们延续其服丧再规定他们服丧的期限，比之慈母，不也很明确吗。经书上讲：‘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书上讲：‘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亲、然后为祖后者服斩。’现在祖辈乃是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继承，母亲是太妃，这就是二王要服三年之丧的证据，议论的人背离真正的经典而依附错误的考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何况天子尊重规则让其享受祭礼，并不是什么臣妾的地位，怎么能命她为国母而不让他的子孙按其所亲来服丧呢？记书上讲：‘随同服丧的人，要随同所故去的人，这是标准啊。’又说：‘不为君母之党服丧，就要为他的母亲之党服丧。现在既然所随从的已经故去，不因亲服丧而服丧其所生，那属于所随从的服丧又从何处施行呢？如果因诸王进入朝廷而成为公卿便同一般的官大夫相等，那么现在的议论，都不要用来说什么藩国的话了。现在诸王，自然同于列国，虽没有到他的围城，但同其他臣属仍然并非同列，受一方之封，不得用诸侯来讲他们啊，让我斗胆请求根据周礼，让二王为太妃服丧三年。”
当时议论者也有不同意见，国子博士李郁就在罢议之后，作书质问张普惠，张普惠根据礼法回答，三次郑重其事地书面交锋，李郁的理由站不住脚而认同于张普惠的观点。后转任谏议大夫。元澄对张普惠说：“我不高兴您得到谏议这个官职，惟独高兴谏议这个官职得到您。”
当时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赠相国、太上秦公。张普惠因前世皇后之文没有“太上”之号而到殿上疏，陈述这样做不可行。左右都十分畏惧害怕，不敢为他通报。正值张普惠听说胡家在修墓下坟时有一块大的坚硬石头，于是就秘密上表(表文略)。太后阅览了他的表章后，亲自来到胡国珍的宅院，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和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地讨论这件事，并派使者召张普惠来相互问答，又让侍中元叉，中常侍贾璨监察得失。任城王元澄问张普惠说：“汉代高祖刘邦为帝，尊自己父亲为太上皇。现在圣母临朝，赠自己父亲为太上公之号，追求这个原因事实，并不是没有过规定啊。何况皇帝举动就可以成为准则，又何必要遵循什么旧制呢？”张普惠回答说：“天子的命令称为诏，太后的命令则称为令，所以周代的臣子有十乱，文母参予啊，仰思所难，窃以为不当相比。”元澄又说：“前代太后也有称诏的例子，圣母有想保持谦虚的道理，所以不称诏罢了，怎么能用诏和令的区别来废除母后对父亲的孝思呢？”张普惠回答：“皇后的父亲称太上，自古未有。前代之母后难道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吗？您怎么不远遵古来之义理而非顺从现在皇后的旨意呢？我不理解太后怎么在称诏称令上谦虚却在太上问题上不谦虚。窃以为圣后应当一直保持自己谦虚之美德。”太傅、清河王元怿问道：“过去在晋代，褚氏临朝当政，殷浩在给褚裒书中讲：‘足下，令之太上皇也’，怎么太上公反倒导致疑惑了呢？”张普惠回答说：“褚裒因女儿辅政而推辞不再入朝。渊源为讽刺他的不恭敬所以有太上一称的讽刺，本来称呼他的错误，不是记载他的正确，不想殿下用这个典故来诘难我。”侍中崔光说：“张先生表中引证晋有小子侯，本来出自郑玄的注释，不是出自正式经典。”张普惠回答说：“这虽然不是正式经典的文献，但他所讲述的是正式经典的含义。您好古习礼，又怎么能再用这个来指责呢？”御史中尉元匡因此对崔光说：“张普惠的密表中讲，晋时的小子侯，因名号相同而被认为是假过兮。现在的事，太上公名称同太上皇、和晋小子的事又相类似，但我不才不敢辨析他的对错。“张普惠回答：“中丞既然怀疑其正确，却不纠正其错误，这怎么能符合在三独之位的名望呢。”尚书崔亮讲道：“张普惠谏议的所见，正因为太上之称呼不应当施行在人臣身上。但是周朝有姜太公尚父之称，身兼二个名称，人臣尊重的称呼，因此知道并非是从现在开始的。”张普惠对答他说：“尚父的称号是指有品德应该崇尚；太上的称号是指上中还有上，名义相同而实在意义上相异，这也并不能相提并论。”崔亮又说：“古时有文王、武王，还有文子、武子。然而太上皇，太上公又怎么能嫌它们的相同呢？”张普惠回答说：“文武者，是指品德行为的事迹，所以事迹同所以谥号同。太上者，是尊贵至极的地位之称，怎么能通行实施于臣子。”廷尉少卿袁翻说：“《周官》载有：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然不同，但同为上，何必说上者都是极尊呢？”张普惠严厉地呵斥袁翻说：“礼法上有下卿上士，何止于大夫与公爵，但现在所行的是将太加于上，二个名称并举，是非常的极尊。