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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亦先觉之为贤。”班彪之处北匈奴，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可为后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母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御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断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
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将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盖经事多耳。”
臣按：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须择其人，不得其人，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难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体，惟顾目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假上旨以许予，教敌人以请求，启其所未知，逄其所欲，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启衅端、开边隙者，皆此辈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苟逭一时者，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如范陵者。曹公为此言，自谓其经事多，岂不信哉？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遣之，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朝，德裕为相，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人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计陷之，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急攻数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将吏对臣无不陨涕，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人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可见矣。”
胡寅曰：“司马公之言过矣，使维州本非唐地，既与之和，弃而不取，姑守信约可耳。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乃欲守区区之信，举险要而弃之，可乎？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实也。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谓之信也。取我故地，乃义所当为，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又斥德裕为利、僧孺为义，是皆无所据矣。故以维州归吐蕃，弃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下维州遣兵据之，洗数十年之耻，追奖悉怛谋，赠以官秩，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维州悉怛谋之事，司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论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即密以其事闻之，朝廷且致书宰执，俟报下而行焉，报可则行，不可则姑已之，以待机会之来，如此，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且亦不起边衅矣。不然，若其人既归其地，已为吾所据，业已如此，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归其地而不予其人，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由是观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呜呼，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计得矣，如公义何？
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犹屈于突厥，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废朝三日，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其屈礼之之甚也。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不从，此盛王之谋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谓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臣按：昔以谓战、守、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战则为唐太宗，欲守则为汉光武，欲和则为汉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后内，执一而废二，以鏖兵为战，以画地为守，以解弛为和，则以战乃秦氏、隋氏之战，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由是观之，则知战、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