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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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时常这么闲聊，纵谈英国公众的态度，仿佛这位年轻小姐要向舆论发出什么呼吁似的。但实际上，英国公众对这位伊莎贝尔·阿切尔小姐现在还一无所知，因为正如她的表兄所说，命运把她带到了英国最沉闷的家庭中来。她的姨父患了痛风病，很少接待客人，至于杜歇夫人，她跟她丈夫的邻居们素无往来，因此没有理由指望他们来拜访她。然而，她有一种特殊的癖好，这就是接受名片。对于通常所说的社会交际，她兴趣不大，她最得意的事，莫过于看到一张张雪白的长方形象征性硬纸片，排列在客厅桌上。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女人，掌握了最高的真理，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花代价取得的。她没有在社交方面发挥花园山庄主妇的作用，因此不难想象，周围那些人家对她的到来和离开漠不关心。然而绝不能说，人家这么不看重她，她就丝毫不感到委屈，也不能说，她未能在这一带起重要作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跟她提到她丈夫看中的这个国家时便怨气冲天，毫无渊源关系。不久，伊莎贝尔就发现自己站到了一个奇怪的立场上，为了保卫英国宪法，不惜反对她的姨母。对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文件进行讽刺打击，已成为杜歇夫人的习惯。伊莎贝尔却老是忍耐不住，要把这些讽刺一一予以驳斥，这倒不是她担心，它们会对这套古老而坚韧的法规带来任何损伤，只是因为她认为，她的姨母应该把她那张锋利的嘴巴用在更恰当的地方。她自己也很会批评——这是跟她的年龄、性别和民族性有关的，但她也同样富有感情，而杜歇夫人的冷漠使她不能容忍，于是她的道德源泉开始喷薄欲出了。

    “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她问她的姨母，“你既然批评这儿的一切，你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你的观点看来不是美国人的，因为你对那儿的一切也看不顺眼。我批评的时候，总有我的观点，它完全是美国的！”

    “亲爱的小姐，”杜歇夫人说，“世界上有多少有头脑的人，就有多少观点。你也许会说，不至于这么多！美国的？这在世界上从不存在，那要狭隘得多。多谢上帝，我的观点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伊莎贝尔觉得，这个答复比她预期的好，它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她自己的评价方式，但是如果她这么说，听来就不太好了。在一个涉世未深、不如杜歇夫人那么见多识广的人的嘴上，这样的话未免带有傲慢、甚至狂妄的味道。然而在跟拉尔夫谈话的时候，她还是大胆用上了，因为她跟他无所不谈，而且在他面前，她好像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夸夸其谈。她的表兄常常毫不客气的拿她取笑，他很快给她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把一切都当作玩笑，他当然不会不利用这种印象给自己带来的特权。她指责他不够严肃，非常讨厌，对一切，首先是他自己，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天性中仅有的一点点敬意，他全部献给了他的父亲，对其余的一切——父亲的儿子，儿子的弱不禁风的肺叶，他的无用的一生，他的古怪的母亲，他的朋友（特别是沃伯顿勋爵），他寄居的和出生的国家，他那位新发现的漂亮表妹，他都一视同仁，用自己的机智来打趣。有一次他对她说：“我在我的前室安排了一支乐队，我命令它不停地演奏，它给我提供了两大优异作用。它既可使外界的声音不致闯入我的密室，也可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里边一直在跳舞。”确实，每当你走近拉尔夫的乐队时，你听到的照例是舞曲声，轻快的华尔兹旋律始终在空中回荡。这种不停的演奏，常常叫伊莎贝尔感到气愤，她希望穿过表兄所说的前室，进入他的密室。尽管他告诉她，那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她也不在乎，她愿意负责把那些屋子打扫干净，整理得有条不紊。把她挡在外面，那是对她的友好还不彻底的表现。她施展年轻耿直的智慧，对他作了无数次抨击。然而应该说，她的智慧大多还是得花在自卫上，因为她的表兄取笑她，把她称作“哥伦比亚”[1]，指责她的爱国精神简直炙手可热。他画了一张漫画，把她表现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郎，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穿着星条旗服装。伊莎贝尔在生活中的这个发展时期，最怕自己显得心胸狭窄，尤其怕真的变成这样。但她还是毫不迟疑，故意让自己符合表兄的看法，还假装怀念美丽的家乡。他喜欢说她具有美国精神，她便尽量装得这样，如果他要笑她，她愿意给他不少取笑的机会。她为英国辩护，反对他的母亲，但有时拉尔夫对它大唱赞歌——据她说，这是为了故意折磨她——她却找出各种理由来反驳他。事实上，这个小小的成熟的国家，对她说来，就像十月的梨子一样甜蜜。她能够心平气和，不计较她表兄的揶揄，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就因为她对这个国家很满意。有时她也会感到有些沮丧，那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受了亏待，只是因为她突然替拉尔夫感到难过。在她看来，他是为了掩盖自己，故意在讲些违心的话。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她有一次对他说，“但我怀疑你是一个大骗子。”

