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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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她们仍属于那一类人物，这类人物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兴趣中心的。事实上，这是非常难的，因此许多熟练的艺术大师，如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以至基本上具有同样巧妙的写作技巧的史蒂文生，都宁可不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些作家回避这问题的方法，实在就是扬言这不值得他们去做。但是避而不谈并不能挽回他们的声誉；贬低一种价值，并不能成为对这种价值的鉴定，甚至不能成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的证明，这对任何真理都是毫无益处的。从艺术上看，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事“讲得”尽可能坏，并不能掩盖他对这件事的糊涂认识。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首先不要故步自封。

    同时，关于莎士比亚和乔治·爱略特的作证，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朱丽叶们、克莉奥佩特拉们、鲍细娅们[7]（鲍细娅可以说就是聪明而骄傲的少女的典型和范例）的“重要性”，承认海蒂们、玛吉们、罗莎蒙德们、格温杜琳们的“重要性”，但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他们在把这些弱者作为主题的主要支柱时，从没让她们单独来承担它的重量，正如剧作家们所说，在缺乏暗杀、战争或世界大变乱时，便用喜剧性的穿插和次要情节来弥补她们的不足。如果说她们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达到了她们所能要求的程度，那么这是在其他许多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另外，他们每人又与其他许多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对他们说来，又是与那个关系同样重要的。克莉奥佩特拉对安东尼是无限重要的，但他的同僚，他的敌人，罗马国家，以及面临的战争危机，也是异常重要的。鲍细娅对安东尼奥说来，对夏洛克说来，对摩洛哥王子说来，对那无数个觊觎她的王子说来，都是重要的，但这些人又有着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安东尼奥说来，显然，其中有夏洛克和巴沙尼奥，以及他那失事的货船和极端困难的处境。这一困难，事实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对鲍细娅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关心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关心鲍细娅。不论怎样，她之得到我们的关心，以及一切几乎都由此而引起这点，已足以证实我的论点，因为这个卓越的例子说明，在一个纯粹的少女身上存在着价值。（我说“纯粹的”少女，是因为我猜想，尽管莎士比亚感兴趣的也许主要是王子们的爱情，他还是没有让他为少女所作的最好的呼吁，建立在她高贵的社会地位上。）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要使乔治·爱略特的“弱女子”成为作品的中心，即使不是唯一的中心，至少也应成为最明确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深刻的困难。

    对一个真正醉心于艺术的作者说来，迎接深刻的困难，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去感受一种美好的鼓舞，哪怕这是一种痛苦，而真正有了这种感受，就会希望危险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最值得他去解决的困难，只能是事件所允许的最大的困难。这样，我记得我在这里感到（那是在我的阵地始终显得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打胜这一仗，有一条途径会比其他的好，也许，甚至比其他任何途径都好得多！那种蕴藏着乔治·爱略特的“珍宝”的弱女子，既然吸引了那么些好奇的人，对这些人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对她自己来说，她也应该具有各种可能的重要意义，这些意义是可以处理的，事实上从我们开始考虑它们的时候起，它们就在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在集中描写这种具有魅力的弱者时，总有一种取巧的办法，那就是描写她和她周围人物的关系，利用它作为回避、躲开和放弃直接描写的捷径。把这主要写成他们的关系，一切就算解决了：你表现了她的全部作用，而且在把这个上层建筑建立起来的同时，以最轻松的办法表现了它。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现在建立的这个画面中，这种轻松的办法对我很少吸引力；我记得，我怎样为了摆脱它，正直地在两个秤盘中调整着重量。我对自己说：“把问题的中心放在少女本人的意识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能期望的最有趣、最美好的困难了。坚持这一点————把它作为中心，把最重的砝码放在那只秤盘里，这将基本上成为她与她自己的关系的秤盘。只要与此同时，使她对不属于她自身的事物发生足够的兴趣，就不必担心那种关系会过于狭隘。另外，把较轻的砝码放在另一个秤盘中（它通常是使兴趣的秤杆发生变化的一头）。总之，对你的女主人公周围的人物————尤其是男性————的意识减少重量，使它只是为那重的一头服务。不论怎样，看一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在这种精心设计下，是否会出现较好的局面？这少女飞翔着，她作为一个可爱的人，是不会泯灭的，我的任务只是按照那个方式，把她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尽可能满足它的一切要求。完全依靠她和她个人的心理变化，把故事进行下去，记住，这就需要你真正来‘创造’她。”