你的那种言辞乃是雕虫小技，平时或许还可一用，到了这种地步，怎么是你所能达到的呢？”袁翻很有惭愧之色，默不复言。任城王元澄说道：“谏劝诤辩的本义就是各自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至于如何运用取舍，本来就在于应对当时之情。您刚才对待袁翻先生，为什么要声严厉色呢？”张普惠回答说：“他的话如果正确，适合于采用那是一回事；他的话如果不正确，恐怕就要有罪过相连了。正确错误必须辨清，不是因为不严肃的较劲竞争。”元澄说：“朝廷刚刚开启不避讳之门，以广大忠言的道路。先生现在讲意思在于争论义理，又怎么说要顾虑罪罚呢？”议论的人都因太后当朝理政，本意上相互都想崇奉顺从，于是就上奏说：“张普惠虽然言辞上不肯屈从，但是大家并不认同，涣汗已流，请仍然按照前诏所定。”太后又派元叉、贾璨宣读对张普惠的命令说：“我刚才召你和大家各位大臣一起共同对此问题争论，从头到结束，大家都不同意你的密言表章。我们所做所行乃是孝子的心意，你的陈述，也是忠臣所要遵行的道理。大家已经有了一个结果的定论，你不能再苦苦地改变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意。以后有所意见，不要因此而觉得难以开口。”张普惠于是拜谢太后之令告辞而还。
当初，张普惠被召入朝，传诏者策鞭宝马而来，十分迅速，等在那里催他前去，普惠儿女们惊恐万分，啼哭声一片。张普惠对他们说：“我处政治清明之朝，任谏议之职，假如不说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谏论别人想论而不敢论的事，便是惟惟诺诺，白受俸禄。人生固有一死，我只求死得其所，这便没什么可遗恨的。而今朝廷有道，你们不必担心。”等到朝议结束，圣旨慰劳其回家休养，亲朋故戚祝贺他蒙承皇恩。当时中山庄弼派人送信给张普惠说：“明侯您渊儒博学，身怀奇才，秉抱公心，出任谏职，忠耿正直，直言陈谏。像昨天在胡司徒府第，面对众人面折庭争，虽然大家问题古怪刁钻，而您却应答响如流水，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梆裁警，最终使后生们徘徊不前，众僚拱手默然，您的议论虽然不见得立即见效，一定会为百代之后传颂。听说此事，我很快慰，敬呈此书，略表敬意。”张普惠以信中美辞而自豪，每每说与人听。
张普惠觉得国中百姓的赋税，负担沉重，尚书计奏，又征收绵麻，他担心这会使老百姓不堪忍受，上疏说：
“听说尚书陈奏恢复绵麻的征调，遵从先皇的做法，臣朝思夜想，越想越后怕。什么原因呢？听说恢复高祖旧典，所以启发维新；旧典可复可不复，看其是否触犯当今大法。仰思高祖废除大斗，革去长尺，改变重秤，出于爱民之心，所以听从薄俺。知道军国必须帛麻日用，故称在课民幅度之间，觉得百姓应有绵麻之利，所以绢上加税绵八两，布上加税麻十五斤。亿万百姓得到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的好处，享受赋税轻微的利益，仅是不适应绵麻加税而已，所以百姓欢快地供奉国赋，来来往往勤快地劳作，可信的天子处上，欢乐的百姓在下。所以《易》说：‘和悦地驱使百姓，老百姓就会忘记劳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从高祖以来，尺度渐变渐长阔，老百姓嗟叹怨愤，朝野共知。臣思在皇太后没有临朝听政之前，陛下您居丧之时，宰相不考虑这件事情的本原，知天下百姓怨愤绵麻之税，不注意幅广、度长、秤重、斗大等引起民怨的现象，不革其弊端，存其当存者，而只放松绵麻征调，以此取悦天下人心，这就是所谓取悦百姓不以常道，正是愚臣我不敢乐观喜悦的原因。尚书既已知国家缺少绵麻，却不考虑法规的不能轻易更改，百姓言语的可畏，便想除去天下的大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成诏，臣追思以前的不是，推想后来的过错，启奏皇帝请求恢复绵麻征调，以充当国家度用。不思府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纷纷窃为己有。愚臣认为这于理未尽。什么原因呢？而今宫中的人请求调给布帛，缝制衣物，必定要考虑其重量尺寸。绢布，一匹布有一尺或一丈多的，而且不包括其宽度；丝绵，一斤或许就多出百铢来，我没听说朝廷要依照刑律开罪州郡。假如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就鞭打户主，连累三长，这正是教导百姓贪图小利呀。而今，百官领取俸禄，人们乐于布匹既长且阔，并要既厚且重的绵丝，根本就没有个限度。得到了长阔厚重的人，便说该州能征调，绢布既阔且长，那便会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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