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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一个午间，一家狭窄的饭铺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宴会。
那里是十三个互称为同志的革命党人，衣襟上备有相同的蓝色而长方的徽章，操着声调各别的官话，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低小的房子的空气因着这几个人的来到，骤然变得格外炎热起来。从各人口里喷出来的纸烟的云雾流出低矮的门框，发散在另一间房子里，使那里正在流着汗吃饭的人也感觉到了格外的炎热。这里一共只有五六个人，衣襟上也备有相同的徽章，但他们都沉默着；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桌子旁，各人只吃自己面前的两个菜，不招呼也不看望。跨过这一间房子的门限，便是厨房，以及和厨房不曾分隔的，摆着四张方桌，同样地坐满了备着蓝色徽章的人的通房。通房的门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旁边坐着一个异常忙碌的老年的收账员。出了这个门，宽大的马路就在面前了。饭铺，的左右密接着一样地破陋而矮小的，用洋铁皮，泥草以及砖石筑成的，十余家饭铺和纸烟店。它们都好像驼背的老人，缩做一团地蹲着。在它们的后背铺着青苍的田野零乱的坟墓和低矮的山岗。
在宽大的马路的那一边，和这一排即将陷没在泥土中的残物，适成了相反的对照的，是一所巨大的建筑物！它有射着刺目的白光的长而高的围墙，————上面还写满了警惕的革命的口号的蓝色而劲健的字；有宽阔的铁栅栏的门，————两旁站着七八个背了插着刺刀的枪杆的卫兵；有并着左边崇高的大山，高耸在天空里的蓝色的圆屋顶；此外，它还包含着无数的洋式的楼房，树木成林的花园，池塘，草坪，以及新式的运动场。如同它的高耸的圆屋顶并着崇高的大山，雄视着下面荒凉的坟墓堆中的世界似的，这一所建筑物的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治的枢纽。
每天正午，当走廊的电铃像暴雨敲着树叶般四面八方响了起来的时候，管理这巨大的机器的人员便纷纷从各处走了出来，一部分拥入宽大的饭厅，一部分拥出大门外，挤满了马路这边所有的饭铺，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回到附近的家里。
今天在聚和园里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的十三个同志都是特别科里的同事，其中有两个年青的女同志，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同志，此外便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同志。他们除说着声调各别的官话之外，每一个人都还擅长英日法各国的语言，流利的外国话不时从他们的口里流了出来，但有时在两三个人之间也说着为别人所不懂的土话。
过了一番噪杂的谈话，酒菜已先后的上来，于是面孔上有着特别深的辛苦的皱纹的一个老同志便站起身，开始致词了。
“各位同志，兄弟今天特别的快乐，能邀请本科所有的同事齐集在这一个小小的饭馆里，吃一餐中饭。一则因为兄弟在这里的时候少，在上海的时候多，平时总不容易和各位在一起，今天竟能和全科的同事，一位不少的在一桌吃饭————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二则今天新来了一位使我们敬仰的老同志，从此将帮助我们，使我们所担任的巨大的工作猛飞突进，裨益于党务不浅————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二个原因。说起这位老同志，邹金山同志，恐怕各位还不十分知道他的历史，兄弟敢为各位特别介绍一下。民国元年，当我们的部长在香港办民主报的时候，邹同志也是在那个报馆里工作的。