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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魏曼·霍尔特在美国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做英国文学教授，他听说我正在附近的一个城市演讲——在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个距离就算是附近了——便写信来问我能否去给他的学生做个讲座。他建议我在他那里住几天，好带我看看周围的乡间风光。我接受了邀请，但是告诉他，我还有其他安排，最多只能在他那里住两天。他开车到火车站来把我接到他家里，我们喝了点东西后，就步行去了他的学校。我看到演讲厅里坐了那么多人，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我原本预计来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个，再说我也没准备要做正儿八经的讲座，只想随便谈谈。我看到在座的有不少中年人，还有几位老者。我猜想他们都是学校的教师，这可着实把我吓坏了，我真担心他们会觉得我讲的内容过于肤浅。但是我已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讲了。魏曼向听众介绍我的时候颇有溢美之词，我心里很清楚他说的那些成就都是我做不到的。我勉强讲完了，并尽我所能回答了一些听众的提问，随后便跟魏曼一起回到了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
有几个人跟着走进了这个房间。他们说了些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也不失礼貌地一一回应。就在我口干舌燥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向我伸出手。
“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高兴了。”她说，“多年不见了。”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尽管我已很疲惫，口干得说不出话来，但我还是勉强挤出亲切的笑容，热情洋溢地握了握她伸过来的手，心里却在纳闷儿此人究竟是谁。我的朋友魏曼教授显然从我的神情中看出了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了，他连忙说：
“格林太太是我们一位教师的夫人，她在我们这里教文艺复兴和意大利文学课。”
“是吗？”我说，“很有意思。”
我依然一头雾水。
“魏曼有没有告诉您，明天晚上我们要请您一起吃饭？”
“非常荣幸。”我说。
“就是家常便饭啦。只有我丈夫，还有他弟弟夫妻俩。我想佛罗伦萨这些年来一定变化很大吧。”
“佛罗伦萨？”我暗自嘀咕道，“佛罗伦萨？”
看来我应该是在那里见过她的。她五十岁左右，头发有些灰白，没有精心梳理，烫着不大的波浪卷。她身材略胖，衣着还算整洁，但没有什么特色，我猜想大概是从某家大服装店的本地分号买的成衣。她有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脸色有些苍白，脸上没有抹胭脂，只是淡淡地涂了一点儿口红。她看上去是个体面的女人，举止中有一种母性气质，显得平静而自信，在我看来倒还是有些魅力的。我经常去佛罗伦萨，说不定哪里遇见过她，而她很可能只去过一次佛罗伦萨，所以对我们的偶遇印象深刻，而我却记不起来了。我得承认，我很少同教授夫人打交道，但是眼前这个女人我一眼就能看出八成是个教授夫人。想想她的生活吧：平淡务实，省吃俭用，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平时不是纠缠鸡毛蒜皮的琐事，就是扯一些家长里短，日复一日过着忙碌而又乏味的日子。所以去了一趟佛罗伦萨她就激动不已，终生难忘，也就不难想象了。
在回魏曼家的路上，他对我说：
“你会喜欢贾斯珀·格林的。他很聪明。”
“他是什么专业的教授？”
“他不是教授，是个讲师，很不错的学者。他是格林太太的第二任丈夫。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意大利人。”
“哦？”听了这些话，我还是理不出一点儿头绪，“她那时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我想那段婚姻应该不怎么成功。”魏曼咯咯笑着说，“不过那只是我的推断，因为我发现她家里没有一样东西让人看得出她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我以为她家里至少会有一张长餐桌，一两只旧皮箱，墙上挂着刺绣袍子什么的。”
我哈哈大笑。我知道去意大利的人总喜欢买些无趣的东西——镀金的木烛台啦，威尼斯的镜子啦，还有那种坐着一点儿也不舒服的高背椅。这些东西摆在琳琅满目的意大利古董店里当然很好看，可是把它们搬到另一个国家，摆放在家里，却总是令人大失所望。即便是真品——当然是罕有的——也会显得不伦不类。
