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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科特先生到了伦敦，当天就去西蒙法学院找霍尔斯先生。因为自从我求他做理查德的朋友那时起，他一直也没有忽略或忘记了他的诺言。他曾经对我说，他把这个嘱托当作一个神圣责任接受下来，而且始终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伍德科特在霍尔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伍德科特告诉霍尔斯先生说，他曾经和理查德约好，可以到这里来打听理查德的地址。
“是的，先生，”霍尔斯先生答道，“卡斯顿先生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不到一百英里，先生，卡斯顿先生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不到一百英里。坐一会儿好吗，先生？”
伍德科特先生向霍尔斯先生道了谢，可是，他除了找他打听地址，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是的，先生。”霍尔斯先生说，可是他还是不把地址说出来，而一再要伍德科特先生坐下，“我相信，先生，您能够左右卡斯顿先生。说实在的，我知道您能够左右卡斯顿先生。”
“我自己倒不知道这一点，”伍德科特先生回答说，“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了解得很清楚。”
“先生，”霍尔斯先生回答说，他的声音和一切举止都和往常那样从容不迫，“我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了解得很清楚。我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研究和了解任何一个把事情委托给我的人。只要我办得到，那我一定克尽职责。我的意思虽然很好，但也可能因为我办不到而没有恪尽职责；不过，只要我办得到，我一定克尽职责，先生。”
伍德科特先生又一次提到理查德的地址。
“对不起，先生，”霍尔斯先生说。“请等一会儿，听我把话说完。先生，卡斯顿先生在这场赌博中押下很大的赌注，因此不能没有——这还用得着我来说吗？”
“不能没有钱，是不是？”
“先生，”霍尔斯先生说，“我跟您说实话吧。说实话是我恪守的金科玉律，不管便宜还是吃亏，我都要这样做，可惜的是我常常吃了亏。我要说的就是钱。您瞧，先生，关于卡斯顿先生在这场赌博中能不能取胜的问题，我不能向您发表意见，不能发表意见。卡斯顿先生在这场赌博里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钱，如果现在洗手不干，那可能是非常失算的；因为结果也可能恰恰相反。关于这一点，我不发表意见。不，先生，”霍尔斯先生一手按着写字桌，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发表意见。”
“你似乎忘记了，我并没有请你发表意见，而且对你说的话也不感兴趣，”伍德科特先生回答说。
“请原谅，先生！”霍尔斯先生反驳说，“您这说的不是心里话。不行，先生！请原谅我！您可不能不说心里话——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您至少在我办公室里不能这样说。凡是和您朋友有关的事情，您都是很关心的。我对人的性格了解得很清楚，我根本不能承认，像您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会不关心朋友的事情。”
“嗯，可能的，”伍德科特先生回答说，“不过，我最关心的是他的地址。”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把门牌号码告诉你了，先生，”霍尔斯先生轻轻地一句带过，“如果卡斯顿先生在这场赌博里还要押那么大的赌注，先生，他就得有本钱。请不要弄错我的意思！他目前手头还有本钱。我不需要什么东西；因为他目前手头还有本钱。但是，为了赌下去，那就要准备更大的本钱；除非卡斯顿先生打算前功尽弃——不过，这一点完全要由他自己来考虑。现在，先生，我把你看作是卡斯顿先生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向您开诚布公地指出来。要是卡斯顿先生没有本钱，我还是愿意出面给他办事情的，只要律师费肯定能从遗产里扣除，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就行。我要是超出这个范围，那就必然会给别人带来害处：要么就得给我三个女儿带来害处，要么就得给我那住在唐通谷靠我赡养的老父亲带来害处，或是给别的什么人带来害处。因此，先生，我下定决心不给任何人带来害处。您说这是软弱也好，愚蠢也好，都随您便。”
伍德科特先生相当严肃地回答说，他听到这一点很高兴。
“我希望，先生，留下一个好名声，”霍尔斯先生说，“因此，我抓住一切机会，向卡斯顿先生的朋友开诚布公地说明卡斯顿先生的处境。至于我本人，先生，我对我的报酬是受之无愧的。如果我负责推动这桩案子，那我就一定这样做，所以我挣的钱是理所应得的。我在这里开业就是为了这个。我的名字写在门口外面，就是为这个目的。”