我们知道，那时的老同志到现在死的死，变节的变节，消沉的消沉，像邹同志似的现在还来参加这革命工作真是如凤毛麟角，不常有的事。民国十三年，先总理在北京逝世的时候，邹同志那时正在北京，奔走得非常辛苦，同志中那时有在北京的，倘若到过中央公园，去祭奠过总理的灵，记性好的人一定会记得礼堂中站着一个比现在稍微年青的邹同志。至于学问，邹同志说得一口好英语，写得很好的文章；他到过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在上海印务书馆里做过七八年的编辑，编过英文文学杂志，函授学校就是邹同志创办的。办事方面，那是更不用说了，各位同志知道了他的历史，就会相信他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像邹同志这样有资格，有学问，有才干，今天到我们这一科来工作，论理，兄弟是应该退下来，请邹同志代替了兄弟的职务的。兄弟也曾把这个意思对部长说过，但部长说，科长和其他的工作同志都是一样为党为国做事的人，还是‘以资熟手’为妙，兄弟没有法子，只好勉强干下去了。此外，兄弟应该向邹同志预先感谢的，就是兄弟因上海方面办报纸，忙碌得不堪，总是在这里的时候少，科里的事务向来因为没有股长，就没有人代理科长，现在邹同志来了，当本科的翻译股股长，以后兄弟不在这里时，就要偏劳邹同志，代理兄弟的职务，多多的计划，使科务发展开去，兄弟也可以沾一点光了……”
夏科长拉杂而且急迫地，如同他的为人似的，说完了这一些话，便坐了下去，接着邹同志站起来了。
这位新来的同志，他有着和夏科长相仿佛的年纪，但他的面上的皱纹以及满腮的胡髭却表示出他有过比夏科长更坚辛的生活，他的深陷的发光的眼珠里包含着富丰的经验，他的高阔的前额，一望就知道那里面藏着足智多谋的脑袋，而他的宽大的嘴巴，也显示出善于谈吐。他站在夏科长的旁边，对着所有的人射着闪烁的目光，作了一个简单的回答。
他说，刚才夏科长对于他的一席话，实在使他非常的惭愧。第一，他说，夏科长太称赞他，他不敢当。第二，他说，夏科长太谦虚，提到了要把科长的位置让给他这一层；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倘若他注意着这事，那他就不会到这里来，当部长要他来的时候。最后，他还表示他的希望，希望大家督促他，指教他。
邹同志坐下去后，接着就有好几位年青的同志站起来，先后说了一些对于夏科长今天请客的感谢和对于邹同志的欢迎。于是夏科长又站了起来，表示他的抱歉：因为工作紧张的原故，匆忙中只能到这近边的小饭馆里请大家吃一餐便饭，实是过于简慢。但邹同志却站起来说，他喜欢这样，因为俭朴是革命党人的本色。今天虽如夏科长所说的，只是一餐便饭，他觉得能和全科亲爱的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实在是一个盛大的宴会。他希望这样的宴会能时常举行，俾大家一出忙碌的办公室，可以常常集合在一起，谈谈琐事，讲讲笑话，一面娱乐，一面也可以联络感情。因此他提议，以后每天午餐，到这一个饭馆里来，大家轮流着点菜，付钱，而酒除去，例外的菜也不必添，只吃和平时一样的菜，但使菜多几种花样，免去了分吃的缺点。
于是大家立刻就齐声赞成了。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日常的宴会。有几个人本是在别的地方吃饭的，从第二天起，便都改到这一家来。聚和园的生意从此便好了许多，每天午间，给特别科预备好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第二天是邹金山同志点菜，请客，第三天是黎士青同志，第四天是邬近夫同志，第五天……第六天……每天午间，这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充满了笑声，语声，碗筷声……像有着一个很大的宴会似的……