“劳拉很有钱。”魏曼继续说，“他们结婚时，她把在芝加哥的家从地窖到阁楼全部重新布置了一遍。那个家简直就像个展览馆，可以说是丑陋和庸俗的杰作。我每次走进她家的客厅，都会惊叹她有如此精准的品位，总能一丝不差地把自己家的客厅布置得跟大西洋城二流酒店里的婚礼套房一样。”
为了说明他这番话的讽刺意味，我要顺便交代一下，魏曼家的客厅里全是镀铬玻璃摆设，富有现代气息的手工织物，地板上铺的是具有鲜明立体派风格的地毯，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版画和切利乔夫的素描。不过，他招待我的那顿晚餐很丰盛。我们在晚饭桌上一直饶有兴致地聊着两人都感兴趣的话题，还喝了几瓶啤酒才结束。我睡觉的卧室也布置得很现代。我看了一会儿书，便熄灯睡觉。
“劳拉？”我暗自嘀咕，“这个劳拉究竟是谁？”
我开始认真回忆。我把在佛罗伦萨认识的每一个人回想了一遍，希望有哪个人可以勾起我的记忆，让我想起我在何时何地同格林太太有过接触。既然我要同她共进晚餐，我总得想起点什么，也好证明我没有忘记她。在社交场合，如果你想不起某个人，那他一定会觉得被怠慢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有些自命不凡，看到同自己打过交道的人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就会觉得很没面子。我昏昏欲睡，但是就在我快要沉入梦乡时，由于不再绞尽脑汁地回忆，我的潜意识变得活跃起来，我一下子清醒了，想起了劳拉·格林是谁。也难怪我把她忘记了，因为我跟她的见面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一个月，同她相遇纯属偶然。
记得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她当时的未婚夫在战争中丧生，她和母亲不辞辛劳到法国给他祭墓。她们母女是旧金山人。一番呼天抢地的祭奠之后，她们来到了意大利，打算在佛罗伦萨过冬。那时有不少英国人和美国人旅居佛罗伦萨，我在那里也有几位美国朋友，其中有哈丁上校夫妇——哈丁之所以被称作上校，是因为他曾在红十字会担任过要职。上校夫妇在博洛尼亚大街有一栋漂亮的别墅，他们邀请我去做客。上午我一般都会出去逛街，中午就在托纳波尼街上的多尼酒馆见见朋友，喝点儿鸡尾酒。多尼酒馆是个适合各种熟人见面聊天的地方，美国人啦，英国人啦，就连一些意大利人也经常光顾。在那里可以听到当地的各种传闻。通常在某家餐馆或离市中心一二英里外的某座古老花园别墅里，总有人在举办午餐聚会。查理·哈丁给了我一张佛罗伦萨俱乐部的会员卡，下午我通常会同他一起去那里打桥牌，或者玩一种只有三十二张牌的刺激的扑克游戏。晚上通常有聚餐，餐后或许会再打会儿桥牌，也经常跳舞。在这种场合遇到的总是同样一群人，好在人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也不会觉得乏味。每个人多少都对艺术感兴趣，这在佛罗伦萨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这里的人看上去似乎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却也不是百无聊赖的。
劳拉和她的寡母克雷顿太太住在一家较高档的酒店里。她们看上去过得挺阔绰的。母女俩来佛罗伦萨时带上了好几封引荐信，所以很快就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劳拉的遭遇引起了大家的同情，人人都出于恻隐之心而乐意帮助她们，而母女俩本来就为人谦和，也就很快成了大家喜欢的朋友。她们热情好客，经常在这家或那家饭店请客，吃的总是通心面，还有必不可少的扇贝，喝的总是基安蒂红酒。在这个大都市的社交圈里，克雷顿太太或许有些无所适从，大家都在煞有介事或嘻嘻哈哈地谈论着各种她听不懂的话题，可是劳拉却显得如鱼得水，仿佛她生来就适合这种生活。她请了一位意大利女人教她意大利语，很快就能同这个老师一起读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了。她大量阅读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佛罗伦萨历史的书籍。有时我会在乌菲兹美术馆或是哪座教堂里遇见她，她总是手里拿着《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在认真欣赏那里的艺术品。