“卡斯顿先生的地址呢，霍尔斯先生？”
“先生，”霍尔斯先生答道，“我记得，我已经跟您说过了，他就住在隔壁。您在三楼就可以找到卡斯顿先生的寓所。我是他的法律顾问，他愿意住得离我近一些；这我一点也不反对，因为我希望他对我的工作提出问题来。”
听到这里，伍德科特先生便向霍尔斯先生告别，去找理查德，他现在才恍然大悟，理查德的样子为什么改变了。
他发现理查德呆在一间陈设简陋、光线阴暗的屋子里；那样子就和不久前我在兵营看到他时差不多，只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在写字，而是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但眼睛看的、脑子想的却不是那本书。那扇门恰好敞着，伍德科特先生在理查德面前站了一会儿，理查德竟然没有觉察。伍德科特先生后来对我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理查德从冥想中惊醒之前，面容是多么憔悴，样子是多么颓丧。
“伍德科特，亲爱的朋友！”理查德一边喊道，一边跳起来并伸出双手，“你真像个鬼魂似的出现在我眼前。”
“不过，是个友好的鬼魂，”伍德科特先生回答说，“就像常言说的那样，就等着人家来跟我这鬼魂说话了。那么，活着的人现在怎么样啦？”他们这时都坐下来了，彼此靠得很近。
“至少是我这方面很不怎么样：搞得又慢又糟糕，”理查德说。
“你指的是什么方面啊？”
“我指的是大法官庭这方面。”
“我从来也没听说过大法官庭这方面的事情会办得很顺当，”伍德科特先生摇着头答道。
“我也没有听说过，”理查德郁郁不乐地说。“有谁听说过呢？”
理查德忽然间又快活起来，用他原来那种坦率的口吻说：
“伍德科特，我并不希望你误解我的为人，就算是我因此而得到你较好的评价，我也还是不愿意。我必须告诉你，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情。我原来倒也不打算做什么有害的事情，但是看样子我除了做有害的事情以外，别的都干不了。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已经投进了罗网，如果我当初能远远避开这个罗网，那也许会好一些；不过我没有这样想，尽管我相信，你已经听到，或者很快就会听到，别人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简单地说，我相信，我以前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目标——或者说这个目标已经把我吸引住——现在再来谈这个问题就太晚了。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就把我当作怎样一个人看吧，对我这个人只好将就一点儿了。”
“那就一言为定吧，”伍德科特先生说，“你对我也这样好了。”
“噢，你吗？”理查德答道，“你能够把工作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你做一件工作，就不会半途而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有个目的。我和你可大不一样啊。”
理查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好像感到悔恨，而且有一会儿工夫，他显得疲乏无力。
“是啊，是啊！”他一边喊着，一边又振作起来，“凡事总有到头的时候。我们等着瞧吧。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就把我当作怎样一个人看吧，对我这个人只好将就一点儿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啊，当然行。”他们笑着握了握手，但非常认真。我可以诚心诚意地担保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认真的。
“你来得太凑巧了，”理查德说，“因为我呆在这里，除了霍尔斯以外，还没有见过别人哩。伍德科特，我有一件事情，想在你我现在订约的时候，爽爽快快地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不跟你说清楚，你对我就很不好将就了。我说，你一定知道我很爱婀达表妹吧？”
伍德科特先生回答说，我已经向他暗示过这件事情。
“那么，我求你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自私透顶的人，”理查德说，“不要以为我为大法官庭这桩倒霉的案子，绞尽脑汁，伤透了心，只是为了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婀达的权利和利益和我的权利和利益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霍尔斯现在是为我们两个人进行工作。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理查德在这个问题上显得非常着急，于是，伍德科特先生便向他提出最过硬的保证，他决不冤枉他。
