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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我的同胞已有三十年之久，却对他们了解不多。我肯定不会光看长相就雇用仆人，但我想多数时候我们确是通过外貌来判断遇到的各色人等。我们往往通过下巴的形状、眼神，还有嘴巴的轮廓就下结论，但到底有多准确，我持怀疑态度。为什么小说和戏剧总是与现实生活不符，因为可能出于某种需要，作者必须让笔下的角色心口如一。他们不敢让角色自相矛盾，因为那样的话，读者就不好理解其中的角色了。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不都自相矛盾吗？我们不过是由一堆反复无常的特征随意拼接在一起罢了。讲逻辑学的书籍告诉你，黄色是管状的、感恩比空气重，这样的说法荒唐至极。但是在构成我们不一致的矛盾体中，黄色很可能是一辆马车，感恩也很可能是下个礼拜三或者礼拜四中的一天。每每有人告诉我他们对别人的第一印象从不会出差错，对这种说法我只是耸耸肩。这样的人要么没什么见地，要么就是太自负。就我自己来说，我发现认识一个人越久，就越是看不清他：我的老朋友往往是我一无所知的人。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在今天的早报上看到爱德华·海德·伯顿在神户去世的消息。他是个商人，在日本经商多年。虽然我对他知之甚少，但他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曾给过我一个很大的“惊喜”。要不是我从他口中亲耳听说，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无论从外表还是举止来看，他都无疑是个表里如一的人——如果世上真有这种人的话——所以他能做出这种事更让我震惊。他身材矮小，身高顶多五英尺四英寸[约1.6米。——编者注]，非常瘦弱；他一头白发，蓝眼睛，红通通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估摸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六十岁了吧。他总是穿着符合自己年龄、地位的衣服，干净整洁，显得很稳重。
他的办公室在神户，但他时常到横滨来。碰巧有一次我在那儿等船的时候停留了几日，有人在英国俱乐部把我介绍给了他。我们一起打桥牌，他打得很好，也很慷慨。他打牌的时候话不多，之后我们喝酒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只要他开口，说的话都很有道理，不经意间透着冷幽默。他在俱乐部似乎很受欢迎，他离开之后，他们都说他是个顶好的人。碰巧我们都住在格兰德酒店，第二天他请我一同用餐。我见到了他有些发福的妻子——她上了年纪，脸上带着微笑，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这显然是一个和睦、充满温情的家庭。我认为伯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善良，那双温柔的蓝眼睛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他的声音很温柔，你无法想象他愤怒时提高嗓门的样子；他的笑容和蔼可亲。这个男人让你着迷，因为你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他对同胞发自肺腑的爱。他很有魅力，从不无病呻吟。他喜欢打桥牌、喝鸡尾酒，能讲雅俗共赏的故事，年轻时还有几分运动员的风范。他是个有钱人，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赚来的。我想，他招人喜欢的原因是他身形弱小，很容易激起大家的保护欲，你会觉得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
一天中午，我在格兰德酒店大厅坐着。那时候地震还没发生，他们那儿的扶手椅都是皮质的。窗外视野开阔，能看见港口繁忙的景象。有开往温哥华、旧金山的巨轮，也有经中国上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往欧洲的巨轮。各个国家的货船，由于海水的侵蚀，已有些破旧了。中式帆船船尾很高，帆布五颜六色。还有数不清的小船。这是一幅令人振奋的繁忙景象，但不知为何，我却很平静。这里有种浪漫的元素，似乎只要伸手就能摸到。
没多久，伯顿进来了。他注意到我，便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
“喝一点儿怎么样？”
他拍手招来一个服务生，点了两杯杜松子汽水酒。服务生把酒送过来时，有个人从外面的街道走过，看到我，就跟我挥了挥手。
我点头致意。“你认识特纳？”伯顿问我。
“在俱乐部见过他，有人跟我说他靠家里汇款过日子。”我说。
“是的，我想是这样。这里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桥牌打得不错。”
“他们一般都玩得很好。去年这里有个家伙，说来也奇怪，他和我同姓，是我见过的桥牌打得最好的人。我想你在伦敦从来没有见过他吧。他自称兰尼·伯顿，想必是很多高级俱乐部的会员吧。”
“没有，我想不起来见过这么个人。”
“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玩家，似乎天生就会打牌，很神奇。我以前经常和他一起玩，他在神户待过一段时间。”
伯顿抿了一口杜松子汽水酒。
“他的故事挺有意思的。”他说，“这家伙倒是不坏，我挺喜欢他的。他的衣着向来十分得体，人也相当精神。他的头发自然卷曲，面色白里透红，从某种程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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