但这样的快乐的宴会一天一天继续下去，过了一个月却渐渐乏味了。同志中已经有好几个人不时在那里诉着苦，说聚和园做来做去只有这几样菜：牛肉烧豆腐，猪肉烧豆腐，素炒豆腐，凉拌豆腐……而滋味又总是一样的，单调的。于是宴会的场所便跟着多数的意见，从聚和园迁到隔壁的平心馆，又从平心馆改到邻近的美生堂……又回到聚和园，又迁到平心馆……这样的换了又换，正当宴会的趣味一天比一天冷淡的时候，忽然这一团中起了一个意外的变化……
那就是邹军同志单独的行动了。
为的什么呢？
邹军同志说：一起吃饭，第一个不方便是必须你等我，我等你；第二个不方便是这个喜欢吃冷的，那个喜欢吃热的。但真正的原因，邹军同志不说，别个也都知道了：他厌恶邹金山。许久许久以前就使他不快活的是，自从邹金山同志知道了他也姓邹以后，便蔑视他，叫他小邹，不称同志，也不称密司特，暗中表示出他比他大。大些什么呢？年纪大，地位大，资格大，本事大……所以进门就做了股长，又时常的代理科长，而邹军同志自己却是年纪小，地位小，资格小，本事小……一切都小，所以永久永久地只当了一个特别科的事务员。科长，股长，一等股员，二等股员，三等股员，四等股员，事务员————这中间相差得好多！“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邹金山同志在饭馆里说了这样的话，一进办公厅，便要显示自己的地位了。这已是够使邹平同志生气，但更使他生气的，却还有一件意外的事情。
部里近来因为旷职，请假，迟到和早退的人太多，认为于部务有碍，特定了一种考勤的条例，发下了三本簿子，交给每科的事务员：第一种是甲种请假簿，凡请假在三日以内的，必须申请假人填就，得科长允许，由科长签字；第二种是乙种请假簿，凡请假在三日以外的，须得到部长或秘书的允许，由科长签字后再由部长或秘书签字；第三种是报告表，每星期将请假，旷职，迟到和早退的姓名，日时，由事务员填在表里，由科长签字后呈报部长，以凭考核。在一个月之中，倘若有人旷职，迟到或早退三次，必须受警告的处分，三次警告后，他便须停职了；至于请假，则每月中每人不能超过一星期，部长特许者不在此限。在特别科里，管这三种簿子的是邹军同志，而签字的是代理科长邹金山同志。自从这三本簿子发下来以后，邹代科长每天在办公时间前半点钟就已坐在他的座位里，使特别科里的工作同志人人自危起来，都于规定时间前来到办公室了。
一天早上，规定的办公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特别科里却还少了一个女办事员王同志。她头一天没有预先请假，第二天早上也没有打电话来。于是邹代科长就跑到邹军同志那里，叫他拿出报告表来，填上王同志旷职几个字，自己签了一个字。邹军同志心里便有点不高兴，他觉得这样严厉的处分王同志太过分了。她住在很远的地方，迟到几分钟应该原谅她。倘若她今天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不能来科工作，那她自然会托人送请假信来，或则打电话来；但托人来或打电话来，邹军同志知道，在王同志都是很不容易的。她没有仆人也没有自装的电话，怎能一定赶到规定的时间呢？“再等一等看吧？”他这样说。但邹代科长却沉着脸说：“照条例！公事公办！”于是邹军同志没有办法，便只好照填了。
过了几分钟，秘书室里的一个女同志忽然转来了王同志一封请假信，那是王同志亲笔写的，她说今天头痛，不能来科工作，请假一天。邹军同志气愤地便把这封信交给了邹代科长，看他怎样办。但邹代科长不肯接受，他说请假信来得迟了，仍应照旷职办理，而且，她头痛没有医生的证明书，理由不充足。
“什么？头痛是小毛病，也是女人的常病，例如当她们————唔，生了一点普通的小毛病，必须请医生，还须医生写证明书吗？”邹军同志愈加气愤了，他觉得邹代科长是在故意和王同志为难，想挤掉她的位置。他不能承认。他是一个管理全科事务的事务员，无论怎样，他必须照事实处置事实。于是他跑回自己的桌子边，从抽屉里取出了报告表，气愤地撕去了那一页，又重新填上王同志因病请假一天。
邹代科长瞥见他撕去了自己签过字的报告表，也看出他气愤的神情，但邹代科长却不做声，装做没有看见。
第二天，王同志来了。邹代科长便走过去，很和气的问她病好了没有，接着便告诉她，昨天因为过了钟点，没有看见她来到，也没有请假信，因此叫邹军填上了旷职表，这实在是他很惋惜的事情，因为他不能不公事公办。但随后请假信既然来到了，而且认她的面色上可以看出她昨天确实不舒服，自然可以把旷职改做请假的。
