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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编者注]相矛盾！）
证书和奖章是由国王陛下亲自颁发的，他宣布了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对每一位候选人，负责提名的学院院长都简短而激动地赞美接受者的优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赞扬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的演讲由卡罗琳学院院长、杰出的K.A.H.默纳传达。
几天之后，获奖者举办的讲座就开始了。轮到我的那天，面对着这些精挑细选、气势宏大的观众，我阐述了我的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严格遵循事实及由事实引出的结论。为了让外行人都明白我的研究，我按照自己的习惯使用了许多大尺寸的彩图。我相信，我的演讲符合公众的口味。无论怎样，我的演讲在当地报纸上都得到了非常热情的赞扬。
根据惯例，几个星期后，所有讲座的文本都将在精装卷里发表出来。精装卷上面装饰着最美丽的彩色徽章，还附有奖章的复制品以及获奖者的肖像。此外，赞助商和诺贝尔信托公司的官方代表也各自发表了演讲，丰富了文本内容。
在我的讲座中，出于公正和礼貌，我对同事高尔基教授表达了真挚的赞美。我常常向他表达钦佩之情。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读者都可以读到我对他的贡献流露出的热情赞赏。既然如此，我就有理由期待在他的神经元学说讲座上得到同样友好的对待。跟大家的期望相反，他没有提到已经发现的重要事实，而是在讲座上卖力地重述他那几乎被遗忘的间隙神经网理论。
他有权选择演讲的主题。不幸的是，他在为自己的成果做过度的辩解时，表现出了毫无节制的骄傲和自我崇拜，在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的辩解在1886年时还可以被原谅，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神经元之间有联系这个基本的事实。自从他进行神经系统微小结构的伟大研究那个遥远的日期之后，他甚至没有顺便提到出现在意大利之外甚至在意大利国内的几乎无数的神经学类作品。对于帕维亚这个解剖学家来说，无论是福雷尔，还是伊斯（His）、我、雷齐乌斯、瓦尔代尔、克利克、范格胡克滕、伦霍谢克、埃丁格、我的兄弟、特略（Tello）、阿蒂亚斯（Athias），甚至他的同胞卢加罗，都没有给他以前的发现增添任何有趣的内容。同样，他认为没有必要纠正自己旧理论中的任何错误以及在观察中的失误。不用说，在他对大脑、小脑、脊髓、海马等组织的绘图和描述中，没有一处是由我展示并且得到所有作者共同确认的；而且，为了将别人的研究用于自己那飘忽不定的想法，他对这些研究都故意进行歪曲或伪造。高贵而孤僻的雷齐乌斯感到惊愕不已，霍姆格伦、亨申和所有瑞典神经学家及组织学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演讲者。我不耐烦地颤抖着，因为我明白，出于对公约最基本的尊重，我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对这么多可憎的错误和故意的遗漏给予明确的纠正。
我从来都理解不了那些奇怪的精神宪法，它们毕生都致力于崇拜自我，对所有的创新都秘而不宣，对知识环境中不断发生的变化坚决抵制。而且，我也想象不出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会有什么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沉默以待，知道自己要相信的东西。这种态度如果要给个人带来益处，就有必要让进步陷于瘫痪，科学家放弃批评的特权，研究者大大降低智力水平，这样自我美化的天才就能够凭借不可抗拒的建议，将其个人愿景死板教条地强加给每个人。但是，我重复一遍，既然假定这一切都是为了占据一个荒谬的位置，如果没有适当的理由诉诸精神病学，我就不能想象出还有如此怪异的心理。将拥有如此性格迥异的科学对手成双成对地连系在一起，是多么残酷的讽刺！
我的同事在正式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表现了同样的奥林匹克式的骄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这种庄重的宴会是由诺贝尔基金会成员举办的。出席宴会的有王子、商业大亨、外交使团以及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杰出代表。国王陛下对我非常亲切，给我讲述了他穿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经历，并高度赞扬了西班牙的各种美丽的事物和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品质。
