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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更迷人的地方了。丹那美拉位于海边，沙滩边缘长着木麻黄。政府办公室仍设在荷兰人统治时建造的市政厅里，山上矗立着灰色的堡垒废墟，曾经葡萄牙人凭借这座堡垒，控制着不守规矩的原住民。丹那美拉有着悠久的历史，华商在海边建造了迷宫般的巨大宅邸，到了凉爽的傍晚，他们便坐在凉廊里，享受着夹杂着咸腥味的海风，而这些家庭在这个国家定居了三个世纪。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用马来语和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在马来联邦，仅剩的过去大都只存在于生者父辈的记忆中了，但好在现在还有想象力。
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丹那美拉一直是中东最繁忙的商业中心，这里的港口停满了船只，还有很多快帆船和舢板船从中国的海面驶来。然而，现在这个地方死气沉沉，弥漫着凄凉和浪漫的气氛，和很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一样，如今只能生活在对昔日荣光的记忆中。这里是一个冷清的小镇，陌生人来了，都将逐渐失去往日的活力，在不知不觉中与当地人一样，过着简单和慵懒的生活。橡胶产业的持续繁荣并没有让这里兴旺起来，随之而来的衰退却加速了小镇的衰落。
欧洲人聚居区非常平静。那片区域整洁干净。这里的白人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公司代理，他们的房屋建在一片巨大的运动场周围，他们所住的平房宽敞舒适，掩映在高大的玉桂树的树荫之下。运动场非常大，绿色的草坪经过精心的打理，就像大教堂的场院。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笼罩在静谧之中，美轮美奂，会让人想起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的区域。
临海有一个俱乐部，大楼虽然宽敞，却有些破旧，弥漫着衰败之气，走进俱乐部，你会觉得自己像是硬闯进去的，仿佛俱乐部正在停业改建和装修，而你却冒失地走进开着的门，进入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早晨，你可能会看到几个种植园经理从他们的庄园里来这里办事，他们喝过杜松子酒就会返回种植园。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也许会看到一两个女人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气，翻阅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傍晚时分，几个男人信步走进来，坐在台球室里，一边看别人打台球一边喝酒。不过每逢礼拜三这里会热闹一些。在那一天，楼上的大房间里会放留声机，人们从周围的乡村来这里跳舞。有时跳舞的人至少有十几对，甚至可以凑齐两桌桥牌了。
就在这样的场合里，我结识了卡特莱特夫妇。我当时住在警察局局长盖兹的家里，那天，我坐在台球厅里，盖兹过来问我能不能搭个手玩桥牌。卡特莱特夫妇打理一座种植园，每周三都带女儿来丹那美拉玩。盖兹说这对夫妇人不错，话不多，为人谦逊，和他们打桥牌挺愉快。我跟着盖兹走进台球室，盖兹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已经坐在一张桌子旁了，卡特莱特太太正在洗牌。她洗牌的手法很纯熟，我对牌局顿时有了信心。她的手又大又壮，两只手各拿了半副牌，灵巧地把半副牌的牌角插在另外半副牌的牌角下面，“咔嗒”一声，整副牌干脆利落地合在了一起。
她洗牌就像在变魔术。打牌的人都知道，只有不断地练习，才能把牌洗得这么好。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能够这样洗牌的人，都很喜欢玩桥牌。
“你们介不介意我们夫妻两个搭档？”卡特莱特太太问，“我们两个赢对方的钱可没意思。”
“当然不介意。”
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
卡特莱特太太抽了一张A，她一边快速而利落地发牌，一边与盖兹谈着当地的大事小情。但我知道她一直在打量我。她看上去挺精明的，但心地善良。
卡特莱特太太五十来岁（在东方，人们老得很快，但还是很难看出他们的年龄），一头白发梳得乱糟糟的，总有一绺长发掉到额头前面，她经常不耐烦地用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拨开。真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干脆用一两个发夹把头发别住，好省去不少麻烦。她的蓝眼睛很大，但脸色苍白，带着倦意。她的脸布满了皱纹，脸色蜡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她的嘴，使她看起来有些刻薄，总像是在讽刺什么，同时又显得很宽厚。你看得出，这个女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她喜欢一边打牌一边聊天（有些人就反对这样，我却觉得挺不错，因为我不明白在牌桌上为什么要表现得像在参加追悼会一样），而且，我很快就发现她这人很风趣。她拿人打趣的时候嘴很毒，但也很有趣，只有傻瓜才会发火。如果她不时说一句挖苦人的话，你也乐意用你所有的幽默感来体会其中的乐趣，而且，你很快就会发现，她拿别人打趣，也不介意别人用她来开玩笑。要是你能给出机敏的回答，把嘲笑的矛头指向她，她那张嘴唇薄薄的大嘴会形成一抹干笑，她的眼睛也会闪闪发亮。
