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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根·贝克喜欢告诉别人她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爱尔兰移民，她在大萧条那几年里，一直为西切斯特县的几份报纸写专题故事。她在位于新罗谢尔市的家里工作，可是每天都开着一辆锈迹斑斑、抖抖晃晃的A型福特车在路上跑。她开得又快又不小心，经常嘴角还叼着一根烟，烟雾让她眯上了眼睛。她长相漂亮，金发，健壮，结实，仍然年轻，发现什么荒唐事时，会发出响亮的笑声，而这根本不是她本来给自己安排的生活。
“你能弄明白吗？”她会问，通常是在晚上喝了几杯后。“自力更生，从农民出身奋斗出来，又上了大学，在一份郊区报纸干一份不起眼的破工作，因为当时觉得那样混上一两年挺不错，现在看看吧，你能弄明白吗？”
谁都弄不明白。她的朋友————她总是有佩服她的朋友————只能认可她真是时运不济。和她做的那种工作及其带给她的压抑、沉闷的环境相比，她真是太大材小用了。
早在二十年代，她还是个女孩，是新罗谢尔市一份《标准星报》的爱做白日梦的记者时，有一天，她从办公桌上抬头看到编辑部里有个高个子、样子腼腆的年轻人被人领来领去。那是报社的一位新员工，名叫休·贝克。“就在他走进来的那一刻，”她后来说过很多次，“我就想：我要嫁给这个人。”倒是没过多久，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两年后有了个女儿。很快一切都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伊丽莎白从来不愿多说。休·贝克独自搬到纽约，最后成了一份晚报的专题故事作者，经常因为编辑们所称的轻松笔触而受到赞扬，就连伊丽莎白也从未贬低这一点：好多年里，不管记恨不记恨，她总是说在她认识的男人中，只有休·贝克能真正让她哈哈大笑。但是现在她三十六岁了，一天即将结束的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只能回到在新罗谢尔的楼上公寓，假装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
伊丽莎白自己开门进屋后，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厨房里的烤炉前干活，她叫埃德娜，她的衬裙总是露出裙子下摆至少一英寸。
“什么都好像挺好的，贝克太太，”埃德娜说。“南希已经吃过晚饭，我只是把这个用小火放在烤炉里，好让你准备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做了挺好的砂锅菜，很好吃。”
“好，埃德娜，那样就好。”伊丽莎白脱下用旧了的开车用皮手套，这样做时，总是下意识做得动作夸张，如同一个骑兵军官骑了很久的马，下马后取掉护手手套那样。
她们进去看南希时，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上床睡觉：她穿着睡衣在睡房地板上玩，在没什么目标地玩游戏，比如把几个旧玩具仔细排成一队。她九岁了，会长得像她的爸爸一样个子高，肤色黝黑。最近，埃德娜把她的连脚睡衣的脚根部分剪了，好给她更多自由————她穿什么都嫌小————可是伊丽莎白觉得她脚踝处多出来的那个兜兜挺好玩；另外，她挺有把握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再穿那种睡衣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在门口问道。
“哦，还可以。”南希只是抬起头扫了一眼她的妈妈。“爸爸打电话了。”
“哦？”
“他说他下下个星期六要来看我，说他买了县中心上演的《潘赞斯海盗》的戏票。”
“嗯，那挺好的，”伊丽莎白说，“不是吗？”
接着埃德娜弯着身子，双臂张开进了房间。南希急切地一骨碌起来，她们站在那里拥抱了好久。“那就明天见了，甜姐儿。”埃德娜贴着这个孩子的头发说。
在伊丽莎白眼里，经常觉得一天最好的时候，是她终于一个人时，她端着一杯酒蜷坐在沙发上，高跟鞋给踢掉倒在地毯上。也许像这样一种完全理应如此的平和感觉，是生活本身最好的一部分，让其他都可以忍受。但她总是尽量去看得足够清楚，不去哄弄自己————自欺是一种病啊————所以喝了两杯酒后，她愿意承认这种独自度过的夜晚事实上是怎么样：她在等待电话响。
