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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我收到了最令人欣慰的消息。为了奖励我在科学著作方面的小小贡献，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机构之一——柏林的皇家科学院[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于1700年建立勃兰登堡选民科学学会。该学会后与新文学社合并，成立皇家科学院（K?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随着君主制的结束（1918），位于柏林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更名为普鲁士科学院。1992年在柏林和勃兰登堡州际条约基础上，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立，并延续至今。——编者注]，根据1904年年底通过的一项决议，授予了我亥姆霍兹奖金奖。这则充满溢美之词的消息，通过外交部部长的信函以及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官方信函传到了我这里。几天后，德国大使馆给我送来了两枚巨大的奖章，随之而来的还有颁发亥姆霍兹奖的嘉奖令。这两枚奖章，一枚是金质奖章，重620克；另一枚是铜质奖章，是金质奖章的复制品。奖章的正面是一位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的肖像，背面题有：“拉蒙-卡哈尔，1905。”
开始，我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尊贵荣誉的重要性和大众的熟知度。阅读这一奖项的历史之后，我大吃一惊。这一奖章每两年授予一次，奖励那些在任何人类知识领域内取得重大发现的创新者。我惊讶又不安地读了获奖者的名单。
该奖项设立于1892年，在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在世期间，只授予了4个人：E.杜波依斯·雷蒙德、魏尔施特拉斯（Weierstrass）、罗伯特·本生（Robert Bunsen）以及开尔文勋爵。亥姆霍兹去世之后，该奖项还授予了一些科学家，例如，魏尔肖（1898）、G.G.斯托克斯（G.G.Stokes）（1900）、H.贝克勒耳（H.Becquerel）（1906）、E.费歇尔（E.Fischer）（1908）、J.H.范托夫（J.H.vant Hoff）（1910）、舍文登纳（Schevendener）（1912）等等，他们都是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天才研究者和天才创作者。能够出现在如此耀眼的科学创新者的光荣榜上，我感到惭愧。
如果不是谦虚到声称毫无价值的地步（“毫无价值”将是对最博学的柏林学院的一种侮辱），我可能就会怀疑在1904年的授奖中，杰出的瓦尔代尔博士褒奖我时的关心和尊重。他作为总统秘书签署了前面提到的来自皇家科学院的信函。
这则消息在新闻媒体的大力渲染和热情颂扬下公之于众，我不得不面对必然到来的潮水般的问候和祝贺信，其中有秘书梅里·德尔巴尔（Merry del Val）先生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发出的贺信，也有普通的公共机构发来的贺信。对所有的这些问候和贺信，我都报以热烈而诚挚的感谢！
几个月之后，我重归平静和安宁，享受着由专心致志不被注意的工作带来的快乐与惊喜。
1906年10月的一个上午，一封发自斯德哥尔摩的简短的电报让我惊讶不已，这封电报用德语写着：
卡罗琳学院授予您诺贝尔奖。
这封电报是我志趣相投的同事、医学部教授埃米尔·霍姆格伦（Emil Holmgren）签署的。不久之后，我又收到了另一封贺电，来自密友G.雷齐乌斯教授。几天之后，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卡罗琳学院（Royal Carolinian Institute）的官方信函最终到了我手上，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授予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奖项，除了给予我不可估量的荣誉之外，在经济方面的奖励也是丰厚的。该奖项的另一半经过公正的裁定，颁发给著名的卡米洛·高尔基教授，他是我完成重大发现时所用方法的创始人。
