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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该回荒凉山庄那一天，我们便按时回去，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当我发现那些管家钥匙早已送到我屋里来，我不禁拿起来摇了摇，像敲钟迎接新年那样，我用一阵清脆悦耳的叮声迎接自己的到来。“埃丝特啊，我要跟你再说一遍，别忘了你的本分，别忘了你的本分，”我说，“如果你在各个方面和每件事情上尽你的本分的时候，只是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是特别高兴，那你就应当特别高兴才对。亲爱的，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一句话！”
回家以后的头几天，每个上午都为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许多账目要结算，不断地往返于“牢骚室”和别的屋子之间，许多抽屉和柜子要收拾，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安排，因而我根本没有一刻空闲。但等到这些家务都安排好，一切都井井有条了，我就上伦敦一趟，在那儿逗留几个钟头——因为我在切斯尼山庄烧毁的那封信提到一些事情，使我暗自决定这样做。
我这次出行的借口是去探望凯蒂·杰利比（我叫惯了她作姑娘时的名字，所以一直就这么称呼她）；动身前，先给她写了一封短信，请她陪我去办一件小事。我一清早就离开家，坐着驿站马车，很顺利地抵达伦敦，所以，等我来到纽曼街，时间还是挺早呢。
凯蒂婚后就没有见过我，所以感到非常高兴，对我也非常亲热，我当时真有点担心，她丈夫会不会因此而妒忌我。可是，他自己也那样糟糕——我的意思说，他也那样好。总而言之，这还是那老一套，每一个人都对我这么好，可是谁也没给我机会，让我也做点值得人说好的事情。
我发现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还未起床；凯蒂正给他搅拌一杯巧克力，另外有个愁眉苦脸的小学徒——到舞蹈这一行来当学徒，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则等着把这杯巧克力送到楼上去。凯蒂告诉我，她公公非常慈爱和体贴人，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她说的所谓相处，是指老先生把什么好的东西都占去了，连住的屋子也是要好的，而她和丈夫两个人却什么都只能将就；他们被安置在马房上边的两间边房里。
“你妈妈好吗，凯蒂？”我说。
“呃，我常从爸爸那儿听到她的消息，埃丝特，”凯蒂答道，“可是我很少见她。我很高兴说，我和她是好朋友了；不过我妈觉得我跟一个跳舞教师结婚，总有点荒唐，她还怕这样荒唐的事会影响到她呢。”
我忽然觉得，如果杰利比太太当初尽到她那贤妻良母的职责，而不去用望远镜在天涯海角追求别的职责的话，她就能对自己做出荒唐事这一点有所戒备了；不过，用不着说，我当时没有把这番话说出来。
“你爸爸呢，凯蒂？”
“他每天晚上都来，”凯蒂答道，“最喜欢坐在那儿的角落里，你看见他就觉得高兴。”
看了看那个角落，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杰利比先生头靠墙的那个痕迹；知道他现在找到这样舒适的地方休息，我心里也感到快慰。
“你怎么样，凯蒂？”我说，“我看你准是一天忙到晚吧？”
“是呀，亲爱的，”凯蒂答道，“我确实很忙；让我告诉你一个了不起的秘密吧，我就快有资格教舞蹈课了。普林斯的身体不大好，我希望能帮他忙。他又要到好几个学校去授课，又要在这里开班，又要教私人学生，还收了学徒，他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可怜的家伙！”
我对学徒这件事情还是觉得很奇怪，所以我问凯蒂是不是收了很多学徒？
“四个，”凯蒂说。“一个住在这里，三个住在外面。他们都是挺好的孩子；可是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丢下自己的工作，像小孩子那样闹起来。所以，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小孩，现在就一个人在那间空厨房里跳华尔兹，而我们也总是想办法把其他三个分开，派到别的屋子去。”
“这只是练步法吧？”我说。
“只是练步法，”凯蒂说。“不管碰上学哪一种步法，他们每一次都要练上几个钟头。他们就在这学校学跳舞；每年的这个季节早晨五点钟就练习转圈。”
“哎哟，你们多辛苦呀！”我喊道。
“不瞒你说，亲爱的，”凯蒂笑着答道，“每天早晨，那几个住在外面的学徒都按铃叫醒我们（门铃就装在我们寝室，免得吵醒老特维德洛甫先生）；我把窗子拉起，就看见他们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每人挟着一双小跳舞鞋，这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想起那些扫烟囱的小孩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艺术实在奇妙。凯蒂越谈越起劲，便兴高采烈地给我细讲她自己是怎么学习的。
