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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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歇夫人的脾气很古怪，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出门好几个月以后，回到丈夫家中时的表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不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这是对她的性格最扼要的说明，这种性格虽然不能说毫无仁慈可言，但很难给人以温柔的感觉。杜歇夫人可能做过不少与人为善的事，可是她从不指望讨好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很欣赏的，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包含令人不快的成分，只是跟别人的方式比起来，显得判然不同而已。她的行为总是锋芒毕露，棱角鲜明，这对那些敏感的人，有时难免产生伤害感情的作用。她那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在她从美国回来后最初几个小时的举动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时，按照常情，她应该首先去见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可是杜歇夫人，为了她自认为正当的理由，逢到这种时候，总是躲进自己无法渗透的小天地，把那种多少带有感伤色彩的仪式，推迟到梳妆打扮之后，尽管从她来说，这道手续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她从来没有把美貌和虚荣放在心上。她是一个相貌平庸的老妇人，谈不上文雅的举止，也缺乏优美的风度，但是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她都十分注意。她随时准备对这些行动作出解释，如果有人要求她说明的话；事实往往证明，这时她的动机跟人们的猜测完全不同。她跟丈夫实际上是分居的，但她似乎认为，这种状况毫无反常之处。在他们婚后的早期阶段，她就发现，他们决不会在同一时刻出现同样的要求。这一事实促使她要为他们的不协调状态寻求补救之道，避免庸俗的意外事故。为此，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立了一条原则——它是这件事中最富有教育意义的方面——让自己住在佛罗伦萨，还在那里买了幢住宅，她的丈夫则留在英国，照料这家银行的英国分行。这样的安排，她十分满意，因为它既方便又明确。她的丈夫对此也有同感，在大雾弥漫的伦敦，它有时成了他所看到的最明确的一件事；不过他宁可这种不自然状态能更隐晦一些。同意不能同意的事，在他是作了一番努力的；他几乎准备同意一切，唯独这件事是例外；他想不通，不论赞成或者不赞成，为什么结果都同样可怕。杜歇夫人却毫不反悔，也没有动摇，通常一年一度来到伦敦，跟丈夫过一个月，在这段时期里，她显然竭力使他相信，她采取了一套正确的办法。她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一般提到的有三四个理由，它们涉及的不过是那种古老生活秩序中的枝节问题，但在杜歇夫人看来，它们已足以证明，她不住在英国是正当的。她讨厌面包沙司，说它的外形像药膏，味道像肥皂。她反对她的使女喝啤酒，她还断言，英国的洗衣妇没有掌握这一行的本领（杜歇夫人特别重视床单内衣之类的整洁）。每隔一段时间，她便要回美国一次，但最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了一些。

    她的外甥女是她去找来的，这点可说毫无疑义。在我们刚才描写的那次茶会以前大约四个月，一个阴雨的下午，这位小姐正单独坐在屋里看书。说她看书，也就是说寂寞并没有对她构成压力，因为她对知识的爱好具有滋润作用，她的想象力又特别丰富。然而这时她的心境却不太轻松，一位客人意外的到来，对改变这种状况是大有好处的。客人没有经过通报，直到她最后来到隔壁屋里时，女孩子才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房屋又高又大，方方正正的，包括两套房子，底层的一扇窗外挂着售屋通告。房屋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早已不用，但始终没有堵死。两个门一模一样，都是白色大门，门顶呈拱形，门旁有宽阔的边窗，门前是小小的红石台阶，斜斜地伸向街上铺砖的人行道。两幢房子一起构成一所住宅，那堵界墙已经拆除，把两边的房屋打通了。楼上的房间非常多，一律漆成淡黄色，但由于时间太久，已变成暗灰色。三楼有个地方像拱形过道，连接着两边的房子，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们小时通常把它叫做坑道，尽管它并不长，而且光线充足，但在小姑娘看来，总有些离奇和荒凉，尤其是在冬季的下午。她童年曾在这幢屋子里度过各个不同的时期，那时候她的祖母还住在这儿。后来伊莎贝尔离开了十年，直到她父亲去世以前，她才重新回到奥尔巴尼。