    “那是你的权利。”拉尔夫回答，他还不大习惯人家用这么粗暴的话对待他。

    “我不知道你关心什么，我觉得你什么也不关心。你赞扬英国，其实你并不关心它。你假装痛骂美国，但你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除了你，我什么也不关心，亲爱的表妹。”拉尔夫说。

    “要是我真能相信这点，我一定很高兴。”

    “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年轻人嚷了起来。

    伊莎贝尔其实是应该相信这点的，这离实际情况并不远。他对她想得很多，她经常出现在他的心头。正当他的思想成为他很大的负担的时候，她突然降临了，她的到来并没有许诺什么，但这是命运的一种慷慨赐予，它使他的思想焕然一新，加快了步子，长上了翅膀，有了飞翔的目的。这以前好多个星期，可怜的拉尔夫一直沉浸在忧郁中。他对事物的看法本来是消沉的，这时更给笼罩在一层浓厚的乌云下了。他越来越为他的父亲担忧，他的痛风病过去只限于腿部，现在开始上升到了更重要的部位。春天，老人的病加重了，医师们小声叮嘱拉尔夫，再一次发病就不大好办。从目前来说，他似乎已转危为安，但拉尔夫不能不怀疑，这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目的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个花招一旦得逞，挽救的希望就很渺茫。拉尔夫一向认为，他的父亲会比他长寿——他自己会先去晋见上帝。父子俩已成为亲密朋友，丢下一个人去度过那毫无乐趣的余生，这对年轻人说来，可不是愉快的前景。他一直暗暗把希望寄托在老人身上，但愿他扶着他走完这一段坎坷的路程。现在眼看这伟大的动力就要失去，拉尔夫确实感到心灰意懒。如果他们同时死去，那一切都很好，但失去了跟父亲相依为命的条件，他简直没有耐心等待自己那一天的到来。他不觉得他的母亲少不了他，在这方面他没有什么牵挂，他的母亲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抱憾。当然，他认为，希望双方中积极的一方，而不是消极的一方，来感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是对父亲不太友好的表现。他记得，老人常常把他对自己难免夭折的预测，看作聪明的糊涂思想，他是甚至不惜让自己先行死去，以此来驳斥这个谬论的。然而，驳倒一个诡辩的儿子固然是一种胜利，暂时延长一段他所喜爱的生命，尽管这生命的乐趣在不断减少，也还是一种胜利，在这两种胜利中，拉尔夫认为，希望杜歇先生能够得到后面这种胜利，这不能算是一种罪过。

    这是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伊莎贝尔的到来使他结束了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他甚至觉得，随着慈祥的父亲的辞世而到来的无法容忍的厌倦，现在可以得到补救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爱上了”这位来自奥尔巴尼的纯洁的少女，但是他断定，总的说来他没有。在他认识她一个星期以后，他已完全肯定了这点，而且一天天越来越肯定。沃伯顿勋爵说得对，她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姑娘。拉尔夫感到奇怪，他们的邻居怎么会一下子看到这点，于是他说，这再一次证明，他的朋友有很高的才能，这是他一向十分钦佩的。哪怕他的表妹只能给他提供一些乐趣，别无其他，他也明白这些乐趣是难能可贵的。他对自己说：“这样一种性格，这样真实生动的感情，真是大自然的杰作，甚至比最好的艺术品——比希腊的浅浮雕，比提香[2]的名画，比哥特式的大教堂更美好。一个人出乎意外地遇到这么好的事，这实在太妙了。我从没像她来以前一星期那么忧郁，那么厌烦，我也从没那样对欢乐不抱任何希望。但突然，人家给我寄来了一幅提香的画，让我挂在墙上，或者一件希腊浅浮雕，让我放在壁炉架上。一幢美丽的大厦的钥匙落到了我的手中，我可以进去欣赏一切。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一直牢骚满腹，现在你可以心平气和，不再抱怨啦。”这样的感想是非常合理的，但要说拉尔夫·杜歇已经拿到了那把钥匙，这却不完全确实。他的表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正如他所说，她能够理解一切，但是她也需要你去理解她。他对她的态度虽然是认真的，批判的，但并不是明智的。他从外边打量着大厦，对它赞美备至；他从窗口向里窥探，觉得它大小适当，同样美好。但是他觉得，他只是看到了几个侧面，他还没有登堂入室，站到它的屋顶下。门关得严严的，他的口袋里虽然揣着钥匙，但他相信，没有一个钥匙合用。她灵敏而爽朗，这是一种美好而丰富的性格，但是她打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不寻常的，因为对大多数女人都没有必要提出。大多数女人自己毫无打算，她们只是以多少显得优美的消极姿态等待男人来给她们提供一种命运。伊莎贝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她有自己的意愿。拉尔夫说：“不论她什么时候实现这些意愿，我都希望能亲眼看到！”

    做主人的责任当然落到了他的肩上。杜歇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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