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喜欢她的坦率和机智，对她那张朴素的面孔也很有好感。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对自己的外表如此不在乎。不光她的头发凌乱不堪，她身上的一切都很邋遢。她穿了一件高领丝绸衬衫，但是为了凉快，她把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露出一段枯瘦干瘪的脖子。她的衬衫皱巴巴的，一点儿也不干净。她抽了数不清的烟，身上全是烟灰。当她站起来和别人说话时，我看到她的蓝裙子急需洗一洗，下摆都磨损了。此外，她穿着笨重的低跟靴子。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她的穿着打扮很符合她的性格。
和她打桥牌是一种乐趣。她出牌很快，一点儿也不会犹豫，她不仅很懂桥牌之道，还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她自然了解盖兹打牌的手法，却是第一次和我打牌，不过她还是很快就看出了我的意图。她和丈夫之间的合作令人钦佩，她的丈夫打起牌来很谨慎，牌技非常好。但她了解他，所以她打牌时非常大胆和肯定，玩得很漂亮，还能赢。盖兹玩牌乐观到了愚蠢的地步，希望他的对手想不到去利用他的错误，如此一来，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卡特莱特夫妇的对手。我们连输了好几把，只好干笑，假装就算输了也无所谓。
“这副牌八成有问题。”盖兹最后神情凄楚地说道，“就算有了所有好牌，我们照样输得很惨。”
“这跟你们的牌技可没什么关系。”卡特莱特太太答，用她那双淡蓝眼睛直视着他的脸，“只不过是你们的运气不好罢了。不过上一把你不把红心和方片弄混，说不定还有点儿胜算。”
盖兹开始详细地解释搞得我们损失惨重的不幸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卡特莱特太太灵巧地一挥手，把牌摊成一个大圆圈，准备发牌。卡特莱特看了看时间。
“最后一把了，亲爱的。”他说。
“啊？”她看了看表，然后对一个正在穿过房间的年轻人喊道，“布伦先生，你上楼去的话，就告诉奥利弗我们过几分钟就该走了。”她转向我，“我们路上要走大半个小时才能到种植园，可怜的西奥天一亮就得起床。”
“我们每周只来一次。”卡特莱特说，“奥利弗只有在这天才有机会不受拘束，好好玩一玩。”
我觉得卡特莱特看上去又累又老。他中等身高，秃顶，脑袋光亮亮的，留着短而粗的灰白胡须，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系着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他穿戴很整洁，看得出比起他邋遢的妻子，他在穿着方面花了更多的工夫。他很少说话，但很明显，他喜欢妻子尖刻的幽默，有时还能很巧妙地反驳几句。他们显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人都年纪不轻了，一定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真高兴看到他们之间的感情那么坚贞，对彼此如此宽容。
这把牌只打了两手就决定了胜负，我们刚刚点了最后一杯苦味杜松子酒，奥利弗就下来了。
“真要走了吗，妈妈？”她问。
卡特莱特太太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女儿。
“是的，亲爱的。快八点半了。要到十点我们才能吃晚饭。”
“该死的晚餐。”奥利弗快活地说。
“走之前让她再跳一支舞吧。”卡特莱特建议道。
“不行。你晚上必须休息好。”
卡特莱特微笑着看着奥利弗。
“你妈妈决定了的事，亲爱的，我们还是乖乖照办为好。”
“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奥利弗说，爱怜地抚摸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颊。
卡特莱特太太拍拍女儿的手，吻了一下。
奥利弗谈不上漂亮，但十分清秀。我想她也就十九或二十岁，还带着一点儿婴儿肥，再瘦一点儿会更有魅力。她不像她母亲那样果断，而她母亲正因如此才显得个性十足；她更像父亲，继承了他的黑眼睛和微微的鹰钩鼻，也和他一样都很和蔼可亲。一看就知道她很强壮，身体非常健康。她的脸颊红红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有一种他早已失去的活力。她是那种典型的英国姑娘，情绪高昂，盼着可以享受生活，脾气也很好。
和他们分开之后，我和盖兹向他家走去。
“你觉得卡特莱特夫妇怎么样？”他问我。
“我喜欢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肯定人缘不错。”
“我希望他们能多来几次。他们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那姑娘肯定很无聊。卡特莱特夫妇像是有对方陪伴就满意了。”
“是的，他们非常幸福。”
“奥利弗长得像她父亲，对吧？”
盖兹斜睨了我一眼。
“卡特莱特不是她的生父。卡特莱特太太在嫁给他之前是个寡妇。奥利弗是在她生父去世后四个月出生的。”
“啊——！”
我拉长音说出这个字，融入了我所有的震惊、兴趣和好奇。但盖兹什么也没说，我们默默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男仆在门口恭候我们进屋。我们喝完最后一杯苦味杜松子酒，坐下来吃晚饭。
