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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卡片又出现了：
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母亲，谁是我的母亲？母亲，那个当你受苦她哀叫的人————但她是谁呢？这样问是愚蠢的，你总是记牢你母亲的名字的。是谁在哀叫？是母亲吗？但是叫声来自那台机器。难道我的母亲是一台机器？……显然，我是神志不清了。
他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是哪里出生的？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我试着，白白地想起许多名字，可是看来一个也不对头，然而不知怎么地，仿佛我和所有这些名字多少都有点关系，而且已经被它们所淹没，终于消失了。
你必须回忆，小牌子上写着。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每次我发觉自己在凝聚不散的白雾中恢复过来，我的名字就在嘴边，但是说不上来。我摇摇头，看着他离开了一会儿，然后领着一个五短身材、一副学者派头的同伴回来，这个人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盯着我看。我见他拿出一块孩子用的石板和一支粉笔，在上面写着：
你的母亲是谁？
我看着他，一种厌恶的情绪蓦地涌上心头，我有点逗笑地想着，我不说你父母的坏话。可是你的妻子今天怎么样？
想
我瞪着眼，看见他皱起眉头，写了好久。石板上写满了毫无意义的名字。
看见他的眼睛流露出厌烦的神色，我微笑了起来。那张熟悉的友好的脸说了些什么。那个新来的人写了一个问题，我眼神狂暴，诧异地盯着它看：
谁是胆小鬼俄亥俄州人14？
我的思绪异常纷乱。为什么他竟然会想到那个上去？他一字一字地指点着那个问题。我在内心深处，在心底里笑着，而且由于自我发现的喜悦和想把它掩盖起来的欲望而感到眩晕。不晓得什么缘故我成了胆小鬼俄亥俄州人……或者过去曾经是胆小鬼俄亥俄州人，小时候我们打着赤脚，在满是尘土的街上又是跳又是唱：
俄亥俄州人胆小鬼
摇摇它，摇摇它
俄亥俄州人胆小鬼
打破它，打破它……
然而，我不能使自己承认它，这太可笑了————而且不知怎么也太危险。他偶然说中了过去的某种身份，这是令人烦恼的。我摇了摇头，见他噘起嘴巴，目光敏锐地端详着我。
孩子，谁是胆小鬼兄弟？
他是你母亲的情夫，我想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当你年纪轻轻的，把自己藏在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后面的时候，你是“俄亥俄州人”；而等你上了年纪，你就成为“兄弟”了。但是为什么他拿这些孩子气的名字开玩笑呢？难道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成？他们为什么不放开我呢？如果他们让我从机器里出来，我很快就会回忆起许多事情来的……一只手掌啪啪地敲打着玻璃，但是我对那些人已经厌倦了。当我的目光集中到原先那张亲切的脸上的时候，他似乎露出高兴的样子来。我弄不懂这个，可是他就在那里，微笑着和新的助手离开了。
我独自一个人躺着，为自己的身份发愁。我怀疑我真的在和自己开玩笑，而且他们也参与了。这有点儿像一场格斗。事实上他们和我一样知道，我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正视它。这是气人的，而且使我感到有些躲躲闪闪，小心提防。停一会儿我就要解开这个谜。我想象自己像一个企图抓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的老人那样，在自己的脑子里急速地回旋着，心里想着，我是谁？这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乡下佬。我总不可能既是罪犯又是密探————虽然连为什么是罪犯，我也不知道。
我开始考虑起把机器弄成短路的方法来。如果我把身子转过来，让两个电流波节并在一起，说不定就成了————可是不行，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地方，转不过身来，而且是因为那样可能会把我电死。我不寒而栗了。不管我是另外的什么人，反正我不是什么大力士。我不想毁灭自己，即使这样做能把机器毁掉；我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破坏。可是不管我想出什么主意，总有一个弱点存在着————那就是我自己，这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了。任你怎么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一点。我想不起自己的身份，我也逃脱不了这一点。我想，也许这两件事是互相关联的吧。当我发现自己是谁的时候，我就会获得自由了。
我要逃脱的念头，好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往上看，看见两个神态不安的医生和一个护士，心想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躺在一身汗水之中看着他们操纵控制器。我打起精神准备承受惯常的电击，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相反地，我倒看见他们那放在箱盖上的手，正在开着插销，而在我能够作出反应之前，他们已经打开了箱盖，把我拉了起来。
“出了什么事？”看见护士停下来看着我，我开始问道。
“怎么啦？”她说。
我的嘴巴抽动着，可是没有说出话来。
“得啦，快说吧，”她说。
“这是什么医院？”我问。
“这是工厂的医院，”她说。“现在别出声。”
这时他们围在我的身边，检查着我的身体，我看着，脑子愈来愈糊涂了，心里想，工厂的医院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肚子上被猛地拉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医生拉着缚在腹结上的电线，这使得我猛不防向前一冲。
“这是什么？”我问。
“拿大剪刀来，”他说。
“好，”另外一个说。“别浪费时间。”