她的祖母阿切尔老太太早年非常好客，主要是接待她的儿孙们。几个小姑娘常常到她这儿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这些日子给伊莎贝尔留下了愉快的回忆。这儿的生活方式与她自己家里不同，它更广阔，更丰富，天天像节日一样；最妙的是育儿室的纪律一点也不严格，听大人谈话的机会（这在伊莎贝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娱乐）几乎不受限制。那儿经常人来人往，她的祖母的子女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总是川流不息应邀前来跟她做伴，因此这幢房子从外表上看，简直有几分像外省客店，管账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她成天唉声叹气，可是从来不开账单。伊莎贝尔当然还不知道账单，但即使是一个孩子，她已觉得祖母的住宅别有风光。屋后是一条有屋顶的走廊，走廊上有一个秋千架，这是惊险有趣的玩意儿。穿过走廊是一片长方形花园，地面逐渐倾斜，通到马厩那儿，园子里有几棵亲切可爱的桃树。伊莎贝尔曾在各个不同的季节住在祖母这儿，但好像每次都能闻到桃子的香味。街道的另一边，住宅对面，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大家叫它荷兰大楼，它的构造很特别，还是殖民地初期的建筑，砖墙外表涂成黄色，屋顶的三角墙对着来往行人，屋子斜向街道，前面有一排东倒西歪的木栅栏。现在这屋子作了一所小学校的校舍，学生男女都有，是一位性情急躁的夫人开办的，但实际上她什么也不管。关于她，伊莎贝尔只记得这是一位大人物的遗孀，两鬓插着两只卧室用的古怪梳子，把头发绾在一起。这个学校给小女孩提供了奠定知识基础的机会，但她只上了一天学，便对学校的规则表示了抗议，从此赖在家里没有再去。到了九月间，荷兰大楼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她常常听到孩子们诵读乘法口诀的琅琅书声，这使她既为自由而扬扬得意，又因未能参加诵读而不胜伤心，两种感情难分难解地纠集在一起。她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在祖母家里游荡的时候奠定的，由于那里大多数人从不读书，图书室可以由她一人独占。那里放着不少卷头有插图的书，她常常爬上椅子，把它们取下来。每逢找到一本合她口味的书——她的选择主要根据卷头插图——她便把它带到一间神秘的屋子里去阅读，那间屋子在藏书室前面，不知为什么，大家历来把它叫做公事房。究竟是谁的公事房，它的黄金时代又在什么时候，她一概不知道。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能在这里听到回声，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霉味儿，而且这是一间不显眼的屋子，家具都已陈旧，不过破烂的程度并不都很明显（因此它遭到冷遇是不应该的，这些家具只是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的牺牲品）。她按照孩子的方式，与这些家具建立了人的、无疑也是戏剧性的关系。尤其是一只马毛呢旧沙发，她不知向它倾诉了多少孩子的悲哀。这地方之所以充满神秘的忧郁气氛，主要是由于它本来应该由这幢房子的第二个门出入，而那个门现在已废弃不用，门上的插销也紧紧的，一个特别纤弱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把它拉开。她知道这扇静止不动的门直通街上，如果旁边的窗户没有糊上绿纸，她本来是可以从那儿望见小小的褐色台阶和残破的铺砖人行道的。但是她不想往外瞧，因为这会破坏她的理论——她认为，窗外是一个离奇的、她从未见过的世界，在孩子的想象中，按照她不同的心境，它有时充满着欢乐，有时又充满了恐怖。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早春时节的忧郁的下午，伊莎贝尔便坐在“公事房”里。这时候，整幢房子都可以随她使用，她却偏偏选择了这间最凄凉的屋子。她从未打开过那扇闩着的门，从没撕下过糊在边窗上的绿纸（它是由别人来更换的），也从不让自己相信，门外便是庸俗的街道。粗野、阴冷的雨哗啦哗啦地下着，春天似乎还三心二意地带着揶揄的神态在远处徘徊。但伊莎贝尔尽量不去注意天时的反复无常，把眼睛对着书本，竭力集中思想。近来她发觉，她的心基本上还是个浪荡子，因此花了不少功夫，对它实行军事训练，要它按照口令前进、立定、后退，甚至服从更复杂的调度。这会儿她已向它发出前进的命令，要它在德国思想史的沙碛上艰难地跋涉。突然，在向知识进军的脚步声中，她察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脚步声，她听了一下，明白有人正从藏书室走来，而藏书室这边便是公事房。她起先认为，这是她相信会来找她的那个人的脚步声，但接着立即发觉，那是一种女性的陌生的脚步，跟那位可能的客人完全无关。这种脚步带有好奇的试探性质，由此可见，它不会停止在公事房门外。果然，不多一会儿，门口便出现了一位夫人，她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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