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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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女士的画像》与《罗德里克·赫德森》一样，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写的，那是一八七九年春[1]，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正如《罗德里克》和《美国人》那样，它也预订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于一八八○年开始刊载。但它与前两部小说不同，还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在《麦克米伦杂志》[2]上按月连载。我在两个国家同时连载作品，这时已临近尾声，那时英美两国的文学交流还处在变化不定的状况。这是一部很长的小说，我写它也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第二年我住在威尼斯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仍在写这部作品。我在斯基阿沃尼海滨租了几间屋子，那是在楼上，房屋靠近通往圣扎卡里亚的航道。海边的生活，奇妙的礁湖，都呈现在我的眼前；威尼斯嘈杂的人声终日不断，飘进我的窗口。每逢我穷思苦想，无从下笔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走向窗前，眺望那蓝色海湾上往来不绝的船只，仿佛想从那里寻找合理的启示，寻找美好的词句，寻找我的故事中下一个恰当的转折，以及我的画面上下一条准确的线条。但是我记得相当清楚，这些焦急的祈求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是严峻的规诫：那些传奇性的历史地点在意大利国土上虽然比比皆是，但在它们本身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时，它们对艺术家的集中概括是很难有所补益的。它们本身包含着太多的生命，蕴藏着太多的意义，无法给他提供恰如其分的词句。它们往往使他脱离自己的小问题，沉浸在它们的大事件中，因此过不多久，他就会发现，指望它们来帮助他解决困难，无异于要求一支久经战斗的军队，替他抓一名少找了几文钱给他的小贩。

    在重读本书时，有几页仿佛使我重又看到了那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辽阔的海岸线，那一幢幢色彩鲜明、带有阳台的高大楼房，那像起伏的波浪似的伛偻着脊背的一座座小桥，而桥上那些按照透视法缩小了的啪嗒啪嗒地走过的行人，则随着波浪在升起又落下。威尼斯的脚步声和威尼斯的叫卖声————它们不论从哪里发出，都会汇集成尖厉的呼啸声，掠过水面————又从窗口涌了进来，唤醒了旧日的印象，那些欢乐的感觉和千头万绪、无计可施的心情。那么，那种通常能引起幻想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偏偏无法满足想象力的特殊需要呢？我在那些美丽地方，一再回顾这个问题，始终感到不能理解。我想，实际情况是：在这种要求面前，它们呈现的东西太多，多得在这个场合使用不了。这样，人们终于发觉，自己的工作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不像在那些不好不坏的普通景物面前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在这些景物面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来丰富它们。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太骄傲了，不会接受这种施舍。威尼斯不需要施舍，它永远只是慷慨地赐予。我们可以靠它得益无穷，但必须不抱任何目的，或者完全听命于它，为它服役。很遗憾，这些回顾便是如此。然而总的说来，毫无疑问，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成果”，还是会因此而得到益处。从长远来看，虚耗的注意力往往会发生奇妙的施肥作用。问题完全在于，这种注意力如何遭到哄骗，以致付之东流。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哄骗，也有行踪诡秘、不露声色的哄骗。我想，即使是一位巧夺天工的艺术家，单凭真诚朴实的信念，单凭热烈的期望，还不足以免遭它们的欺骗。

    在这里试图回顾我的写作意图的萌芽时，我看应该说，我最早有的不是某个想入非非的“情节”————这是一个极坏的名称————也不是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了一系列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任何一个场面，那种可以凭自身的逻辑，不必编故事的人操心，立即进入行动，展开情节，或者以急行军的方式奔向终点的东西。我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物，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一个“主题”通常所有的各个因素，当然还有背景等等，则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必须再次说明，回顾这整个发展过程，回顾这么一个人物怎样在我的想象中推动一切，我觉得，这是与那位少女本身，与她最光辉的时刻一样有趣的。那种发展的潜在力量，一粒种子要破土而出的必然趋势，蕴藏在心头的思想要尽可能向上生长，伸向阳光和空气，开出茂盛的花朵来的美好决心，正是小说家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样，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从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出发，回顾事物的亲切成长过程————追溯和重现它的每一个步伐和阶段，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也是引人入胜的。我经常怀着眷恋的心情，回忆伊凡·屠格涅夫几年前讲过的一段话，那是他关于小说构思的一般渊源所作的经验之谈。对他说来，一部小说开始时，几乎总是先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影子，他们在他的眼前浮动，像真的又像假的，并以各自的方式，按照各自的特点，祈求他的关心，引起他的兴趣，吁请他的同情。这样，在他眼中，他们像是disponibles[3]，可以遭逢各种命运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际遇；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然而仍必须为他们寻找准确的关系，那种能完美地表现他们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和组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状况。