几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个不拘礼节、精力充沛、偶尔让人眼前一亮的男人，名叫贾德·莱昂纳德。他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不大的公关公司，如果有谁把公共关系跟宣传混为一谈，他就会朝谁吼。他四十九岁，离过两次婚；他经常在野心、愤怒和酒精方面控制不力，伊丽莎白却爱上了他。她在他市里乱糟糟的住处过了三四个周末；有一次，他来过新罗谢尔这里，他们聊了好几个钟头，又是大笑，又是大叫，他就是在这张沙发上跟她亲热过。要他在第二天早晨南希醒之前离开时，他也乖乖听话了。
但是现在贾德·莱昂纳德几乎不再给她打电话，要么应该说在他说话连贯时，极少给她打电话，所以伊丽莎白开始一夜又一夜在这儿等。
电话终于响起来时，她正在沙发上打盹，刚刚决定让砂锅菜在炉子里干掉算了，她就在那里和衣而卧，管他的————但那不是贾德。
是露西·托尔斯，她的一个很欣赏她的朋友，那意味着至少要听一个钟头的破电话。
“……嗯，没问题，露西，”她说，“只用给我一秒钟时间让我打起精神，好吗？我刚才在打瞌睡。”
“嗯，好吧，当然；对不起，我可以等。”露西比伊丽莎白大几岁，如果说自欺是一种病，她则是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她称自己“在房地产界”，那意味着她已经在本县好多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过，可是她好像无法或者不愿意保住工作，经常很长时间闲着；她主要是靠她前夫每个月寄给她的钱生活。她有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跟南希一样大的男孩。她在社交方面————应该说是社交方面的矫饰才是————还有一些毫无根据的雄心，伊丽莎白觉得挺蠢。但是露西性格好，又能安慰人，她们已经做了好多年朋友。
伊丽莎白又倒了一杯酒，然后疲惫地坐下来拿起电话。“好吧，”她说。“我现在没事了，露西。”
“如果电话打得不是时候，对不起。”露西·托尔斯说，“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急着想告诉你我这个绝妙的主意。首先，你知不知道斯卡斯戴尔邮政路上那些房子？哦，我说的是斯卡斯戴尔，我知道，但那些房子没多少市场价值，因为是在邮政路上，你知道，所以大部分都用来出租，其中有一两座真的挺不错……”
主意是这样：如果伊丽莎白和露西把她们的资源凑到一起，就可以合伙租一座那样的房屋。露西觉得她已经完全选好了，不过当然伊丽莎白也得先去看看。会有足够的房间住下两家人，孩子们会每时每刻都喜欢那儿。省下来的钱，她们甚至请得起一个用人呢。
“哦，另外，”露西总结道，终于提到了实质的问题，“另外，我烦透了一个人过，伊丽莎白。你难道不是吗？”
那座房子挨着公路，即使在一九三五年，路上也早晚都有车来车往。房子本身样子巨大，在秋日下反着光。它是几种建筑风格和材料的杂烩：主要是仿都铎风格，但又有好几处是石头垒的墙，另外还有几面粉红色拉毛粉饰的墙，似乎建筑方案中有几个地方出了岔子，那些人不得不尽其所能收尾。租房中介承认也许看着不怎么样，但是那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也挺“紧凑”，以那样的租金，当然划算。
入住那天，露西·托尔斯和她的两个孩子先到。那个女孩爱丽丝————她下星期就要上初中了————想让一切都尽可能漂亮，所以帮了她妈妈很大忙，把旧家具挪来挪去，布置得新鲜而“有趣”，以适合那些房间。
“拉塞尔，你别碍我事，好吗？”她跟弟弟说，她弟弟在一个包装盒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橡皮球，正闷闷不乐地在地板上拍。“他老是碍我事，碍我事，”爱丽丝解释说，“就在我想要————呃！”
“好吧。”露西·托尔斯生气地把头发往后一揽，露出前臂内侧，那里沾了一层家里的灰尘，上面有一道道干净的地方，已经干了，是上次洗手留下的。“亲爱的，你要是不跟我们一块儿干活，就最好出去，”她告诉儿子。“请吧。”
拉塞尔·托尔斯就把那个球塞进口袋，走过那条短短的野草横生、未经修剪的缓坡，走到公路边，无事可做，只是站在那儿看汽车。贝克家很快就会开着她们的旧福特车来，要么在她们搬家的小货车之前，要么是之后，他想好了让她们发现他在那儿也许会挺好，就像派驻在行车道上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哨兵。