“把报告表拿出来，给我改一改吧，”他对着邹军同志说。
“已经改好了，”邹军同志回答说，“自然不能算是旷职的！”
“喔！改好了更好，再让我签一个字吧！”
邹军同志把报告表送到了他的面前。
“怎么？邹同志！昨天的那一张呢？那一张是我签过的！”
“撕去了！”
“喔！喔！”邹代科长说着，便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过了一会，他叫邹军同志过去了。
“告诉我，你从前在什么地方读过书。”他很和气的问邹军同志说。
“上海法政大学。”
“在什么地方做过事呢？”
“在江苏宜兴县政府。”
“喔！够了！你还须多读几年书呢，小邹！”邹代科长恶意地，轻蔑地，而又像开玩笑似的说。
邹军同志不能忍耐了。愤怒的火从他的眼睛里冲了出来，他也不再称他为同志，直呼他的名字了。
“邹金山！你也未见得比我有学问！虽然你做了代理科长！你的别字写得够多了，屡次总是我代你改正！你的许多底稿还在我这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哼！‘一味唐塞，’写做‘一味唐突’！‘淆惑听闻’，写做‘诱惑听闻’……”
这样一来，邹代科长的气愤终于被邹军同志撩起了。他不禁跳起来，用力拍着桌子，说：
“到部长那里去！小邹！问问你是不是一个事务员，事务员的权限能不能随便撕毁公家的簿册！倘若那是支票，叫你保管一下，你也可以把它撕毁吗？倘若在法院里，你也可以撕毁有关人命案子的簿册吗？这里是一个儿戏的机关吗？全中国还有哪个机关比这里更大的？哼！哼！……”
全科的人都站起来了。他们起初都低着头在做自己的工作，没有留心到，直听到拍桌子声，才晓得他们两个人吵了起来，但也还不十分清楚，到底邹军同志撕毁了什么重要的公文。
“请大家平静一些吧，我们都不能工作了！”一位年青的同志，露着不平的声气说。他的座位离开那代科长很近，似乎早已听清楚他们的争吵。
邹代科长立刻就平静了。他转过脸来，对这位年青的汪同志说，他本是很和气的对待小邹，事情已经做错了还有什么办法，无非希望他以后留心罢了，他到底年纪小，因此这事情，撕毁公家簿册，虽是极其严重，还是很客气的，像开玩笑似的说了几句警惕话，希望他以后不再做错事，也完全为了要他好，罢了，愿意他再去静心地想一会吧！希望他好，难道别人是怀着什么恶意吗？
邹代科长不再做声了。他坐下去，便开始他的工作。邹军同志也因着朋友的劝告，按住了怒气，只口中轻轻地咕噜着。他到特别科工作已有了四五个月，同事们对他都是很和气，很要好，虽然他的地位比别人低了许多。今天这气，实在是第一次受到。代理科长算什么，他在宜兴县县政府里不是也代理过科长吗？这老贼！他咬着牙齿，独自的想，“他敢于这样的侮辱我！”撕了一张报告表，有什么要紧，那一本报告表是活叶装钉的。请假簿不是活叶钉的，别个同志写错了，尚且撕的撕，涂的涂。而这一张报告表，本是无理写上的，老贼自己又已认为不作数，撕去了却还要老羞成怒。“还要多读几年书？”谁呢？谁最会写别字呢？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讨厌了：自从他来了以后，每天总要给他誊写三四次呈文————部长钧鉴……职邹金山……部长钧鉴……职邹金山……应该用科具名的，他用自己的名字替代了去，无须写呈文的，他都要写呈文，中间还夹杂些别字。“这一句不大好吧，邹同志？这个字不是这样写的吧？”他回答说：“好，好，就请你改一改吧，我忙得没有工夫呢！”哼！忙些什么呀？翻翻大陆报，泰晤士报，用红铅笔画上几根线，丢给王同志，说，“请你剪下来，贴在国外要闻簿里，”或则，“用打字机把它打过一遍！”于是别个就须整天的忙碌了。而他自己，跑到部长室，跑到秘书室，回来就某同志某同志，部长怎样说，秘书怎样说。到科一月多，没有看见他做一篇英文的文章，天天只起草给部长看的不通的呈文，管不着的事他要管，分内的事倒不做……
邹军同志越想越气愤，他不待钟点到，就首先离开办公室了。他不但不愿意再和他同桌吃饭，连和他在一个房子里办公都不高兴起来。他恨不得把这老贼一脚踢出去，如同踢一条狗似的！