“你瞧，”理查德还是絮絮不休地谈着这个问题，他的样子虽然很坦率，而且毫不做作，但却有点可怜，“你是一个正直人，怀着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我可不能设想，我在你的眼里成了一个自私、卑鄙的人。伍德科特，我不但要看到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且也要看到婀达得到公正的对待；我不但要尽一切力量恢复自己的权利，而且也要恢复婀达的权利；我不但要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来解救自己，而且也要解救婀达。我请你务必要想到这一点！”
后来，伍德科特先生回忆起这次见面的情形，总觉得理查德当时再三强调这个问题，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向我叙述第一次到西蒙法学院的情况时，特别详细地谈到这一点。这勾起了我原先的恐惧，生怕亲爱的婀达那笔小小的财产会被霍尔斯先生吞掉，生怕理查德认为他和婀达的利益不可分割，因而用这一点来说明他的做法是有理由的。伍德科特先生去找理查德，正好是在我开始去照料凯蒂的那个时候；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一谈目前的情况，原来这时凯蒂已经恢复健康，而我和亲爱的婀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距离。
那天早晨，我向婀达建议，我和她一起去看看理查德。我发现她迟疑不决，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兴高采烈，这使我感到有点惊讶。
“亲爱的，”我说，“这一阵子我常常不在家，你没有和理查德闹什么别扭吧？”
“没有，埃丝特。”
“你大概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吧？”我说。
“不，我听到他的消息，”婀达说。
她眼睛里含满了眼泪，脸上却充满了爱情。我真不明白我这亲爱的人儿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好不好自己一个人去找理查德？婀达说不好，她觉得我最好不要一个人去。我说：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婀达说愿意，她觉得她最好是跟我一起去。我说：我们好不好现在就走？她说好，我们现在就走吧。唉，我真不明白我这亲爱的人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她眼睛里含着眼泪，脸上却充满爱情！
我们很快就打扮停当，走出家门。那天的天气很阴沉，不时落下凉冰冰的雨点。在这样一个阴天里，一切景物看上去都是凄凄惨惨、很不调和。周围的房子向我们皱着眉头，尘土飞扬，烟雾滚滚，都向我们袭来，没有一样东西肯稍示退让，或现出温和亲切的样子。我心想，美丽的婀达在这些难看的街道上显得很不相称；我觉得，从这些凄凉的人行道上走过的出殡行列，要比我以前看到的多一些。
首先，我们必须找到西蒙法学院。我们正要到一家铺子里去打听的时候，婀达便说，她觉得西蒙法学院好像就在法院小街附近。“亲爱的，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走去，大概不会差得太远吧，”我说。于是，我们便向法院小街走去；可不是吗，我们在那里确实看见路牌上写着“西蒙法学院”。
其次，我们必须找到门牌号码。“或者是找到霍尔斯先生的事务所也行，”我这时想起来了，“因为霍尔斯先生的事务所就在理查德寓所的隔壁。”婀达听见这话便说，霍尔斯先生的事务所也许就在拐角那边。可不是吗，霍尔斯先生的事务所果然在那里。
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理查德的寓所在霍尔斯先生事务所哪一边的隔壁呢？我向这一边走去，而亲爱的婀达则向另一边走去；这一回婀达又找对了。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三层楼，看见理查德的名字用很大的白字写在一块像灵柩车上的名牌似的木板上。
我本来想敲敲门，可是婀达说，我们最好还是推门进去。于是，我们来到理查德跟前，看见他正俯在桌上阅读什么东西，那桌上堆着一捆捆布满尘土的文件，我觉得，这些文件好像是反映他心灵的一面面布满尘土的镜子。无论是哪一捆文件，我都看见那上面写着这样几个不祥的字：“贾迪斯控贾迪斯案”。
他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便坐下来。“如果你们稍微早来一会儿，”他说，“你们就会在这里碰见伍德科特。从来没有人像伍德科特这样厚道。他居然在百忙中抽空到这里来，别人只要有他一半工作，就会觉得没有工夫到这里来了。他兴致高，精神好，为人通情达理，真心诚意——总之，他和我完全不同，他一来，这里就满室生辉，一走，这里就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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