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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为避空袭，迁青木关。此次开会，讨论有关历史教学问题。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来预会。旭生曾从法国汉学家斯本赫定考察新疆后，为中法研究所所长。余在北平屡与谋面，但未深交。会既毕，余因出席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仍留青木关。旭生方读余《国史大纲》，欲相讨论，亦不离去，迁来与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课，旭生留室中读余《史纲》。午后，因夏日西晒，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离室去至郊外，择村间一茶座，坐树荫下对谈，至晚方归。如是以为常。余在讲习会有课一星期，余与旭生作半日讨论者，亦一星期。旭生读余书既完，讨论亦粗完。
一日，旭生忽背诵王船山《读通鉴论》一段，首尾逾百字，琅琅上口。余大惊讶，曰，此来，君未携一书，何从借阅，又背诵如滚瓜之烂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国留学前，幼年熟诵，今追忆及之耳。旭生年长于余，早年留学。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于数十年前所读书，犹能随口背诵。今日一大学生，能翻阅及此等书，已是一大异事。则无怪吾辈两人，此番所讨论，已成为毕生难遇之奇缘矣。
胜利后，余自成都东归，旭生方自昆明回北平，又遇于重庆。旭生健谈，每达深夜不能休。犹忆一夕，余在旭生寓所畅谈，旭生忽视手表曰，夜深矣，我当送君归，留待明日再谈。余笑曰，今夜君乃输了。余每与君谈，余必先乞停。今夜存心要君先乞停，然亦恐此夕之难再矣。两人皆大笑而别。自重庆分手，余与旭生遂未再谋面。今闻其已作古人，余每回念此夕，则犹如昨夕也。
八
余返成都赖家园国学研究所不久，颉刚又去职，赴重庆。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惟亦因其秉性谦和，又乐于汲引之虚心，遂使其交际日广，应接日繁，有日不暇给之苦。又其时生活日清苦，颉刚气体不壮，力不从心，更感不安。其一妻两女，同居园中。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其长女幼年患病，口哑不能言，入盲哑学校。归来侍奉双亲，勤劳异乎常人。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其夫人后因病在重庆逝世。颉刚又续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见。
抗战胜利后，余归苏州，在其家中又获一面。不久，颉刚即去北平。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设法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又闻其新夫人已为颉刚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则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
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
九
余离青木关返成都赖家园，不久，即得教育部来函。告余，余在教育部召开会议中之最后一篇讲辞，刊载报纸，蒋委员长见之，疑余尚在青木关，电话召见。函中嘱余再去。余去函婉辞。翌年一九四二年秋，蒋委员长亲来成都，获两次召见。嗣陈布雷来成都疗病，余见之于其寓庐，偕其夫妇三人同进晚餐。布雷告余，闻委员长有意明年召君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演，君其早作准备。翌年，果来召。时成都重庆交通已日感不便，余搭邮政局车去。黎明前即赴乘车处守候，黑暗中有一人续来，乃同车赴重庆者。互通姓名。其人忽曰，君乃钱先生耶。我读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仰慕久矣。今乃在此见面，非天意安排，不得有此机缘。两人乃畅谈无休。知彼乃在邮政局任职，一路有所查询。车上司机极尽敬礼。中晚两餐，沿途邮政局皆盛宴招待。而余遂见推为上宾。入夜睡眠，床被舒适得未曾有，为余国难期中旅行最所未有之一次。直至重庆始别。惜已忘其姓名，无复向人询问矣。
十
是年春，又折赴遵义浙江大学，作一月之讲学，乃由张晓峰力邀成行。先在北平时，晓峰已邀余去浙大，余未去。又邀张荫麟，亦未去。嗣在昆明，荫麟屡责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谓，君所交膳食费请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荫麟无以答，勉允之。夫妻对食，荫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荫麟遂愤欲离婚，经友人劝，先分居，荫麟乃一人去遵义。患肺病。余之去，荫麟已先在前年之冬逝世矣。
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秉和缪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余于清代诗人尤好遵义郑子尹，常诵其诗不辍。此来惜不能一游其母之墓。余在果育小学时，即知有蒋百里。百里病殁于遵义，余来已不及见。
余尤爱遵义之山水。李埏适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每日必来余室，陪余出游。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数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去。
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像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也。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李埏又言，向不闻先生言及此。即如今日，我陪先生游，已近一月。但山中水边，亦仅先生与我两人，颇不见浙大师生亦来同游。如此好风光，先生何不为同学一言之。余曰，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但书中亦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君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告人彼早年已遍游山水。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君今日，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从师交友，亦当如读书游山般，乃真乐也。李埏又曰，生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乐事。当慎记吾师今日之言。