    “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是找到了我的‘故事’，”他说，“这就是我创作的途径。结果是我时常受到指责，说我缺乏足够的‘故事’。从我自己来说，我已有了我需要的一切————表现我的人物，展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便是我的全部要求。如果我对他们观察得久了，我就会看见他们走到一起来，看见他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参与这一个或另一个活动，遭受这一个或另一个困难。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便构成了我对他们的叙述，而且始终不会越出我为他们划定的背景————对这一切我只得说，很遗憾，que cela manque souvent d’architecture[4]。但我想，我宁可少一些结构，不愿多一些，如果结构会影响我所表现的真实的话。法国人当然对我感到不满足————他们在这方面是富有天才的，因此表现得很出色，不过说实话，一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至于一个人无意之中得到的胚芽，它们本身的来历如何，那么正如你所问的，谁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呢？这件事说来话长，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回答。我们可以说的也许只是：它们来自天空的每一个部分，它们几乎存在于道路的每一个转角。它们堆积在那里，我们总是从这中间在寻找和挑选。它们是生活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向前发展时，顺便把它们带给了我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外来的，是强加给我们的，是随着生活之流漂进我们心头的。固执己见的批评家常常为他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主题哓哓不休，现在情况既然如此，他的争论就显得愚蠢无知了。他能够指出，它应该怎么样吗？可是他的任务主要就是指出这点。Il en serait bien embar rassé[5]。啊，如果他能指出我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是另一回事，那才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我这位卓越的朋友最后说：“我把我的‘结构’给了他，这已经够了。”

    这位杰出的天才就是这么说的。想起他的话，我感到欣慰，我感激他指出了一个孤立的角色，一个游离的人物，一个disponible的形象中包含的巨大潜力。它提高了我当时的认识，使我看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幸运的机能，懂得了如何使虚构的或遇见的一个、两个或几个人物发挥幼芽的作用和能力。我自己也是意识到我的人物比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早得多————过早的考虑后者，偏爱后者，一般说来，我认为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才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但我不想仿效他们，我很难想象，任何故事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物的推动，我也很难想象，任何场面可以不必依靠处在这场面中的人物的性质，因而也是他们对这场面的态度，便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当时正在崛兴的一些小说家中间，我知道有所谓如实描述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场面可以无须人物的支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仍相信。那位可敬的俄国作家的话是有价值的，它们向我证明，我不必毫无根据地去作任何这种操练。另一些来自同一源泉的回声，也在我耳边回旋，我承认，它们的音量纵然不算太大，但却同样历久不衰。在这一切之后，为了实际运用，就不可能不对那个遭到蹂躏、歪曲、混淆的问题，即“主题”在小说中的客观价值以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很早就要求自己对这种价值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把关于“不道德”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无聊争论一笔勾销。我完全同意，衡量某一个主题的价值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问题是一旦得到准确的回答，就可以统率其他一切的————一句话，它是否正当，是否确实，是否真诚，是否来自对生活的直接印象或观察？————但我认为，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忽视各个领域的界线，各种术语的定义，提出主观的要求，这大多是不足为训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年时期的气氛显示，它被那些无益的争论弄得一片黑暗————今天的不同只是我终于失去了耐性，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了。我想，就这一点而论，最有益和近似的真理应该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看它再现的真实生活多寡而定。这样，问题显然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产生他的主题的土壤。这土壤的性质和效力，它以恰如其分的鲜明和准确“培育”生活图像的能耐，便或强或弱地体现了作品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这一因素，换句话说，实际就是主题跟刻在头脑中的某种印象，跟某种真挚的体验，具有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但是，艺术家的个性笼罩着一切————它最终影响着作品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因素；事实上，它在某一场合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媒介，在另一场合却可能比较贫乏和隐蔽。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重大价值，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在严密保持那个形式的前提下，能表现个人和总的主题的各种不同关系，对生活的各种不同观点，反映和描摹事物的各种不同倾向————这是人与人（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男人和女人）的状况不可能完全相同造成的————而且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潜力，对它的形式越是使用得充分，越是接近突破它的边缘，它的特点也越是鲜明突出。