拉塞尔在许多城镇住过，搬过很多次家，他一直不喜欢搬家，而这次新冒险是最没有什么指望的。自从他们都是六岁以来，他就偶尔被迫跟南希·贝克熟起来，可他一直躲着她，要么是她躲着他，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的妈妈才是朋友。现在，也许还有以后几年，南希的卧室和他的会在短短的同一条走廊上，只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会一起吃饭，很有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也不会跟别人玩在一起。他们已被安排在三年级不同的班里，校长说过这样安排“明智”，但即使这样，肯定还有别的难处。要是他带学校里的谁回来（如果说他真的能交上朋友，他现在还不愿意去考虑），南希也出现在这座房子里，会完全不可能解释清楚。
那辆A型车真的靠过来并抖晃着拐上行车道上时，贝克太太先下来，要拉塞尔一直在那儿等小货车开过来，因为她拿不准司机知不知道是哪座房子。接着南希下了车，过来跟他一起等，她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样子脏兮兮的小泰迪熊。她拿不准地微笑着，拉塞尔马上低头往地上看。贝克太太用脚踩熄一根香烟，费力地走向厨房门口时，他们两个显然都感兴趣地看着。
“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叫邮政路吗？”他问，一边眯着眼往路上远处看。“因为它一直通到波士顿。实际上应该叫波士顿邮政路，我想叫‘邮政’，是因为他们顺着这条路送邮件。”
“哦，”南希说。“嗯，不，我原来不知道。”接着她把泰迪熊举起来说：“他叫乔治。从我四岁时，他就天天晚上陪我睡觉。”
“哦，是吗？”
直到那辆小货车慢下来好拐弯时，拉塞尔才看到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用力挥手，可是司机没注意到，也不需要。
没过几周，南希·贝克就证明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她性格倔强、爱生气，还特别爱哭。她那件连脚睡衣被剪开的脚部样子滑稽，她有颗抢眼的门牙难看地叠在另一颗上面，长在一个相貌一般、讨人嫌的小女孩的嘴里倒挺合适。她死乞百赖地缠着爱丽丝·托尔斯，甚至在爱丽丝委婉地一次又一次不鼓励她那样做时还是如此。（“现在不行，南希，我跟你说过。我在忙着呢。”）尽管露西·托尔斯偶尔正式努力过和气一点，但是好像也一直对她感到灰心。“南希不是个很————吸引人的孩子，对吗？”她有次沉思着跟她的儿子说过一次。拉塞尔不需要更多证据来知道南希有多么差劲，反正已经够多了：她自己的妈妈也好像认为她不可理喻。
有几个早上，托尔斯一家人吃早餐时，得尴尬地坐着听那对母女关上门在楼上吵架的噪音。“南希！”伊丽莎白会叫道，带着跟她有时候背诵爱尔兰诗歌时同样做作的调子。“南希！我对这一会儿都受不了。”从头到尾，还传来南希带着哭腔的声音。会有一两声重击和摔上门的声音，然后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穿着高跟鞋走下楼时格登格登的响亮声音。
“有时候，”她有天早上走进餐厅，咬着牙拉长声音说，“有时候，我希望那个孩子沉到海底。”她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然后坐下，那种气势，足以说明她挺高兴那样说了，而且还会再说。“你们知道这次是为什么吗？是鞋带。”
“您想来点什么吗，贝克太太？”那位黑人女用人问，她出现在这里，仍然会让大家感到吃惊。
“不了，谢谢，迈拉，没时间了。我只来点咖啡吧。我不喝咖啡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可不负责。嗯，一开始是鞋带，”伊丽莎白接着说，“她只有一条扁的和一条圆的鞋带，你们知道，她对那样去学校感到丢人。你们能想象吗？能想象出来吗？当美国有一半小孩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哦，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她然后又说她想念埃德娜。她想要埃德娜。所以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新罗谢尔，去找到那个可怜的女人，把她带到这儿吗？再把她领回家里？另外，我想她现在在电子管厂上班————地方在哪儿，我完全找不到。”