本已渐渐乏味的宴会，因了邹军同志的分离，便根本摇动起来。每一个人的心里现在都不能把他们俩的不快活的事情忘记，仿佛觉得这宴会有了一种极大的缺陷似的。邹代科长虽然善于忘记一切，第二天就像并不曾有过什么不快似的，首先对邹军同志和气地说起话来，而且第三天午间还请邹军同志一起去吃饭，但邹军同志终于不能立刻就高兴，还是坚决地独自去午餐。过了几天，王同志也宣布不来了。她说，天气太热，饭馆里的饮食不卫生，不如改在部里吃饭，那里是有膳食委员会的组织，专门监督着厨房的。特别科里只有两个女同志，王同志不在外面吃饭，便影响到另一个李同志，使她觉得杂在男子中的孤独和不方便，也接着和王同志一致行动了。夏科长是长期在上海的，他只每两星期中偶然的来了一次，但早上到办公室和部长室转了一转，又立刻赶正午十二点钟的特别快车走了。一位余同志已派到广西去。现在宴会零落得只有八个人，两张方桌抽去一张了。但仅仅是八个人的宴会，也仿佛太热闹了似的，不到十天，又少了两个。这是周同志和童同志。他们一致的说，福和国虽然小，价钱却便宜，包月又比零吃少钱，而且可以欠账。
王同志脱离这个宴会的真正原因，是很明白的，至于周童二同志又为的什么呢？他们也不高兴邹代科长。周君同志是上海因宜打字学校出身，在特别科里专门担任打字的，不应该做别的事情。但邹代科长来了以后，他除了打字以外，却还须给邹代科长做私人的书记，这里一封信，那里一封信。周同志面子上不好推托，心里着实有点厌烦。他是夏科长保荐进来的，邹代科长却不时当着他批评夏科长：“夏同志不会做事。……”童同志呢，是感觉到邹代科长在特别的注意他，每天限制他翻译的分量。因此他们跑到福和园里和邹军同志一起吃饭去了。
维持着乏味的宴会的六个人之中，那一天当邹代科长拍桌子的时候，突然带着不平的语声，叫他们平静一点的任才同志是在第一天看见了邹代科长就觉得心里不痛快的。什么样的不痛快，他原先没有晓得。他平常一见人，就有一种直觉。好的人，他无意中会喜欢起来，不好的人，心里就像碰到石头一样。他喜欢说笑话，讲故事，唱歌，如果夏科长那天欢迎邹代科长的宴会中，他心里快活，是谁也闭不住他的嘴巴的；但他那一天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只是低着头。邹代科长拍桌子的时候，倘若他少活了两年，如同以前似的，他就会跳起来，把邹代科长大骂一顿。近来因为他阅历渐渐深了，知道管闲事无益，所以忍住了气，只尖利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仍敷衍着邹代科长，因为他明白，世上的好人原是不常遇到的。黎士青同志一向是待人和气的，同时自己脚踏实地的做事，不怕别个扳脚后跟，虽然也不高兴邹代科长时常把自己应做的文章推给他做，他还是不愿露出他的声色。邬近夫同志是一个精明老练的人，他知道邹代科长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也看得出他想做科长，想开除一些同事的各种坏心思。背着人说坏话，挑拨离间，代图书馆买书揩油，种种在别个还不十分觉得的事，邬同志早已明白了。他一样的厌恶邹代科长，但他的语言和行动，向来是最谨慎的，他要留到非说不可非做不可的时候。待一切都预备好了，他才拔出刀来，往要害里迸发他的全力，使敌人连叫喊的机会也没有。留下来的蒋同志和汪同志都只比邹代科长早来了几天，他们不十分熟悉科里的情形，也不大管闲事。
邹军同志对于这些情形都很明白，他知道这老贼是站在一个孤立的地位上，可以和他搏击了。于是他便首先去问任才同志：
“任同志，这样一个人，为了公，为了私，不应该把他推倒吗？……”
如上所说任才同志是已经多活了两年阅历挫去了他许多血气的锋利了的，他知道为公为私都应该推倒邹代科长；但他推倒了以后又怎样，或许来了一个更坏的代理科长呢？公是乌烟瘴气的，少数人想把它弄好总是白费气力。他不愿意为公。私呢，他觉得自己这个饭碗不值得爱惜。
“糊里糊涂混一番罢了，认真做什么呢？”任同志冷淡地回答说。
但邹军同志不愿意这样，他还是进行他的计划。黎同志，邬同志，王同志，周同志和童同志都同意了。黎同志和任同志同事最久，他晓得任同志的脾气，便担任先把任同志拖过来。王同志担任去拖李同志。任同志果然很快地就同意了，一知道大家非推倒邹代科长不可。李同志也因着王同志的相邀入了伙。两个态度不明的汪同志和蒋同志，也同意了一个。现在人数已占了一大半，可以从速进行了。
