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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余草《国史大纲》既毕，适昆明方屡遭空袭，乃于一九三九年暑假携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乘便赴上海，归苏州探母。锡予同行，在上海接其眷属从北平南下，同返昆明。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余在昆明，临行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
余与锡予先同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时商务印书馆已由沪迁港，余将稿交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云五允之。遂抵沪，知余眷已先返苏州，锡予乃偕余同赴苏州。自离昆明途中，锡予询余，《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境。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与锡予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一书摊，尽是西书，皆自东吴大学散出。余忽动念，嘱锡予为余挑选，此一年当闭门勤读。锡予为余择购三书，余嫌少，嘱更多购。锡予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余多购。越两日，锡予即返沪。
二
余之《国史大纲》稿，既交商务印书馆，仍由上海旧印刷厂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中央某处审查，始可出版。审查凡分三例。一、审查通过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后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上海商务旧厂将余之《史纲》稿送重庆审查，批回属第三类。批云，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商务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联大告余，久不得复。不知余在何处，付印事遂搁置。
余在苏州，久不闻此书出版，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乃得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史纲》出版后，仅最先一批书数百本得海运送河内，运销后方。此后海运即断，不得再送，乃改在重庆以国难版发行。余此后在重庆成都各地，见各处室内悬挂中山先生画像，始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则无怪审查处之郑重其事也。以后此项画像遂少见。则一事之论定，宜非可率尔期之矣。
三
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余撰《先秦诸子系年》毕，即有意续为《战国地理考》，及是乃决意扩大范围通考《史记》地名。获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不出租金，代治荒芜即可。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大门外惟一路通市区，人迹往来绝少。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余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并大，而《史记》全书逐一地名已考订无遗。尽取材于三家注。如韩世家一地名，其地实在魏，则移之入魏地名考中。尽录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余两家失之。或两家注得之，其余一家失之。皆不繁论。只读余书先后之排列即可知。从来为春秋地名考战国地名考者，书已多有，未有如余此书之简净者。余乃得以一年之力完成此书。
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先读《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有中文译注，中英对列。每一生字不烦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识光华大学校长浙江张寿镛。在其租界之寓所，赠余以其新刻之《四明丛书》。其中黄梓材冯云濠两人之《宋元学案补编》，尤为余所喜读。然携归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则全在《〈史记〉地名考》及读英文之两事上。《〈史记〉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又编成《齐鲁学报》首期，交开明付印。而《〈史记〉地名考》一书，开明始终未印出。及余来香港，乃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版出书。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其中又费几许曲折，此不详述。然此稿终未散失，仍得流传，则亦一大幸事矣。
四
余侍奉老母一年，终辞慈颜，于一九四○年夏重返后方。时自海上赴南越诸路已断，以张寿镛种种相助，获在香港径乘飞机抵重庆。适逢大轰炸，重庆街道一片破瓦残垣。余傍晚抵埠，宿旅店一宵。明日清晨，即赴郊外暂避。借宿伟长侄岳家，本山东滕县孔氏，名繁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太原佐阎锡山治军，热心爱国家，好儒家言。每晨烹浓茶，对饮清谈。下午余出游山中，其外侄姚某陪行。姚君性爱中国古籍，在中学时，已能熟诵《左传》。家中强之学科学，毕业清华大学土木系，在重庆某校任课。至是，山中相随一月，乃欲尽弃其学而学。临别，嘱余开一书单，当试读之。俟有入门，再谋从学。余居山中逾月，得有飞机，再去重庆宿一宵，即乘飞机去成都。
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廿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五
居不半岁，嘉定武汉大学邀余去讲学，函电频促。余得家讯，老母病亡，心中日夜伤悼，遂决应之。嘉定适遭大轰炸，全城几毁其半，校长王星拱抚五移家城外。余一人住其城中寓邸。隔邻为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寓。时孟实一人独处，余中晚两餐，皆去其寓与孟实同餐。畅谈甚相得。
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山上。一日，渡江来访，邀余去书院讲演。熊十力住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及来北平，与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已有年矣。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不知何故，龃龉离去。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演，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不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余讲演既毕，一浮遂留午餐。
一浮早鳏居，不续娶。闻有一姨妹，治膳绝精，常随侍左右。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余语一浮，君治经学，用心在通志堂经解，不理会清经解。然耶否耶。一浮许余为知言。席间纵谈，无所不及。余盛赞嘉定江山之胜。一浮告余，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终是羁旅，不堪作久居计。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余与一浮纵谈过晡，乃送余至江边而别。自此不复再面。及今追忆当年一餐之叙，殆犹在目前也。
六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其昌，乃北平旧识。有两学生，一南通钱某，一桐城严耕望。其时上课皆在上午十时以前。余课在六时至八时。天未亮，即起身，盥洗进早餐，在路灯下步行至讲堂。晨光初露，听者已满座。十时后，备避警报，暂无课。晚无电，两生常来伴余，问学甚勤。钱生学业为全班第一人，其昌预定其为下学年之助教。严生居第二名，预请毕业后来成都进齐鲁国学研究所，余亦许之。又后一年，钱生亦来成都。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后余在无锡江南大学，钱生又来问学，仍无定向。及余来台，再见严生，已学有专精。而钱生留大陆三十年来音讯未得，亦每念之。
嘉定距峨嵋仅一日程，余拟乘便往游，适得教育部电召，须赴重庆开会，遂临时决定离嘉定东归。意抗战未遽终了，留蜀尚有年，他日可再来，遂未去。余之来蜀及离去，皆乘飞机。水程未经三峡，陆路未上栈道，又以病胃畏寒，此下遂终未去峨嵋。乃余居蜀之三大憾事。
余之读英文书，仅在苏州一年，获得读《西洋通史》一部。此后遂辍。及去嘉定，重读英文之念犹存怀中，临行只携中英对照本耶稣《新约圣经》一册，朝夕得暇，时加披览，逐条细诵，一字不遗。及离嘉定，此册幸得完卷。转青木关教育部后，此业又辍。然犹幸此《西洋通史》与《圣经》之两部，对余影响实深，精力未为白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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