敬酒的时候，各部长、各皇家学院以及诺贝尔基金会杰出的主席，还有获奖者所属国家的代表（西班牙代表除外，他为自己的缺席表示了道歉），都做了独特精彩的发言。松德贝里（Sundberg）教授用法语向我取得的荣誉表达了最亲切的祝贺。后来，所有的获奖者都给予礼貌的回应。
我认为，在那场由令人愉快的礼貌和优雅的朋友组成的音乐会上，我没有发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简短的法语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了对杰出研究者的真诚感谢，他们跟高尔基和我一样，或者比我们更加值得这种荣誉和赞赏。
除了壮观的官方宴会，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特别文雅好客的瑞典的普通人民，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各种关心。他们想方设法地让我们能在斯德哥尔摩度过愉快的短暂时光。卡罗琳学院院长K.A.H.默纳为获奖者举办了宴会。他的妻子和女儿拥有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美貌，为这所房子的熠熠生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雷齐乌斯博士为庆祝我的荣誉而邀我共进亲密晚餐，在他的房子里，我有机会与他可敬可佩的妻子交谈，并逐渐熟悉了瑞典家庭那优雅精致的舒适。他为外国访客在歌剧院举办了演出晚会，带我们游览了古老的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sala）——瑞典的“牛津”，陪我们参观了滑冰场，那里培育了遥远的北方国家最喜欢的运动。他还跟我们一起绕着港口散步，带我们参观了有趣的动物园，那里除了其他奇观外，还展出了一些乡村住宅以及农民家庭在北方漫长的冬季进行的精彩的家居活动。
为了给我的瑞典之旅画上一个句号，给当地居民（他们给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的故事画上一个句号，我要提到一则逸闻趣事，并讲述我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挪威独立还是最近不久的事情，我冒险向一位高官（我有幸被引荐给他）表达了我的意见。在西班牙听说瑞典对共同祖国的分裂表现出漠不关心时，我们该有多么惊讶！我和蔼可亲的同伴非但没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对这一事实发出悲痛的哀叹，反而只是嘴上挂着微笑说：“如果为了武力维持我们与邻国的联盟，我们打乱了平衡的预算，暂停了代表普通文化、反对酗酒的胜利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傻瓜。”
我的观察来自西班牙付给国外代理费用时表现出来的无耻的吝啬。瑞典驻马德里的部长以及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都住在宏伟壮观的豪宅里，尊严与等级相称，而西班牙驻瑞典的办事处却摇摇欲坠地位于一座简陋公寓的二楼。这种可耻的对比造成了一种疏忽怠慢的印象，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祖国来说一点儿都不光荣。根据礼仪和习俗，在瑞典首都的每一位授权外交部部长都用私人宴会招待他的获奖同胞，出席宴会的有相应国籍聚居地里的精英人士。
其他所有的人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他们荣获诺贝尔奖的同胞进行了周到的安排。只有我们的部长在哀叹着缺乏合适的环境和足够的资源，没有举办这种展示礼仪的活动。不过，富有修养的公使馆秘书R.米提亚纳（R.Mitjana）先生，尽管资源有限，仍然给予我们慷慨大方又殷勤周到的补偿。他毫不吝啬地陪我在这座城市里漫步，陪我参观乌普萨拉大学，是我最坦率和最亲近的朋友。
不幸的是，刚才所提到的情况并不是特例。在我访问过的所有首都（巴黎除外）里，我都悲伤地注意到，西班牙公使馆是最可怜和最不起眼的。为了国家的尊严，难道没有办法整顿这种令人羞辱的形势吗？
第三件幸运的事情，对我来说本来可以是幸运的事情，就是时任自由党领导的名人唐·塞吉斯蒙多·莫雷特（Don Segismundo Moret）坚持不懈地下定决心让我担任公共教育部部长。1905年，我们在图书馆的几次交谈中，他就已经告诉我他的愿望了。我只是感谢他，用礼貌的躲闪来回避答复。事实是，我既没有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家，也不准备担任部长的重任。经过认真的自检，也没能发现自己身上有值得填补国家部长职位必不可少的天赋。
