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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製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