起初，盖兹十分健谈。由于对橡胶产量的限制，走私开始变得猖獗，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击这种奸诈的行为。那天，他们抓了两艘走私船，他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没收来的橡胶堆满了仓库，很快就会被正式焚毁。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不再说话，我们默默地吃了饭。男仆送来了咖啡和白兰地，我们点上了雪茄。盖兹靠在椅背上。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的白兰地。男仆离开房间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我认识卡特莱特太太有二十多年了。”他慢慢地说，“那时候她长得太美了。她一直都有些邋遢，但她年轻，这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她可真是个可人儿。她嫁给了一个叫布朗森的男人——雷吉·布朗森。他是雪兰登一个种植园的经理，我当时被派到阿洛利比斯工作。那时，那个地方可比现在小得多，整个社区想必都不超过二十人，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俱乐部，我们玩得很开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布朗森夫人的情景，就像昨天一样。那时候没有汽车，她和布朗森是骑着脚踏车过来的。当然，那时她看上去不像现在这么坚决。她瘦得多，肤色很美，一双眼睛格外动人，你知道，她的眼睛是蓝色的，一头乌黑的头发是那么浓密。如果她肯多花些心思打扮，必定会相当迷人。事实上，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
我试图根据卡特莱特太太现在的样子，以及盖兹那不太形象的描述，在脑海中勾勒出她曾经的（那时她还是布朗森太太）模样。从她那结实的身材，以及坐在桥牌桌旁的笨拙姿态，我想象一个身段玲珑的年轻女子，她的动作轻盈优雅，做什么都仪态万方。现在，她的下巴是方的，鼻头很圆，但她年轻时丰腴圆润，也就掩盖了这些缺点。她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里透红，一头浓密的棕发随意一梳。在那个时期，她穿着一条束腰长裙，戴着一顶阔边帽。或者马来亚的妇女当时仍然会戴的、老画报上登的那种遮阳帽？
“我有将近二十年没见过她了。”盖兹继续说道，“我知道她住在马来联邦，但不知道具体地方，后来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来到这里。我在俱乐部里遇见她，就像多年前我在雪兰登时一样，感到非常意外。她现在自然是上了年纪，变得面目全非。看到她有一个成年的女儿，我感到相当震惊，不由得感叹岁月如梭。上次见到她时我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哎呀，再过两三年我就要退休了。有点儿无聊吧？”
盖兹看着我，他那丑陋的脸上露出悔恨的笑容，还带着些许愤怒，仿佛我能帮忙控制岁月匆匆流逝的脚步。
“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回答。
“你没有一辈子都在东方生活。这会让人提前衰老的。到了五十岁就是老人了，到了五十五岁，人就成了废物，什么也干不了。”
但我不想让盖兹跑题，转而说什么年老的话题。
“你再见到卡特莱特太太时，有没有认出她？”我问。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觉得我认识她，却一时想不起她是谁。我还以为她是我休假时在船上遇到的人，只有一面之缘。但她一开口，我立刻就记起来了。我记得她眼里干涩的闪光和她清脆的声音。她的声音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你真是个傻瓜，但你并不坏，说实话，我还挺喜欢你的。”
“你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不少东西。”我笑着说。
“她在俱乐部里走到我跟前，和我握了手。‘你好，盖兹少校。还记得我吗？’她说。
“我当然记得。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都过了很多年了。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你见过西奥了吗？’
“我一时想不出她指的是谁。我想我看起来很傻，她轻轻一笑，就是那个我很熟悉的嘲弄的微笑，然后她给我解释了一下。
“‘西奥是我的丈夫。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我很孤独，他正好想结婚。’
“‘我听说你嫁给他了。’我说，‘希望你过得幸福。’
“‘非常幸福。西奥这人可好了。他马上就来。他会很高兴见到你。’
“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看来，我是西奥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了。我也没想到她会希望我见西奥。但女人都很有趣。”
“他为什么不想见你？”我问。