如果说亥姆霍兹奖这种纯粹的荣誉奖励给我带来了喜悦的感觉，那么诺贝尔奖，众所周知，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奖项，却给我带来一些烦恼和担心。我很想拒绝这个奖项，因为我不应该得到这个奖项，它的授予不符合规则，最重要的是它对我的身心健康有害。从诺贝尔基金会条例的解释说明来看，似乎不可能把该奖授予组织学家、胚胎学家和博物学家作为医学和生理学组的奖项。因此，到那时为止，它只被裁定给细菌学家、病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面对可能到来的祝贺、献礼、宴会以及其他既带来荣誉又招惹麻烦的苦恼，我在最初几天里付出了很多努力来掩盖这件事情。然而，我的预防措施毫无作用。很快，新闻媒体把我获奖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我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只好站到神坛上，让自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令我产生恐惧的庆祝活动纷至沓来：各种贺电、信件发来；教授同行和我的学生对我的祝贺；各种纪念性的证书；科学和文学机构为我颁发各种荣誉；城市甚至小村庄里的街道用我的名字命名；标有我姓氏的各种巧克力、礼品以及其他各种保健价值可疑的药物；投机倒把类的公司或凭空捏造的公司高薪邀请我加入；为影集和手稿集题词的迫切要求；各种约见挂名的请求……对于这一切，我都拒绝了。但并非所有的礼品都沦为礼节性的祝贺或者纪念宴会上短暂的情感迸发。一些礼品不仅象征崇高的精神意义，还具有物质价值。我想提一下这些礼品：杰出艺术家马里亚诺·本柳雷（Mariano Benlliure）所雕刻的伟大金牌——由圣卡洛斯大学的教授、学生和马德里的许多医生共同出资订购；用精致水彩制作而成的高雅华丽的影集——一件真正的艺术瑰宝，它是由人文气息浓郁的巴伦西亚市的社会组织和活跃人物共同赠送的；装饰精美的荣誉证书——由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西班牙医生赠送，他们希望除了以实质性的方式在我的一些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还启动了公开捐赠活动，资助出版了我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于1910年出版，稍后我将会说到）。
不必多说，我是怀着多么真挚的感激之情保存着所有这些礼物及其他丰盛的礼物。我自豪地保存着这些礼物，不但作为我好运的见证，也作为大西洋两岸许多善良的西班牙人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见证。他们在团结一致的最崇高精神的鼓舞下，把国外颁发给他们一个兄弟的荣誉都视为自己的荣誉。
总之，长达4个月的时间都被浪费在了一系列活动上，比如接受各种祝贺、热情地握手或者冷漠地握手、绞尽脑汁编造陈词滥调的祝酒词、消化不良又从中恢复过来、装扮各种假装满意的鬼脸。想一想吧，正是为了保证心灵的平静，避免一切受欢迎的可能性，我才故意选择了最晦涩难懂、最高深奥妙、最不受欢迎的科学！
但是，我一定不会言过其实，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言过其实可能听起来像忘恩负义，极度行使个人主义的权利也不被允许。我必须承认，对于以某种方式追求国家崇高地位的人来说，给予他们的荣誉不但表明了他们的道德品质高尚、优雅，而且树立了积极有效的典范、榜样。这些荣誉产生于团结一致和敬仰爱戴的高尚情感，这些情感太高尚而不能受到任何谴责。每一个教养优雅的人都必须对这些荣誉深表感谢并铭记在心。但是我们拉丁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极端分子。与北方民族的中庸与冷静相比，我们缺乏分寸感和平衡感，因此开始时的热情关注到最后成了厌倦与勉强。在西班牙——埃切加赖、加尔多斯（Galdós）、贝纳文特（Benavente）、卡维亚（Cávia）以及其他许多被公正授予荣誉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为了从朋友和崇拜者的关注和赞颂中全身而退，一个人必须有一颗钢铁般坚硬强大的内心、大象般厚实粗糙的皮肤、秃鹫般百毒不侵的肠胃。最初时刻的感觉是甜蜜，随之而来的是轻微的苦涩。就像激昂粗糙的友谊，荣誉轻抚我们，也会给我们造成瘀伤；荣誉亲吻了我们，但我们也被挤压到粉身碎骨。荣誉剥夺我们已成习惯的安逸，扰乱我们精神上的平和，限制我们意志的神圣自由，把我们变成粗鲁无礼的好奇心追赶的目标，将我们的谦卑品质置于危险境地，迫使我们不断地思考自己、谈论自己，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历程，把它扭曲成变幻莫测又毫无用处的蜿蜒散漫。
真心实意地讲，我必须承认某件可能会让读者讥笑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暗示的那样，诺贝尔奖给我的恐惧多于快乐。各种奖章、各种头衔、各种勋章是竞争对手们相对能够容忍的荣誉。但这可是一个巨额奖项！带来大量财富的荣誉会惹恼别人，让别人难以容忍。