那年她约莫二十四五岁，而我早已过了四十岁，所以我们虽然经常见面，也只是熟悉而已，算不上关系亲密。她绝对算不上漂亮，但是普通的相貌中透着几分别致。她长着一张瓜子脸，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头发乌黑，只是简单地从中间分开梳向两侧耳际，在脖颈后盘成发髻。她肤色很好，自然红润，容貌并不出众，但是五官端正，还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不过，最令人赞叹的还是她的举止动作既优雅又灵巧，所以当我听说她的舞姿“美若天仙”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她的身材很好，只是按当时的流行标准来看，稍显丰满了些。我认为她的迷人之处在于，她既有某位意大利画家笔下祭坛画中圣母马利亚的容貌，又透着一丝性感魅惑，这两者的交融实属奇异。不用说，她迷倒了很多意大利人，不论是那些每天上午聚在多尼酒馆的，还是偶尔应邀到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别墅去赴宴的。显然，她能从容地同那些频频向她示爱的多情年轻人周旋，表现得优雅迷人，对他们很友好，同时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很快发现，这些人对她大献殷勤，都不过是因为他们眼里看到了一位可以继承大笔遗产的美国女人。让我钦佩的是，她总能不动声色地付之一笑，巧妙地让他们知道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富裕。于是，这些情场猎手只好叹息一声，转头又到多尼酒馆这个快乐猎场去另觅猎物了。他们继续同她跳舞，照样还跟她调情，但已不再抱有同她结婚的幻想了。
不过有一个年轻人锲而不舍。这个人我也算认识，因为他常去俱乐部玩扑克。我偶尔也会去玩玩。要在牌桌上赢钱是不可能的，有些外国人输了钱后耿耿于怀，老抱怨说是意大利人合起伙来坑我们，其实倒也未必，或许只是他们恰好牌技比我们好而已。劳拉的追求者名叫蒂托·迪·圣彼得罗（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我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姓氏在佛罗伦萨历史上享有盛名），他打牌很大胆，甚至有些鲁莽，经常输得血本无归。这个年轻人相貌英俊，中等身材，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一头浓密的黑发从额头梳到脑后，油光锃亮。他的皮肤呈橄榄色，五官端正，还有点儿古典气质。他很穷，也没有什么正经职业，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吃喝玩乐，他的穿着总是时髦光鲜。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或许住在带家具的出租屋里，要不就是寄居在哪个亲戚家的阁楼上。他祖上留下了很多家产，到现在只剩下了离佛罗伦萨城大约三十英里外的一座十六世纪意大利风格的别墅。我从没见过这座别墅，但据说漂亮得令人惊叹，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常年疏于打理，花园里长着一些柏树和橡树，黄杨树篱杂草丛生，还有凉亭、露台、人工岩洞和一些年久碎裂的石像。他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是个伯爵，孤身一人住在那座别墅里，靠一小片葡萄园和几棵橄榄树酿酒、榨油维持生计。他很少来佛罗伦萨，所以我没见过他，但是查理·哈丁同他很熟。
“他是个典型的老派托斯卡纳贵族。”哈丁告诉我，“他年轻时做过外交官，见过世面，举止神气十足，哪怕同你打个招呼，都会让你感觉是种恩宠。他能说会道。当然啦，他也身无分文，虽然继承了一点儿家产，但都挥霍在赌博和女人身上了，不过他人穷志不短，常常表现得对钱不屑一顾。”
“他多大年纪了？”我问。
“大概五十岁吧，可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是吗？”
“贝茜，还是你来说说这个人吧。他刚来这里时还对贝茜大献殷勤呢。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
“别犯傻了，查理。”哈丁太太哈哈笑着说。
她看了丈夫一眼，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和睦夫妻。
“他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哈丁太太说，“他同任何一个女人说话时都会让人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这当然很讨女人的欢心。但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要是哪个女人真的上了他的当，那就是天大的傻瓜了。他长得很帅，瘦高个儿，保养得很好。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就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水汪汪的，头发雪白，但还很浓密，配上那张显得年轻的古铜色脸，真的可以说是相貌非凡。他面容消瘦，一副饱经风霜的神色，显得与众不同，很有浪漫的气质。”
“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也总是不放过任何好机会。”查理·哈丁挖苦地说，“他根本不会同意蒂托娶一个像劳拉那样没钱的女人。”