“这个我等会儿再说。”盖兹道，“西奥出现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他西奥，毕竟我一向只叫他卡特莱特，我也只当他是卡特莱特。见到西奥，我大吃一惊。你也知道他现在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年轻，留着一头鬈发，精神抖擞，干净利落。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身材好，举止得体，看得出经常运动。现在回想起来，他长得并不难看，虽然谈不上高大魁梧，但你知道，他很优雅，动作也轻盈。可当我看到这个老家伙，戴着眼镜、弯腰驼背，还是个秃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都认不出他来了。至少，他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也很感兴趣。他并没有表现得太热情，但他向来都是个话不多的人，我也没盼着他对我多热情。
“‘你在这儿遇到我们，是不是很惊讶？’他问我。
“‘我并不知道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是一直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你的动向。你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报纸上。你找一天一定来我们家里坐坐。我们在那儿住了好多年了，想必在回国之前，我们会一直住在那里。你回过阿洛利比斯吗？’
“‘没有。’我说。
“‘那是个不错的小地方。听说现在越来越繁荣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非常愉快的回忆。’卡特莱特太太说。
“我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然后叫来了仆人。我敢说你注意到卡特莱特太太喜欢喝酒了，我不是说她是个酒鬼，但她喝起苏打威士忌活像个男人。我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好奇。他们看起来非常幸福，我猜想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相当富裕。他们有一辆高档汽车，每次回国休假出手都很阔绰。他们相处得很好。你知道，看到两个人在结婚多年后，依然喜欢彼此的陪伴，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他们的婚姻显然非常美满。他们都很爱奥利弗，为她感到骄傲。西奥尤为如此。”
“虽然她只是他的继女？”我说。
“虽然她只是他的继女。”盖兹道，“别人肯定以为她会直呼他的名字。但她没有，而是叫他爸爸，她自从出生就只有西奥一个父亲，但她在信上的签名是奥利弗·布朗森。”
“顺便问一下，布朗森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朗森？他是个大个子，性格舒爽，声音洪亮，笑起来像打雷，他的体格很健壮，就跟运动员似的。他这人并不突出，但是他为人正直。他的脸很红，头发也是红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流这么多汗。汗水从他身上往下淌，他打网球的时候总是带着毛巾。”
“这么听来，他并不是个有魅力的男人。”
“他长得挺英俊，身材一直都很好。他向来都很注意保持身材。他喜欢谈论的只有橡胶、运动，你知道的，就比如网球、高尔夫和射击，我想他一年到头也看不了一本书。他是典型的公立学校毕业生。我认识他时，他大约三十五岁，但他的头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你知道的，很多人来到东方后，就停止成长了。”
说到这种情况，我还真了解一些。对旅行者来说，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那些又胖又秃顶的中年绅士说话和举止都像小学生。你可能会认为，自从他们第一次从苏伊士运河来到这里，就再也不会动脑子了。虽然结了婚，有了孩子，也许还管着大生意，但他们仍然站在六年级学生的立场上看待生活。
“但他不是傻瓜。”他继续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他的种植园是全国管理得最好的种植园之一，他也很懂如何对付手下的工人。他真是个好人，就算他有点儿招你烦，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在钱的方面很慷慨，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卡特莱特的出现。”
“布朗森夫妇的感情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很好吧。我相信他们很恩爱。他脾气好，她也是个开朗的人。你知道，她很直率。即使是现在，她要是高兴，也能非常有趣，但一般来说，她开起玩笑来可是绵里藏针，她年轻时嫁给了布朗森，纯粹就是为了好玩。她情绪高昂，喜欢玩。她从来不在乎自己说些什么，但这就是她的风格，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她是那么坦白直率，无忧无虑，你根本不会在乎她对你说了什么。他们看起来非常幸福。
“他们的种植园离阿洛利比斯大约五英里。他们有一辆马车，通常在傍晚五点左右驾车过来。当时外国人很少，男性占大多数。只有六个女人。幸亏有布朗森夫妇在，他们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我们在那个小俱乐部里玩得很开心。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他们，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比驻扎在那里时更快乐。二十年前，从六点到八点半，从亚丁到横滨，阿洛利比斯的俱乐部是最热闹的地方。