我心里感到害怕，好像这根电线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似的。接着他们把电线解下，护士把腹带剪开，再把沉甸甸的结节拿下。我张口说话，但是一个医生朝我摇摇头。他们干得很快。那些结节脱掉了，护士用擦身酒精仔细地替我擦洗。这个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从箱子里爬出来。我一张脸一张脸地看过去，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看来他们好像要放我，可是我不敢相信。倘使他们要把我转移到另一台使人更加痛苦的机器上去，那可怎么办呢？我坐在那里，不肯动。我得和他们斗吗？
“拉他一把，”其中一个人说。
“我自己来，”我说着，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他们叫我站着，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我的身体。
“关节怎么样？”当一个医生检查我的肩膀的时候，另一个拿着图表的医生问道。
“完全正常，”他说。
我感觉得到肩膀上紧绷绷的，可是并不痛。
“考虑到具体情况，可以说他的身体结实得惊人，”他说。
“要叫德雷克塞尔来吗？他这么强壮，好像是相当少见的。”
“用不着叫他，只要在图表上记下就行了。”
“好啦，护士，拿衣服给他。”
“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我说。她递给我干净的内衣裤和一条白色的工装裤。
“别问，”她说。“赶快穿好就是了。”
机器外边的空气似乎非常稀薄。当我弯下身来系鞋带时，我感到好像会昏过去，可是我熬了过来。我摇摇晃晃地站着，他们上下打量着我。
“好啦，孩子，看来你好像是痊愈了，”其中一个人说。“你恢复健康了。你完全脱险了。跟我们来，”他说。
我们慢慢地走出房间，经过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走廊进入电梯，然后飞快地下了三层楼，到达一个摆着一排排椅子的接待室。正对面有几间装着毛玻璃的门和隔墙板的私人办公室。
“坐在那里，”他们说。“主任马上要接见你。”
我坐着，看着他们走进一个办公室去，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一声不响地从我面前走过。我像树叶子那样打着哆嗦。他们真的会放我吗？我的头晕了。我看着身上的白色工装裤。那个护士说这里是工厂医院……为什么我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样的工厂？为什么又是工厂医院？是了……我倒模模糊糊地想起什么工厂来了；也许他们正要把我送回那边去。对啦，他曾经说起过主任，而没有提到主任医生；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吗？也许我已经在厂里了。我留神听了听，但是根本没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在房间那一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张报纸，可是我没敢去拿它。附近有一只风扇在嗡嗡嗡地响着。接着，有扇装着毛玻璃的门开了，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神色严肃的高个子，手里拿着一张图表，在向我招手。
“来，”他说。
我站起身来，经过他面前，走进一间陈设简单的大办公室里去，心里想着，现在，我就要知道了。现在。
“坐下，”他说。
我在靠近他的写字台的一把椅子里慢慢地坐下。他用一种沉着的、严谨的眼光注视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哦，这里，有了，”他仔细地看着图表说。这时我心里好像有个人想告诉他别作声，但是他已经叫出我的名字了，我听见自己“哦！”了一声，头部痛得像被刺穿了一样，我立刻跳起来，胡乱地看着四周，急急忙忙地坐下去，站起来，又坐下去，回忆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突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所以这一次我就坐着，没有再站起来。
他开始问问题，我能够听见自己流利地回答着，虽然我的内心由于迅速变化的感情映象而感到震惊，这些映象像高速倒回的磁带那样，在我的心头发出尖锐刺耳的、咔嗒咔嗒的声音。
“好啦，我的孩子，”他说，“你的病治好了。我们就要让你回去。你觉得怎么样？”
突然我又不懂了。我看到在一只听诊器旁边，有一本公司的日历和一把微型的银漆刷。他的意思是让我离开医院呢，还是离开工作？……
“先生？”我说。
“我说让你出院，你觉得怎么样？”
“好，先生，”我用一种不真实的声音说。“我乐意回去工作。”
他看着图表，皱起了眉头。“你就可以离开，但是关于工作，恐怕你会感到失望的，”他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你经历了极为严峻的遭遇，”他说。“你不适合干工业的艰苦工作了。现在我要你休息，要有一个恢复期。你需要调理，恢复体力。”
“可是，先生————”
“你不必太心急。你对让你出院感到高兴，对不对？”
“哦，是的。但是我往后怎么过活呢？”
“过活？”他扬了扬眉毛。“另找一个工作，”他说。“找一种比较不费力的、安静一点的工作。一种你准备比较充分的工作。”
“准备？”我看着他，思考着，他也熟悉内情吗？“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先生，”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工业条件下干活，你恰恰准备不足。以后，你也许能适应得了，但是现在不行。记住，你的遭遇会得到适当的赔偿的。”
“赔偿，先生？”
“嗬，是的，”他说。“我们采取一种开明的人道主义政策；我们所雇用的一切人都是自动保了险的。你只消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就行了。”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们需要一份免除公司责任的宣誓书，”他说。“你患的是一种疑难病症，我们不得不请来许多专家。可是，毕竟随便干哪种新的工作，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故的。可以说，它们是发展的一部分，是正在调整的一部分。一个人冒险了，有些人提防着，而别的人却没有。”