伊丽莎白像喝药一样喝了咖啡，吃力地出门走到汽车那里。当时，爱丽丝和拉塞尔该去上学了，露西·托尔斯发现自己在卧室里有事要做。南希最后下来时，一个人都没看到，她什么都没吃，穿上外套，就急急忙忙从别人家的草坪之间走出去，穿过一道破损的栅栏，然后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郊区小路走到学校的那幢大楼，那里有位皱着眉头的老师会再给她记一次“迟到”。
但是现在拉塞尔·托尔斯还有更严重的麻烦，他发现自己作为家里的男性不足以应付，即便是象征性地。他身上毫无安静、自信及庄重可言。像南希一样，他也有可能可怕地发脾气、哭泣，甚至过程之中他就会感到羞愧。有天晚上他妈妈进了他的房间，说她要跟一个男人“去怀特普雷恩斯吃晚饭”时————那个人他以前只见过一次，是个大块头，秃头、红脸膛，叫过他“冠军”，他那时很可能就在楼梯脚听着，就要摇头称奇地知道了他是个多么离不开妈妈的男孩————拉塞尔把戏演足了。他装作瘫倒在地板上，似乎发脾气是种癫痫发作。接着他装作瘫倒在床上，他对自己的声音之尖厉也感到震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哦，求你了，”露西说，“求你了，拉塞尔。听着，听着，我会给你带回一件好东西，我保证，你醒了后就会发现，那会让你知道我回来了。”
“……啊！噢！噢！……”
“求你了，好了，拉塞尔。求你了……”
第二天早上他惭愧地醒来时，发现枕头旁边有个小小的、做工很好的填充玩具，是一只小羊————给婴儿或者女孩子玩的玩具。他把这件玩具拿到靠墙的那个木箱子那里，里面放满了所有那些他长大后不适合玩的玩具，他把这一件放进去，然后盖上盖子。他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一点不错，在这种时候，否认这一点似乎完全没用。
“你昨天夜里闹得真厉害。”当天晚些时候，南希跟他说。
“是啊。哎，我也听过你闹得很厉害。很多时候。”
他也许本可以加一句他甚至听到过哈里·斯奈德闹得很厉害，哈里比他们大一岁，可是哈里发脾气时，她没在场，所以很可能不相信，甚至根本不关心。
拉塞尔在学校还没有交上真正的朋友，他感到担心，可是哈里·斯奈德是隔壁的男孩，所以跟他轻松地形成了一种随便而聊胜于无的友谊。有一天，他们在哈里家的地下室蹲着专心玩很多锡兵，这时斯奈德太太来到楼梯前对着下面喊叫道：“拉塞尔，你现在得回家了。哈里得上来准备一下，因为我们都要开车去弗农山。”
“噢，妈妈，现在？你是说现在？”
“我当然指的是‘现在’。你爸爸一个钟头前就想走了。”
这时哈里发作了，迅速且毫不心疼地踢了三脚，把锡兵踢得乱飞，把他们整下午都在排的队型弄得七零八落，他像是个只有他一半岁数的人，又是嚎叫，又是甩胳膊，拉塞尔脸上带着怯怯的微笑尴尬地望向别处。
“哈里！”斯奈德太太叫道，“哈里，我要你马上停下来。听见了吗？”
但是直到她下来把他惨兮兮地领上楼后过了很久，他才停下来；拉塞尔溜出去回家时，还能听到隔着草坪传过来的可怕声音。
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哈里哭，是因为他想让他妈妈别管他，拉塞尔哭，是他不想让他妈妈不管他，对于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的定义，就在于此。
有些冬天的夜晚，伊丽莎白会把打字机搬到客厅，专心致志干几个钟头的活，苦心撰写她给报纸写的专题文章，要么尝试写更有分量的东西，也许可以拿去给杂志发表。她写作时，像个速记员一样坐得笔直，背部绝对不碰椅背，她戴着牛角框眼镜。有时她的一绺漂亮的金发会散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她会不耐烦地用手指拨到后面————同时手指还经常夹着一根点着的短短的香烟。她的打字机一侧，总放着个满当当的烟灰缸，另一侧，在供纸盒的旁边，一大块牛奶巧克力给小心掰开，并用撕开的包装纸包着放在那里，那种好时巧克力将近五角钱一条，不过大家都知道那块巧克力并不是谁都可以吃，那是伊丽莎白不喝酒时所需要的能量。
打字中间有很久的间隔，这时她会拿着一枝铅笔趴着修改打好的那几页，后来打破安静的，只是邮政路上偶尔有辆小汽车在轧实的冰雪路上开过时，轮胎上松脱的链条抽打挡泥板下缘发出的啪啦啪啦的声响。在一个暴风雪之夜这样的平静中，电话响了，似乎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我接！”爱丽丝·托尔斯叫着急切地冲过去，那是因为她渴望展开自己的初中生社交生活，然而后来她转过身子说，“找您的，贝克太太。”他们都听着伊丽莎白对着电话又是嘀嘀咕咕，又是哈哈大笑，那样子，只可能意味着电话那头是个男的。