“有一天，布朗森太太告诉我们，有个朋友要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几天后，他们带来了卡特莱特。看来他是布朗森夫妇的一个老朋友，他们一起在马尔伯勒之类的地方上过学，第一次来东方的时候还乘坐同一艘船。橡胶产业低迷，很多人都失业了。卡特莱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失业大半年了，穷得叮当响。在那个时候，种植园经理的工资比现在还要低，要运气特别好，才能存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卡特莱特去过新加坡。遇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那里。那时候的经济太糟糕了，我可是亲眼见过的，我知道有些种植园经理就睡在街上，连一晚上的住宿费用都掏不出来。我知道他们会在欧洲酒店外面拦住陌生人，乞讨一块钱去买吃的，我觉得卡特莱特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糟糕。
“最后他写信给布朗森，请他帮忙。布朗森就请他来家里住，等情况好转再做打算，至少他可以白吃白住。卡特莱特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但布朗森还得给他寄钱，让他去买火车票。当卡特莱特到达阿洛利比斯时，他口袋里连一毛钱也没有。布朗森自己倒是有一点儿钱，我想每年有两三百美元吧，虽然他的薪水减少了，但好歹工作保住了，因此他比大多数种植园经理都富裕。卡特莱特来的时候，布朗森太太让他把这里当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她人真好，是不是？”我说。
“是的。”
盖兹又点燃了一根雪茄，斟满了酒。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偶尔传来壁虎的叫声，其余时间都是一片死寂。在这个热带的夜晚，仿佛只有我们两个，天知道离人类聚居地有多远。盖兹良久都没有说话，最后我不得不说些什么。
“卡特莱特那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当然他是很年轻，你说过他长得不错，但他这个人怎么样？”
“跟你说实话，我向来就没怎么注意过他。他和蔼可亲，也不爱摆架子。他现在不爱说话，我敢说你已经注意到了，他以前也不活跃。但他并不招人讨厌。他喜欢读书，钢琴弹得相当好。人们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从不碍事，但人们也不会过多地关注他。他跳舞跳得很好，女人们都很喜欢他，他还打得一手好台球，网球技术也不错。他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小圈子。也不能说他有多受欢迎，但每个人都喜欢他。我们当然为他感到难过，就像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感到难过一样，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好接受他，忘记他是后来才来的。他每天晚上和布朗森夫妇一起来，像其他人一样付钱买酒。我想是布朗森借了他一些钱用于日常开销。他总是很有礼貌。我对他的印象相当模糊，他真的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东方，总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他想尽一切办法找点事做，但他运气不佳。事实上，那里没有工作，有时他似乎对此相当沮丧。他和布朗森夫妇在一起住了一年多。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毕竟不能永远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对我非常好，但我不好一直麻烦他们。’
“‘我想布朗森夫妇会很高兴招待你的。’我说，‘住在橡胶园里，并不是特别快乐的经历，至于你吃的喝的，不管你是否在那里，对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盖兹又停了下来，带着犹豫的神情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恐怕我把这个故事讲得太糟了。”他说，“我好像一直在闲扯。我可不是什么小说家，我是一名警察，我只是把我当时看到的事实讲了出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情况都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搞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
“当然。继续说吧。”
“我记得有个人，一个女人，我想应该是医生的妻子，问布朗森夫人，家里住着一个陌生人，有时候会不会很烦。你知道，在阿洛利比斯这样的地方，没有什么可谈的，要是不谈邻居们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我不觉得烦。’她说，‘西奥并不麻烦。’她转向坐在那里擦脸的丈夫，‘我们都很高兴接待他，是不是？’
“‘是的。’布朗森说。
“‘他整天都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布朗森太太说，‘他有时会和雷吉一起去种植园里转转，还会打猎。他也会跟我聊天。’