我看着他那起了皱纹的脸。他是医生？是工厂的高级职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吃不准；而这时他好像在我的视野中来回移动着，尽管事实上他异常沉着地坐在椅子里。
一句话不禁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先生，您认识诺顿先生吗？”我说。
“诺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诺顿是干什么的？”
那么就算我没有问过他吧；这个名字听上去陌生。我匆匆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想您也许认识他。他只是我往常所认识的一个人。”
“我明白了。好，”————他拣起几份文件————“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稍迟些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点什么。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文件带走。把它们寄来就是了。它们一寄回来，你的支票就会寄出去的。你喜欢什么时候寄来都可以。你会发现我们非常公平合理。”
我拿了叠好的文件，盯着他看，看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看上去好像在摇晃。然后我听见自己开腔了：“您认识他吗？”我的声音高起来了。
“谁？”
“诺顿先生，”我说，“诺顿先生！”
“哦，什么，我不认识。”
“是的，”我说。“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时间也隔得太久了。”
他皱起眉头，而我却笑了。“他们把可怜的知更鸟拔得一毛不剩，”我说。“你可认得布莱索？”
他看着我，把头歪向一边。“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哦，是的，”我说。“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老朋友了。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
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是的，”他说。“我以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集团。不管怎样，好朋友总是难得的。”
我感到头昏眼花，开始笑起来，而他好像又在摇晃了，我想问问他关于爱默生的情形，可是这时他在清着喉咙，暗示他的接见已经结束了。
我把叠好的文件放进工装裤的口袋里，拔腿就往外走。在一排排椅子对过的那扇门，好像离得远远的。
“保重身体，”他说。
“祝你健康，”我回答道，心里想着，该离开了，已经超过时间了。
我突然转过身来，步履维艰地回到写字台跟前去，他以沉着的、严谨的目光向上注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被礼仪上的情感控制住了，可是想不起恰当的客套话。所以当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咳了一声把笑意压了下去。
“我们的小小的交涉办得相当圆满，先生，”我说。我仔细听着自己的话，听着他的回答。
“是的，真的相当圆满，”他说。
他庄重地和我握手，既不惊奇，也不厌恶。我朝下看，他就在那起了皱纹的脸和伸出的手的后面的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事儿办完了，”我说。“再见。”
他抬了抬手，声音含糊地说：“再见。”
我离开他，走到充满油漆气味的外边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谈得和往常不同，用的词汇，采取的态度都不是我自己的，觉得我被某种深藏在我的体内的异样的个性所支配了。这就像我在心理学课上所读到过的那个仆人一样，她曾经恍恍惚惚地背诵出希腊哲学书里的好几页内容，这些内容是有一天她干活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好像我在演出从某个古怪的电影里来的一个场面。或者可能我正在把握住自己，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抑制着的感情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还是————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上了路————我不再害怕了？我停了下来，看着沿着明亮的街道伸展开去的建筑物，在太阳底下和阴影里似乎歪歪扭扭的。我是不再害怕了。不怕大人物，不怕校董，也不怕那类人；因为既然我知道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了。是那样吗？我头脑昏沉，耳朵嗡嗡直叫。我继续向前走去。
一幢幢外形相同的大楼，沿着人行道，紧挨在一起耸立着。这时一天快完了，每座大楼的顶上都有一些旗帜飘扬着，它们突然降下来，在屋顶上收拢了。我觉得自己会跌倒，好像已经跌倒过，这时就像迎着向我冲来的激流那样朝前走着。走出工厂场地，上了街头，我看到来时经过的那座桥，但通到顶部过河的汽车道上的梯级陡得使人发晕，根本爬不上去，这条河我游不过去，也飞不过去，可我发现了一条可以过河的地下铁道。
我周围的东西飞速地旋转着。我的头脑在徐缓的滚滚的波涛中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不断地交替着。我们，他，他————我的头脑和我————不再在同一个领域里活动了。我的身体也是一样。在过道的那一边，一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青年女子，啃着一只红苹果，车站信号灯的光束从她身后掠过去。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我下去，感到头晕目眩，脑子空空。我穿过地道，进入哈莱姆区，那已经是时近黄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