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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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