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古语有深厚的根基。事实上，这两者似乎构成了人类命运中不可避免的波动不断交替的阶段，并且不是通过想象的命运带来的影响而交替，而是因为过度的好运具有改变人类情感的不幸品质。
正如塞内加的那句名言：“赞赏一个人的人越多，嫉妒那个人的人就越多。我竭尽全力地提升自己，超越普通人，使自己以一种特殊品质而引人注目。结果，我只能遭受充满嫉妒的攻击，揭开可能会伤害我的仇恨的面纱。”
我扪心自问，我的外国对手们会怎么拿走我的幸运之星给我的这些礼物呢？所有那些我不幸跟他们犯过同样错误的科学家，会说我什么呢？这么多已经落榜的杰出研究者，对他们至高无上的功劳我愉快地致谢。面对他们，我怎么才能证明卡罗琳学院对我的肯定和喜爱是合理正确的呢？最后，我把目光转向了心爱的西班牙，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安抚某些教授呢？其中一些还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工作勤奋的傻瓜，那就总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庸人。因为西班牙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西班牙人自己，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悲伤难过。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的疑虑、担心不无道理，甚至在瑞典首都停留期间麻烦就开始了。这当然不是瑞典科学家的过错，他们举止礼貌，行为得体，堪称典范，而是共同获奖者那怪异性格的过错，那位共同获奖者是我所认识的最爱慕虚荣、最自我崇拜的天才之一。
撇开这些不够成熟的评论，我要谈谈我的旅程。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规定，获奖者必须亲自参加正式的颁奖典礼，典礼在每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此外，他们必须在公众演讲中解释并展示其科学发现的基本意义。考虑到我们杰出的埃切加赖和伟大的意大利诗人G.卡尔杜奇（G.Carducci）年事已高，诺贝尔基金会准许他们免于参加这个环节。但是，对我来说，试图逃避这个惯例既不可能也不合适，这个惯例还意味着一种应有的、礼貌的感谢，感谢诺贝尔基金会理事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民的大度。
然后，我就出发了，在庆祝活动开始的前几天即12月6日到达斯德哥尔摩。在热情问候了好朋友和卡罗琳学院的同事雷齐乌斯博士、霍姆格伦博士和H.亨申（H.Henschen）之后，我被介绍给了和我共享此奖的名人高尔基，还有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其他获奖的教授。他们是J.J.汤姆孙（J.J.Thomson），因为对电力性质的深入研究而被授予物理学奖；H.穆瓦桑（H.Moissan），因为电炉发明和氟研究而获得化学奖。我已经提到，诗歌奖的获得者G.卡尔杜奇因健康不佳而没有参加颁奖典礼。最后，和平奖被授予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个决定引起了巨大的震惊，特别是在西班牙。
把美国曾经制造的性情最暴躁好战、意志最坚定的帝国主义者转变为和平主义的第一人，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和幽默吗？
为了替周到谨慎的瑞典人民辩解洗白，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是由挪威议会做出的，授予和平奖是根据诺贝尔奖的一项条款委托他们办理的。
颁奖仪式是一项浮夸虚华的活动，也是最高的理想主义活动。根据惯例，颁奖仪式在皇家音乐学院大厅举行。为了举行颁奖仪式，大厅里装饰有一尊鲜花环绕的诺贝尔半身雕像。主席台上摆列着瑞典和获奖者所属国的国旗和象征。国王陛下主持颁奖仪式，由身着华丽套装的公主和王子陪同，出席颁奖仪式的有政府官员、外交使团、诺贝尔家族的后裔、宫廷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瑞典议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及许多非常优雅的女士。
颁奖仪式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托恩布拉德（T?rnebladh）教授的一篇精彩演讲拉开序幕。他在回顾了这个奖项设立的历史之后，表达了对科学的热烈祝贺，最后重复了著名的巴斯德的格言：“无知使人分离，而科学使人团结。”（遗憾的是，这句优美的格言竟然与1914年的可怕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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