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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制之义（下）
汉贾山作《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什一而藉，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读曰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之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而为驰骋田猎之娱，至于力罢财尽而不能供，违天甚矣，虽欲不亡，得乎？
贾谊言于文帝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纤（细也）至悉，故其蓄积足恃。今悖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縻（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倾竭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言无储积），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卖爵级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与着同）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臣按：贾谊告文帝，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国家粟多而财有余，则蓄积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军旅不足忧，守固而战胜，怀敌而附远，所为无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使天下无不耕之夫、不织之女耳。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劝百姓，节俭以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有以也夫。
汉制，大司农，卿一人，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欠也）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后汉始以属司农。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后汉省之，并其职于少府。
臣按：毋将隆言于哀帝曰：“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音贡）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应劭注《汉书》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由是观之，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非军国之需则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虽异于周，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不至混用而泛费，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常为撙节，使不至于不足，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何则？军国之需决不可无，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每留赢余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国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伏惟圣明裁择。
汉高祖时，张苍为计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德宗时，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总国计，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恩数与参、枢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会计之臣曰计相，同以相称，一以用人，一以理财，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奔驰天下者也。自汉初有计相，唐户部属有度支，其后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计相之职。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臣请如古计相制，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岁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会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仓皆满，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其后征伐、巡游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隋承周后，凡周人酒榷、盐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所仰止赋税而已，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给复百姓，其于赋税甚阔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飨不过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呜呼，文帝以俭约致富庶，炀帝以奢侈致乱亡，其明效大验，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误天下，其万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
唐制，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之事，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三曰金，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四曰仓，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欧阳修曰：“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欧阳修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所谓“经常简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则随时为之委曲，就其阙而补之，举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谓经常简易者焉，决不可轻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鉴也。已制兵以府卫，设官有常员，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何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凡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微哉？
李翱作《平赋书》，谓：“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赋之所以不平者，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核其出入。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言于德宗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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