一天晚间，在饭馆后面的一间小小房子里，那是邹军同志所住着的，便有了一个秘密的集会。大家首先是痛数邹金山的卑劣，随后便商量推倒他的方法。任同志不加入则已，一加入便比什么人都热烈起来，他认为集合了这九个人把邹金山围打一顿，叫他滚出办公室，是最痛快的。邹军同志立刻伸出巨大的手来，说他一个人就可以把老贼打得头破血流，他同意任同志的主张。但黎士青同志和邬近夫同志反对他的主张。黎同志说，这是要牵涉到法律问题的。邬同志认为这是小孩子的举动。他们提议，不如九个人联名呈文部长，要他开除邹金山，这里是多数，部长会照准。于是大家同意了。当场公推邬同志起草，明天大家校正一遍。为了什么要求部长开除他呢？为了“以利党务”。罪状越多越好：反动分子，压迫同事，无学识，侵吞公款，招摇撞骗，历史卑污————六大罪状。后面两条是邬近夫同志觉得应该加上去的。他已好几次看见别人写信给邹金山，信封上写着“邹部长金山”几个字；他又调查出了邹金山的历史，民国元年部长在香港办民主报的时候，邹金山只是一个拿薪水，专门揩油的买纸张的办事员，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北京逝世时；他也只是一个招待员，算不得有革命的历史，在上海印务书馆里也只充兜揽广告的职员，并没有办过什么函授学校，到外国去是印务书馆叫他去购办机器，不是留学，他的英文是在洋行里学会的，他是买办阶级的一个。
第二天，呈文的草稿写成了，大家又聚集在邹军同志的房间里。呈文是这样：
呈为邹金山人格卑污，行为恶劣，恳请开除，以利党务事：窃邹金山出身买办阶级，向作洋奴，卖国是其目标，害民乃其手段，反革命之甚，无有过于被者。近见革命党兴，铲除买办阶级，邹金山失所凭依，乃摇身一变，投机加入本党，冒充忠实同志；又用其钻营惯技，滥充本科股长。职等方以彼将革面洗心，痛除旧恶，以补前愆；孰知卑污成性，天良尽灭，假代理科长之名，在外则招摇撞骗，在内则压迫同事，假公济私，侵吞公款。既无才干，复鲜学识，但凭其卓污之伎俩，以满足个人之私欲；恶劣之事实，彰彰在人耳目。职等敢为钧座缕陈之：
邹金山初来职科时，曾自称历充本党要职，且与钧座同事，追随先总理有年；熟知经职等详细调查，则邹金山于钧座在香港主办民主报时，仅充当购买纸张之事务员，且因侵吞公款嫌疑，未及一月即被革职；而于先总理逝世时，亦仅充当招待员，是其未尝有何革命工作之成绩也。
民二年，邹曾充当沪泰生洋行账房之职，五年充别克洋行买办，“五四”前后，反日最烈之际，邹又充日人所办之福和公司副经理；邹果稍具天良，安忍作此国人所耻之事？是其毫无革命性可作明证也。
邹曾时向职等自诩，谓上海印务书馆所设之函授学校，乃其一手所创办；经职等调查则函授学校成立于民国八年，而邹初至该馆时在十年，仅充该馆之广告员，即编辑亦未尝轮及。邹又谓彼曾留学国外，俨若博学多闻，实则彼之出国，乃印务书馆派令其采购机器。在职科二月余日，仅撰英文稿一篇，当经职黎士青之删改；其所拟中文各种底稿，则谬误百出，前后不接，屡经职邹军之修正。平日占其大部工作时间者，仅阅报看书而已，是其缺少学识不能胜任也。
邹于上月间曾赴沪二次，当其启程之先，皆自告奋勇，要求图书馆赵同志托其代购英文书籍，谓彼与上海各家书店皆有交情，可打折扣；孰知所购者多属破旧之书，且大部非图书馆所需要者。此等书籍，类多得之于城隍庙北京路之旧书摊中，照原价十分之一二已足；而邹则皆以五六折计算，自用打字机开一价目表以代书店之发票。其中数本，如瑞士游记古国回忆录皆曾签有邹个人之名字，亦从家中抽来，充作新购之书，是邹侵吞公款证据确实也。
邹自充职科长理科长后，对外公文，屡自署名为特别科科长邹金山，故意略去“代理”二字；其私人通信，复不知如何捏造。职等屡见其外间来件，有写邹部长金山钧启字样；是邹必在外间招摇撞骗，毫无疑义也。职科同事平日素称和睦，于工作亦皆未尝稍敢疏忽；乃邹屡用其挑拨离间之手段，以伤同事间之感情，复吹毛求疵，以代理科长之地位，任意凌辱职等，甚且摩拳擦掌，拍案谩骂，气势汹汹，意欲动武，是邹压迫同事有目共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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