1905年，唐·安东尼奥·毛拉（Don Antonio Maura）推翻了比利亚韦德（Villaverde）为首的保守政权，自由党上台，唐·欧亨尼奥·蒙特罗·里奥斯（Don Eugenio Montero Ríos）担任总统。不幸的是，以前由萨加斯塔（Sagasta）领导的强大政治力量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分裂成很多个小团体，每个派系的领导位置都是一位渴望最高领导权的酋长。
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发生了一件可耻的事件（加泰罗尼亚自治主义者对“割据”的傲慢无礼和军队不合时宜但充满爱国热情的愤怒）。蒙特罗·里奥斯不得不辞职，首领权被转移到最重要的自由派领导人莫雷特身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有很大的威望，这位杰出的民主演说家从未对大多数人进行过指挥。由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党的团结，他构想了如下计划：一旦皇室婚礼庆祝活动结束，就立即解散联合立法机构，并重新进行选举。他希望通过完全民主的法律坚定地进行宪法改革。
1906年3月，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了我他的想法，并表达了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的热切期望。跟其他场合一样，我以缺乏议会经历为借口而踌躇不前。但他的口才势不可当。他用燃烧着诚挚的爱国主义语言，解释了教育制度所需要的重大改革，部长应该将这些改革转化为法律，并高度评价了等候部长摘取的荣誉。他还补充说，科学工作者也应为他们国家的政治负责。在政治这座神坛上，家庭生活的平静以及实验室里的自我满足都必须做出牺牲。为了说服我，他引用了M.贝特洛（M.Berthelot）和其他伟大科学家的例子，他们为了提高国家的文化水平而没有轻视公共教育部的职位。
他激情澎湃的劝导对我的软弱意志产生了影响。那引人入胜的演讲令我十分激动，不知不觉向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旨在将古老的西班牙大学从昏睡中唤醒过来。聘用外国研究者，把我们最聪明的青年知识分子送到欧洲伟大的科学中心，目的是为未来的教学机构培育后备力量。建立附属于研究所和大学的大型寄宿学院，修建富有特色的建筑、促进健康的游戏、培养敬业的教师和其他英国类似机构的优秀特色。以在小规模范围内通过实验的方式，建成一种法国学院或高级研究中心，我们最杰出的教授和最有潜力的留学归国人员能够舒适地工作。为那些成为成功教师或重大科学发现的教授设立奖金，保护他们的利益，抵消资历等规则的麻痹和阻碍。
当我预料莫雷特面对一项需要国会大量拨款的改革计划会感到目瞪口呆时，他竟然欣然应允：“我们完全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举行下一次选举，你都将是我的公共教育部部长。”因为着迷于他演讲的魔力和闪耀的才能，我没有反驳他。
1906年4月，我参加了里斯本的国际医学大会，远离了总统迷人的诱惑，我认认真真地思考了这场身涉其中的重大妥协。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自由党的混乱状况，期望达成一项解散法令不切实际，因此不可能开展提升教学和文化的伟大工作。在我的同行眼里，特别是在官方政治家的眼里，我不应该表现为一个坚强意志的人，而更应该表现为一个拥有粗俗野心的人，但这跟我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感情格格不入。
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写信给莫雷特，收回我的承诺，并尽量为我的不可靠寻找借口。总统对我勃然大怒。尽管如此，他还是宽宏大量到原谅了我的变化无常。几个月后，他特别仁慈，把我一个朋友唐·亚历杭德罗·桑·马丁（Don Alejandro San Martín）提拔到内阁。这位圣卡洛斯大学富有修养的教授，我跟他交换了关于大学紧急改革的想法，他承担了为这些想法发起赞助的微妙任务，自然也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妙计，不过其中一些可能太激进了（我指的是对不光彩的独立教学进行间接压制的事情，这是国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轻轻松松做出的预测完全实现了。对党进行暗中破坏的反动活动让莫雷特的爱国努力付诸东流，他没能实现解散法令的愿望。1906年6月，危机过后，我本来会成为其中一员的公共教育部在众多阴谋伎俩和内部分歧中焦虑不安地维持着。两个月之后，莫雷特下台了，带着辛酸和痛苦，没有促成政党的融合，也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任何伟大的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