“我的天，”挂上电话后，她告诉露西，“我看贾德·莱昂纳德是疯掉了。他这会儿在哈茨戴尔火车站，说他再过十分钟就会搭的士过来。你能想象到有谁会在这样一个夜晚大老远过来吗？”但是她犹犹豫豫地又走到上面堆得乱七八糟的工作台前，然后转身取下眼镜，她掩饰不住自己害羞而愉快的神情，那一下子把她变成了一个年轻女孩。“嗯，天哪，露西，我的头发还好吗？”她说，“我的衣服还好吗？你觉得我有时间洗一下，换身衣服吗？”
贾德·莱昂纳德来时，带着一阵阵笑声，还在前厅处用力把雪跺掉。他在市内穿的薄薄的皮鞋不习惯沾上这种东西，就连他身上昂贵的大衣都看着可怜，但是他得意洋洋地展示了一个上面沾有雪花的沉甸甸的纸袋，里面有烈酒瓶子磕碰的声音。他在露西·托尔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以证明他听说过她是个多么好的人，他对孩子们也不失关心，跟他们解释他是个老而无用的码字儿的，是南希妈妈的好朋友。
那天夜里大家都待得挺晚。一开始好像主要是露西在说话，讲西切斯特县的趣闻轶事；然后伊丽莎白热情洋溢地就共产主义说了很久，贾德·莱昂纳德马上附和她。尽管他是在私有企业谋生，他说，他也会乐于看到私有企业化为乌有，如果那意味着人性也许不会被摧毁。这是个不可避免会带来变化的时代，傻瓜才看不出这一点。孩子们上楼睡觉后过了很久，他抑扬有致、雷鸣般的声音还是充满了这座被雪所困的房子。孩子们尽量久地听着，也不管能不能听得懂，直到在那个说话声音的节奏中进入梦乡。
第二天下午雪停后，伊丽莎白和贾德悄悄坐的士走了，去哈茨戴尔车站。他们一起坐车去纽约时，贾德说：“你的室友是个白痴。给她三杯酒，她就只想谈论游园会。”
“哦，露西挺不错，”伊丽莎白说，“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她。另外，这样安排不错，一起住那座房子。适合我。”
“哈，好玩的爱尔兰裔斯卡斯戴尔小布尔什维克，”他怜爱地说，一边用胳膊搂住她。“事实上你比她聪明不到哪儿去，你知道吗？”
到伊丽莎白离开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时，露西推测她是跟贾德在纽约待一阵子，坐交通车去新罗谢尔上班，天天晚上回纽约。可是她说一下她的打算岂不是做事周到一些？她甚至也不跟南希说，那不是有点欠考虑吗？
拉塞尔·托尔斯感到惊奇的是，南希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儿，根本没有显得担心得要命————事实上，显得根本不在乎。有一天，当时伊丽莎白已经走了一个星期或者更久，拉塞尔在南希房间开着的门口逗留着，看她趴在地板上用自己的彩色铅笔在从学校拿回来的美术卡纸上画画。
最后他说：“有你妈妈的消息吗？”
“没有，”她说。
“知不知道她在哪儿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他知道下个问题也许挺容易就让他在她眼里成了个傻瓜，但他还是忍不住。“你担心吗？”
南希抬起头，坦然而又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不，”她说，“我知道她会回来的。她总是会回来。”
这话让人感觉不一般。拉塞尔懒懒散散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时，他知道这种态度，正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需要的。可是他坐在床上考虑这件事时，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尝试把自己跟印在燕麦片盒背面的运动员相比一样遥不可及。他是个爱担心、皮包骨头的小孩子，从来都表现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很多，任何人只要打开他的玩具箱的盖子，就会发现令人反感的证据。
几天后的夜里，电话又响起来时，还是爱丽丝·托尔斯先接的电话。“哦，当然可以，”她说，然后又说，“找你的，南希，你妈妈。”
南希站在那里接电话，背对着托尔斯一家。一开始说了声“嗨”之后，就听不清楚她说什么；后来她不出声了，在听，肩膀耸得高高的，显得不自然。最后，她转过身伸手把电话递给露西，露西很快接过去。
“哎，伊丽莎白。你没事吗？我们都有点————担心你。”
“露西，我需要我的孩子，”伊丽莎白说话又带上了背诵爱尔兰诗歌时的那种老调子。“我想让你今天晚上把我的孩子送来。”
“哦，这个嘛，哎，首先呢，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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