    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是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它们的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正面那堵巨大的墙上，按照各人观察的需要，或者个人意志的要求，开着不少窗户，有的已经打通，有的还在开凿。这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它们提供的报道，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窗户，是在一堵遮蔽着一切的墙上开的一些窟窿，它们高踞在上，彼此不相为谋；它们不是有铰链的门，可以直接通向生活。但它们有各自的标记，即在每个洞口都站着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双眼睛，或者至少有一架望远镜作为观察的独特工具，保证使用它的人得到与别人不同的印象。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在观看同一表演，但一个人看到的多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少一些，一个人看到的是黑的，另一个人看到的是白的，一个人看到的大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小一些，一个人看到的粗糙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精致一些，如此等等。幸好对任何一件事物说来，总有一双眼睛能看到它，总有一个窗户会对着它；我说“幸好”，是因为它们的视野之大是不可计算的。人生的场景广阔无垠，“选择主题”的机会也数不胜数。开的窗洞或者大，或者建有阳台，或者像一条裂缝，或者洞口低矮，这些便是“文学形式”，但它们不论个别或全体，如果没有驻在洞口的观察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的意识，便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告诉我这个艺术家是何等样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看到的是什么。从而我也能立即向你说明，他那无边的自由和他所提示的“道德”。

    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我要谈的只是，促使我写《画像》的最早的模糊动机，无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物，至于这个人物我是从哪里得到的，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只想说，我似乎整个儿掌握了它，这样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变得那么熟悉，而它的魅力却丝毫也没有减少；我感到焦急，痛苦，因为我看到它蠢蠢欲动，急于走进生活中来。这也就是说，我看到它在迎接它的命运————某一种命运，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命运，这还是个未知数，它有各种可能性。就这样，我有了一个鲜明的人物————说来奇怪，它已那么鲜明，尽管它还没有着落，还没确定的环境，还没跟任何人发生接触，而这一切却是我们对一个人获得鲜明印象的主要条件。如果这个幻象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它怎么能鲜明呢？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主要依靠它有个固定的位置。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一件细致的、也许还是繁重的工作，记下他的想象力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就可以说明，在某一时刻，它发生了什么特殊变化，例如，他可以比较清楚地告诉你，在某一情况影响下，它可能采取（直接从生活中采取）哪一具体的、生动的形态或形式。于是你看到，这个人物已在这一程度上被置于一定的位置上————置于想象力中，想象力容纳了它，接待它，保护它，欣赏它，充分意识到它存在于黑暗的、拥挤的、杂乱的内心深处，正如善于利用寄存的珍品“牟取利益”的精明的珠宝古玩商，意识到有一件稀罕的小“物品”，已由一位没落的、神秘的贵妇人或者一名业余投机家放进他的柜子，只要用钥匙打开柜子的门，它就可以脱颖而出，显露光彩了。

    我承认，这种比喻，对我在这里谈的那个特定的“价值”而言，未免过于美好了，那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十分奇怪，它处在我的支配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在亲切的回忆看来，这情形是合适的，而我的虔诚心愿只是要为我的宝物物色一个恰当的安置地点。我提醒自己，一个买卖人有了一件精品，宁可不予“出售”，宁可把它无限期锁在柜子里，也不愿让它落入俗人之手，不论这人肯出多大价钱。有些经营这类形式、形象和珍宝的人，是具有这种高雅情趣的。然而，问题是这一小块基石，这一个向命运挑战的少女的形象，起先是《一位女士的画像》这幢大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这是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至少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尽管如此，它仍得环绕着我这位年轻的少女建造起来，而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艺术上说，这也是我应该关心的范围，因为我承认，我又一次迷失在分析结构中了。那么根据什么逻辑增长法，这个小小的“人物”，一个聪明而傲岸的少女的单薄影子，居然会满足各种必要的条件来构成一个主题呢？————确实，这种单薄性至少怎样才不致损害这一主题？天天有千百万骄傲的少女，不论聪明的或不聪明的，在对抗着她们的命运，那么这对她们未来的命运究竟有什么影响，以致值得我们来为它呕心沥血？小说从它本身的性质来看，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费尽心机，它所采取的形式越大，所费的力气当然也越多。因此，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就是要为伊莎贝尔·阿切尔做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我似乎还记得，我看到了这是一件费力的事，但同时我也承认，这问题有它的迷人之处。不论你有多少聪明才智，要解决这类问题，你立即会发现，它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令人惊异的是，每当我们展望世界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伊莎贝尔·阿切尔们，甚至那些比她渺小得多的女子，都在坚决地、无所顾忌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体现。乔治·爱略特曾经卓越地指出：“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必然是重要的，正如在《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狄朗达》中，海蒂·索勒尔、玛吉·塔利佛、罗莎蒙德·文西、格温杜琳·哈莱思[6]必然是重要的一样。她们理直气壮、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作品，她们始终用自己的脚在走路，用自己的肺在呼吸。尽管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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