“劳拉自己差不多一年就有五千美元的收入。”贝茜说，“等她母亲去世后，她还会更有钱的。”
“她母亲还能再活三十年呢，这一家子有丈夫、公公和两三个孩子要供养的话，一年五千美元也不见得够，何况还要修缮一座连件像样家具都没有的破别墅。”
“我看那年轻人是死心塌地爱上她了。”
“他多大了？”我问。
“二十六岁。”
过了几天后，查理回家来吃午饭，那次正好我也在他家吃午饭，他便告诉我说他在托纳波尼街上遇到了克雷顿太太，老太太说她和劳拉准备下午同蒂托一起出城去见他的父亲，顺便看看那座别墅。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贝茜问。
“我猜想是蒂托要带劳拉去见见他父亲，如果老人同意的话，他就会向劳拉求婚。”
“他父亲会同意吗？”
“绝对不会。”
但是查理猜错了。母女俩到后，伯爵带她们在别墅里转了一圈，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克雷顿太太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只剩下她和老伯爵两个人走在花园的小路上了。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不过伯爵曾经在伦敦大使馆工作过，英语说得还可以。
“您女儿很漂亮，克雷顿太太。”他说，“我儿子蒂托爱上了她，我一点儿都不奇怪。”
克雷顿太太也不傻，她八成早已猜到了这个年轻人请她们母女过来看这座祖传别墅的用意。
“意大利年轻人容易心血来潮，而劳拉是个理智的人，她不会把男人的献殷勤太当真的。”
“我倒希望她对我的儿子不要太冷淡。”
“陪她跳舞的年轻人很多，我没有理由相信劳拉会对他情有独钟。”克雷顿太太略显冷淡地回答说，“我也不妨现在就明说了，我女儿收入不多，只要我活着，她不会有更多钱的。”
“那我不妨实话实说吧。我的全部财产就只有这幢房子，还有周围的几亩薄田。我儿子不能娶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但他也不会只图钱，他是真心爱上您的女儿了。”
伯爵不但仪表堂堂，而且还很有魅力，克雷顿太太对此不会视而不见。她的语气变得温和了。
“说这些其实都是不相干的。在美国我们不会包办儿女的婚姻。如果蒂托想要娶劳拉的话，让他自己去问她，要是劳拉愿意嫁给他，她应该会自己答应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蒂托现在正在向她求婚。我一心希望他能成功。”
他们继续散步，没走几步就看见两个年轻人手牵手朝他们走来。不难猜出刚才发生了什么。蒂托亲吻了一下克雷顿太太的手，又吻了吻父亲的双颊。
“克雷顿太太，爸爸，劳拉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这两个年轻人的订婚在佛罗伦萨社交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朋友为他们设宴庆祝。显而易见，蒂托深陷爱河，而劳拉似乎并不那么一往情深。蒂托相貌堂堂，性格活泼开朗，对劳拉情意绵绵，或许这就足以让劳拉爱上他了。只是她轻易不流露感情，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从容冷静，亲切友好，既不失庄重又很善交谈。我不知道她接受蒂托的求婚，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上了他的家族声望和显赫身世，还有那幢漂亮的别墅和充满浪漫情调的花园。
“不管怎么说，在蒂托看来，他们俩毫无疑问是真心相爱的。”我们聊到这里时，贝茜·哈丁这样说，“克雷顿太太告诉我，蒂托也好，他的父亲也好，都压根儿没想知道劳拉到底有多少家产。”
“我敢赌一百万美元，她的家底儿他们是一清二楚的，连折算成多少里拉都算得清清楚楚啦。”哈丁没好气地嘟囔道。
“亲爱的，你嘴里就没好话！”哈丁太太顶了丈夫一句。
哈丁又嘟囔了几句。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们的婚礼是在哈丁家举办的，席间宾朋满座，大家享用美食，大喝香槟。蒂托和妻子在伦加诺区租了一套公寓，老伯爵回到了他在山上的冷清别墅。过了三年后我才再次去佛罗伦萨，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还是住在哈丁夫妇家。我问起了这里的老朋友是否都好，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劳拉和她的母亲。
“克雷顿太太回旧金山去了，”贝茜说，“劳拉和蒂托搬回别墅同伯爵一起住了。他们过得挺幸福的。”
“他们有孩子吗？”
“没有。”
“接着讲啊。”哈丁说。
贝茜瞪了丈夫一眼。
“你这人太讨厌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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