余在浙大上课，常有农人肩挑路过，即在课室窗外坐地小休，侧耳听课室中作何语。余每忆及王心斋泰州讲学时景象。自思，余今在此，固不如王心斋为农村人讲学，窗外人亦非真来听讲，然果使有王心斋来此，讲堂情形当大不同。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强作此限制也。念此慨然。
十一
余在遵义仅一月，即离去。前在重庆，蒋委员长有意提倡宋明理学家言，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宋元明三朝即就黄全两学案删节，惟有清一代唐鉴所编未及其全，势当另有编造。乃以此事嘱余。余返成都，因此书有时限，篇幅字数亦有限，又不愿草率从事，日夜尽力专为此一书撰稿。立意先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适新识友人彭云生，川人中治理学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恳其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彭君访求特勤，待其一月归，共得二十种左右。清代关学首尾，网罗略尽。并多外间颇少流布者。故余书对关学一部分最所详备。尤于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采其言行，为撰一新年谱，而二曲一生精神为之活跃纸上。自谓为诸学案开一未有先例，亦余此书中最所惬心之一篇。又江西宁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皆藏有其书。余遍加阅览，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问题者，条贯叙述，亦为余此书中惬意之一部分。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钞写。以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一副本，径以原稿寄国立编译馆。明年又去重庆复兴岗，蒋委员长面问此书已完成否，乃知编译馆于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拟俟全稿齐，始依次排印。委员长又亲加催促。但至抗战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则已胜利还都矣。余之《清儒学案》一编，尚未付排，全稿装箱，由江轮运返南京。不期装船头诸箱，有堕落江中者，余稿适亦在内，竟未及捞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长江水底，终饱江鱼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该稿寄编译馆前，由四川省立图书馆之该馆所编图书季刊中，犹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后始读徐世昌所编之《清儒学案》一书，意欲重自撰写，则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
《清儒学案》完成后，又续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得晓峰来信，为其所办之杂志《思想与时代》征稿，嘱余按月投寄。余应其请，遂将《文化史导论》各篇，及续写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论文数篇，络续寄去。此为余自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一新转变。
亦因赖家园处境静僻，不仅离城远，即离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华里之外。孤立在乡野中，四邻皆农村，宾客稀少。研究所诸生，除临时偶有增添外，既无毕业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辈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讨，各自进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团，各安所业。并无规定之课程，只在每周星六下午有一讨论会，每由余主讲一题，约一小时，余乃由诸生各别发问，各别讨论，直到晚餐前始散会。又讨论会每择研究所附近茶店中举行。围坐小园丛树中，借作郊游，备极舒畅。又于星期日赴成都附近诸县邑诸名胜作竟日长途之旅行，以此较之在宜良山寺中一人孤寂独处之环境，又自不同。至余赴齐鲁上课，则每周仅有两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阴悠闲，绝少作无聊之浪掷也。
十二
时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借华西大学校舍上课，其教授罗倬汉，每逢余到齐鲁上课，彼必在图书馆相候。余课毕，即相偕赴江边茶馆品茗闲谈。彼告余，君近治两宋理学家言，但时代不同，生活相异，惟当变通，不能墨守。虽两宋理学家不求富贵利达，但吾侪今日生活之清苦则已远超彼辈当年之上，而工作勤劳又远倍之。姑不论其他，即每日阅报章一份，字数之多，已为从来读书人日常勤读所未有。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华西坝近在成都西门外，西门内有八号花生最所著名。倬汉必购取两包，告余，花生富营养，惟恐消化不易，以浓茶辅之，俾可相济。吾侪此刻一壶浓茶，一包花生，庶于营养有小助。
倬汉方治《左传》，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余为之序。其论清代今古文经学，时有所见。亦为余在蜀所交益友之一。后余过广州至香港，闻倬汉亦在广州，而未获晤面。及创办新亚，曾贻书邀其来港，惜未获同意，后遂不复得其消息矣。
又湖北人严重立三，在黄埔军校任教，北伐为东路统帅。胜利抵杭州，遽告退休，居西湖僧寺中。熊十力亦鄂人，亦同在西湖，常与往来。十力来北平，常告余立三之为人。抗战军兴，立三乃复出任湖北省主席。某年来成都，余特自赖家园进城访之。立三为人严毅清苦，迥异恒常，对政事教育亦具特见。余与谈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深蒙赞许。立三借居一空楼中，对坐畅谈，旁无第三人，尽半日方散。如是不只一次。翌年，立三又来，又与相晤畅谈。惟已不忆及当时晤谈之详情矣。后又闻立三在乡间遭虎噬逝世。斯人诚亦近世一难遇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