    我便是这么考虑的，我至今还能看到，这需要我精益求精，需要有充分的信心，才能在这一小方土地上，建造一幢精美、细致、大小得当的砖石房屋，使它高耸在这块土地上，用建筑上的话说，就是使它成为一块文学纪念碑。这便是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画像》的面貌，屠格涅夫将会说，这是一幢有“结构”能力的房屋，而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它是他仅次于《使节》的最和谐的作品————但《使节》是在这以后许多年写的，毫无疑问，它是最完美的上乘之作。有一点我是下定决心的，即虽然我很清楚，为了创造一种兴趣，我必须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叠，但我决不愿贻人口实，说我在线条、尺寸和比例方面有任何不当之处。我要建造的是一幢大房子，它具有人们所说的雕花的拱顶和彩绘的拱门，但同时又不能让读者脚下的棋盘格路面，显得没有在每一点上都铺到墙脚边。在重读本书时，那种谨慎的精神总是最使我感动的熟悉的音调，在我的耳朵听来，它证明我尽量想增进读者的兴趣。考虑到我的主题可能有的局限性，我觉得，任何这种增进都是必要的，这方面的发展只是那个热烈的探索的一般表现而已。确实，我感到，这是我对小说的演进所能作的全部说明，正是在这个题目下，我认为，书中出现的一切增殖部分都是必要的，涌现的一切复杂事物都是合理的。至于那位少女的复杂心理，那自然是主要的；它是基本的，或者至少是伊莎贝尔·阿切尔一出场就带有的光。然而它只经历了一段路程，另一些互相竞争、互相矛盾的光便出现了，它们显得五光十色，像烟火————罗马烟火，轮转烟火等等，使人眼花缭乱，但这都是用来说明她的。我无疑是在暗中摸索，探求那些合理的复杂事物，因为构成书中呈现的总的情势的事物，它们的每一个脚步，我现在已无法一一指出。我只能说，它们按照现在的面貌存在着，而且数量相当多，至于它们的来龙去脉，我承认，我的回忆还是一片空白。

    我觉得，好像我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了那些人物————拉尔夫·杜歇和他的父母，梅尔夫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和他的女儿，他的姐姐，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以及斯塔克波尔小姐，他们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故事都是作出了贡献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他们是构成我的万花筒的人物，是我的“情节”中的具体项目。他们好像出于自己的动机，一下子跳了出来，浮到了我的眼前，他们全都是为了要回答我那个基本的问题：“那么她将做什么呢？”他们的回答似乎是：如果我信任他们，他们将表演给我看。我信任了他们，我只坚持一个要求，这就是他们至少应尽量表演得有趣一些。他们像一群参加者和表演者，坐了火车来到正要举行节日活动的乡下，按照合约把这场活动进行下去。他们在这儿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甚至像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这样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人物（因为她的黏合力太小）也差强人意。小说家在紧张工作的时候，都了解一个真理：在任何作品中，总有一些成分是有本质意义的，其他一些则徒具形式；这一或那一人物，这一或那一题材的配置，可以说直接跟主题有关，另一些则不然，只有间接关系，纯粹出于处理上的方便。这是真理，然而对他却很少好处，因为只有建立在真知灼见上的评论，才能理解这点，而这样的评论在这世界上太少了。何况我完全明白，在这条苦难重重的道路上，他也不应该存有奢望。他可以考虑的只是：他的利益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全在于他使比较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表现形式具有了动人的魅力。这就是他有权得到的一切；他必须承认，他无权从读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作为他们对他的报答或赏识。如果读者给了他过高的赞誉，他可以感到愉快————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能把它看作“随意给予”的赏金，出乎意外的收获，一棵他不想去摇动的果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整个大地和空间都在策划反对他，他不可能从它们得到报答和赏识。因此正如我所说，在多数情况下，他最好一开始就训练自己，仅仅为取得“糊口的工资”而工作。糊口的工资是读者为享受一种“魅力”必须支付的表示最小限度关心的酬劳。偶然给予的可爱的“小账”，是他超出这范围的别具慧眼的行为，是给风吹动的树上直接掉进作者手头的金苹果。艺术家当然可以胡思乱想，向往某种天堂（艺术的天堂），在那里一切都可以得到明智的对待，因为人总是抱有这种奢望，很难对它们无动于衷。他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记住它们是奢望罢了。

    所有这一切，也许只是委婉曲折地说明，在《画像》中，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个真理的突出例子————除了《使节》中的玛丽亚·戈斯特里，她便是最好的例子，而那时前者还没有诞生。这两个人物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是车子上的车轮，谁也不属于车子本身，也从未有资格在车中占据一席位置。在那里是只有主题才能占有位置的，而它是以“男女主人公”和一些特殊人物（他们不妨说是国王和王后身边的高官显爵）为代表的。一个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到自己发挥了作用，这是不足为异的，因为一般说，凡是能感到自己的存在的一切，人们几乎总有些恋恋不舍。然而我们已看到，这种要求多么没有道理，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似乎并不恰当。玛丽亚·戈斯特里和斯塔克波尔小姐因而都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不是真正的角色。她们“竭尽全力”跟着车子跑，她们拼命拉住它，直跑到喘不出气来（可怜的斯塔克波尔小姐显然就是这样），但她们的脚从来没有踏上过车子，她们谁也没有一刻离开过尘土飞扬的地面。甚至可以说，她们有点像那些女鱼贩，这些女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半段那最险恶的日子里[8]，帮助王室的马车从凡尔赛回到了巴黎。只是有一件事，我承认我可能会受到责问，即在这部小说里，我为什么让亨利艾塔（她占的比重无疑太大）这么爱管闲事，到处出头露面，显得这么奇怪，几乎不可理解？对这种破格现象，我马上会给予说明，而且以最和解的方式来说明。