“‘他总是乐于帮忙。’布朗森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他就替我干活儿，我躺在床上休息，惬意得很呢。’”
“布朗森夫妇没有孩子吗？”我问。
“没有。”盖兹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绝对养得起孩子。”
盖兹靠在椅背上。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很厚，透过镜片看，他的眼睛扭曲得可怕。摘掉眼镜，他就不那么丑了。天花板上的壁虎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听起来很像人声，就像一个傻孩子在咯咯笑。
“布朗森被杀死了。”盖兹忽然说。
“被杀？”
“是的，谋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当时在场的有我和布朗森夫人，还有医生的妻子和西奥·卡特莱特，我们打完网球又去打桥牌。卡特莱特手气不好。我们在桥牌桌旁坐下来的时候，布朗森太太对他说：‘西奥，如果你打桥牌像打网球一样烂，我们就要连裤子都输掉了。’
“我们刚喝了一杯，但她叫仆人再送一轮酒过来。
“‘把这东西喝下去。’她对西奥说，‘要是摸不到最大的牌，赢不了边花，就别再叫酒喝了。’
“布朗森不在，他骑脚踏车去卡布隆取钱好给他手下的劳工们发薪水，回来后才能来俱乐部。比起卡布隆，布朗森夫妇的种植园离阿洛利比斯更近，但论起商业地位，还是卡布隆更重要，所以布朗森把钱都存在了那里的银行。
“‘雷吉来了之后再和我们玩。’布朗森太太说。
“‘他迟到了吧？’医生的妻子说。
“‘晚了很久了。他说他赶不及回来打网球，但一定能赶上打桥牌。我怀疑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卡布隆的俱乐部，这会儿正喝得美呢，那个浑蛋。’
“‘他可是千杯不醉啊。’我笑着说。
“‘你知道，他越来越胖了。他得注意一下身体了。’
“我们坐在棋牌室里，可以听见台球室里的人们有说有笑，看来兴致都很高。快到圣诞节了，我们都有点儿放纵自己。圣诞前夜还会举办一场舞会。
“后来我想起来，我们在牌桌边坐下来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还问布朗森太太累不累。
“‘我一点儿也不累。’她说，“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脸红。
“‘我担心你打网球累着。’医生的妻子说。
“‘不累，不累。’布朗森太太回答，我想她的语气有点儿冲，好像她不想讨论这件事。
“我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后来才想起这个小插曲。
“我们玩了三四把，但布朗森还是没来。
“‘不知道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他的妻子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卡特莱特一向不爱说话，但今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开口。我以为他累了，就问他白天都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他说，‘吃完了午饭，我去猎鸽子了。’
“‘结果怎么样？’我问。
“‘打到了六只。它们一听到动静就飞跑了。’
“但这会儿他说：‘雷吉要是回来太晚了，我敢说他会觉得来这里一趟不划算。我估摸他现在都洗过澡了，等我们回去就会看到他在椅子上打盹儿。’
“‘从卡布隆骑车回来要很久。’医生的妻子说。
“‘你知道，他不走大路。’布朗森太太解释说，‘他都是从丛林里抄近路。’
“‘丛林里能骑车吗？’我问。
“‘能呀，有一条很好走的小路。可以少走几英里路。’
“我们这把牌才刚开始打，酒吧服务员就进来了，他说外面有个警官想和我说话。
“‘有什么事？’我问。
“服务员说他不知道，但警官是带着两个劳工一起来的。
“‘真见鬼。’我说，‘如果我发现他无缘无故地打扰我，看我不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告诉服务员我就来，把那把牌打完后，我站了起来。
“‘我马上就回来。’我说，‘替我发牌。’我对卡特莱特说。
“我走出去，发现有个警官和两个马来人在台阶上等着我。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听到他告诉我那两个马来人来到警察局，称在通往卡布隆的丛林小路上有一具白人死尸，我是多么惊慌失措。我立刻想到了布朗森。
“‘死了？’我大喊道。
“‘是的，是被人开枪打死的，子弹穿过头部。死者是一个红头发的白人。’
“我一听这个，就确定死者是雷吉·布朗森，其中一个马来人不仅说出了布朗森的种植园的名字，还认出死者正是布朗森。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布朗森太太此刻就在牌室里，不耐烦地等着我理牌叫牌。有那么一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沮丧极了，也没有事先准备，就给她这样一个意外而恐怖的打击，简直太可怕了，但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这种打击。我让那个警官和两个劳工等着，然后回到俱乐部。我试着振作起来。我走进牌室，布朗森太太说：‘你怎么去那么久？’这时她看到我脸色不对。‘出什么事了吗？’我看见她握紧拳头，脸色发白。她好像有了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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