    还有一点是我更需要说明的，即如果在我的戏剧中，我对那些真正的角色，那些与斯塔克波尔小姐不同的人物抱着信任的态度，达到了我们所能有的最融洽的关系，那么还有我与读者的关系，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得那是除了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对这问题的关心，便表现在我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把砖头一块块砌上去。我把小小的笔触、虚构和顺便增加的一些事物，都算作砖块，现在整个算起来，我发现它们实在相当多，而且我砌得很仔细，尽量做到天衣无缝，没有破绽。这是细节的效果，我连最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然而在这方面还应该补充一句：我希望，这块平凡的纪念碑的总的全面的气氛仍然保存着。至少我觉得，在大量必要而巧妙的细节描写方面，我掌握了关键的部分，因为我记得，在表现我这位少女的时候，我总是着重指出她那些最显著的特点。“她将‘做’什么呢？嗯，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欧洲去；事实上，这便将成为她的主要冒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惊人的时代里，即使对于‘弱女子’说来，到欧洲去已不是了不起的惊险经历。但她那些惊险经历之所以显得平凡，除了与暴风骤雨，与惊心动魄的事件，与战争、暗杀和暴死等毫无瓜葛以外，还有更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它们只存在于她的意识中，或者不妨说，只活动于她的意识中，离开了她的意识，它们便一无所有。但这种意识使它们发生了神秘的转化，转化成了戏剧的，或者用较为轻松的话说，转化成了‘故事’的材料，而显示这种转化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美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化，这是罕见的化学反应的两个事例。那就是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一天下午天正下雨，她出外散步或做什么后回到客厅中，她看到了梅尔夫人，后者异常安详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物面前，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伊莎贝尔深深意识到，这个前一分钟她还完全不知道的人物，将在她的生活中引起一个转折点。在艺术表现上，画蛇添足和毫无含蓄是最可怕的，我现在也不想这么做；这儿问题还是在于，如何以最少的笔墨产生最大的效果。

    思想紧张达到顶点，然而一切表现仍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点，使整个事物发挥充分的作用，我就可以显示，“沸腾的”内心生活可以对经历这种生活的人发生什么影响，尽管表面上一切照常。我不能想象，这一理想的应用还有比后半部那长长的几段文字更彻底的，这是关于我这位少女深夜所作的离奇沉思，这次沉思成了她生命中一个里程碑。从实质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探索和评价，但是它的作用却比二十件“事件”更大。我的构思是要使它既具备事件的全部活力，又保持最经济的画面。她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边，时已深夜，心头笼罩着一个幻觉，仿佛最后的严峻时刻已突然来到眼前。全部的表现只是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然而这还包含着一个意图，就是要使她那神志清醒的静止状态显得“意味深长”，仿佛一个人在沙漠中突然望见了一辆大篷车，或者在洋面上发现了一只海盗船。就这一点说，它表达了小说家所向往的一种发现，这对他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走近她，她也没有一刻离开座位。这显然是全书中最好的部分，但它只是总的计划的最高体现。至于亨利艾塔，我刚才没有讲完，我要为她表示的歉意是：她的频繁出场，并不属于我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只是我热心过头的结果。在处理我的题材时，我总是表现过多，而不是表现不足（在可以有所选择或面临危险时），这是我早已存在的倾向。（我知道，我的许多同行完全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我始终认为，表现过多是危害较小的。）《画像》中的这种处理，实际就是说明，我从没忘记必须特别注意故事的趣味性，不能有任何疏忽。我谈到过“单薄”的危险，这只能靠竭尽全力培植活跃的因素来克服。至少我今天是这么看的。在当时，亨利艾塔必然是我心目中美好的活跃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件事得提一下。在那时以前几年，我来到了伦敦居住，在这些日子里，“国际的”光照进了我的意识，留下了强烈而鲜明的痕迹。我的作品中不少画面便处在这光线的照射下。但那已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它，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 * *

    [1] 据一些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创作的人说，詹姆斯住在佛罗伦萨的时间是1880年春。

    [2] 英国的一份杂志，亨利·詹姆斯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前面提到的《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杂志。

    [3] 法文：空闲人员。

    [4] 法文：那常常是缺乏结构的。

    [5] 法文：他对此感到十分为难。

    [6] 这里列举的都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7] 克莉奥佩特拉和鲍细娅分别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

    [8] 指1792年法国王室企图对革命进行反扑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