“你瞧，亲爱的，为了节省开支，我应该懂一点钢琴，同时，我还应该懂一点小提琴；所以，我不但要熟悉我们这一行的许多事情，而且还要练习这两种乐器。假如我妈当初像别人那样，那我也许在开始学的时候就有点音乐知识。可是我一点知识也没有；而且，不瞒你说，这部分工作，一开头还真叫人有点儿泄气。不过，我在这方面还学得比较快，再说，我也习惯那些辛苦的工作了——说到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谢谢我妈呢——你也知道，埃丝特，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啊。”凯蒂一边说着最后这句话，一边笑嘻嘻地在一架只能发出玎玲玎玲声的正方形小钢琴面前坐下，兴致勃勃地弹起一支四组舞曲来了。后来，她又兴奋得红着脸站起来，一边在笑自己，一边说：“别笑我啊，好孩子！”
我倒是不想笑，而是想哭，不过我既没有笑，也没有哭。我真心真意地鼓励她，夸赞她。因为我从心底里相信，虽然她是一位舞蹈教师的妻子，虽然她志向不大，只想当一个舞蹈教员，可是她已经闯出一条合乎人情、有益身心和忠于爱情的勤劳刚毅的道路，这条道路比起任何慈善事业，都不逊色。
“亲爱的，”凯蒂快活地说，“你不知道，你叫我多么高兴。你不知道，我多么感激你。埃丝特，甚至在我这个小天地里，也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晚上我那没有礼貌和满身是墨水的情景吗？当时有谁想到我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做的事情里面，怎么偏偏挑了教跳舞这一行呵！”
她丈夫刚才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出去了，这时候又回来，准备到舞蹈室去领那几个学徒进行练习，凯蒂告诉我，她这会儿可以陪我出门了。可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她，现在还不到时间，因为我要是这时候就带她出门，我一定会感到很为难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到那些学徒那边去，我也跟他们一起练习。
那几个学徒都是极其奇怪的小家伙。除了那个愁眉苦脸的男孩——我希望他不是因为一个人在空厨房里跳华尔兹才愁眉苦脸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和一个穿着薄纱衣裙的又脏又弱的女孩。这女孩戴着一顶很难看的帽子（也是用薄纱制的），把跳舞鞋放在一个又破又旧的天鹅绒手提袋里，那样子很像一个小大人。这些穷苦孩子不跳舞的时候，口袋里总是装着绳子、玻璃球和羊膝盖骨，他们的腿和脚，特别是脚后跟，都非常肮脏。
我问凯蒂，这些小孩的父母为什么要给他们选择这样一种职业？凯蒂说她也不知道；也许他们将来要当教师，也许当演员。他们的父母都是很微贱的人，那个愁眉苦脸的孩子的母亲开着一个卖姜汁啤酒的铺子。
我们很认真地跳了一个钟头；那个愁眉苦脸的孩子那两只脚真了不起；看样子，这两只脚是有某种愉快的感觉的，只是这种愉快的感觉从来不上升到腰以上的地方罢了。凯蒂很注意观察她丈夫，而且显然是模仿他的姿态，可是她自己的舞姿也很优美、稳重，结合她那美丽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段，就显得特别好看。她已经用不着她丈夫花多大工夫来指导这几个小孩了；而他也很少插手，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参加转圈的练习。他常常担任奏乐。穿薄纱衣裙的女孩那种矫揉造作的样子以及她那瞧不起几个男孩的态度，实在叫人觉得可笑。就这样，我们跳了一个钟头。
练习完毕，凯蒂的丈夫准备出城，到一个学校去教课；凯蒂也跑去打扮一番，准备跟我出门。这时我坐在舞蹈室里，默默地注视着这几个学徒。那两个外宿的男孩到楼梯间去换上短靴以后，就去扯那在学校住宿的男孩的头发——这我从他那反抗的叫喊声中就可以断定。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把外衣扣好，跳舞鞋就揣在怀里。然后，他们拿出小包的冻肉夹面包，在一把画在墙上的七弦琴下面吃起来。那个穿薄纱衣裙的小女孩，把跳舞鞋塞进手提袋里并穿上一双破鞋。她把头晃了晃，便钻进那顶很难看的帽子里；听到我问她是否喜欢舞蹈，便一边回答说“就是不喜欢和男孩子跳”，一边在下巴颏上把带子系好，然后带着傲慢的神色回家了。
“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说他很抱歉，”凯蒂说；“因为还没有穿戴好，所以不能在你离开之前接见你。埃丝特，你是他非常喜欢的人啊。”
我表示非常感谢他，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倒是很高兴能免了这种殷勤的招待呢。
“他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穿戴好，”凯蒂说，“因为你也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头很重视，必须维持他的声望。你简直没法想象他对我爸爸多么好。他跟爸常常在晚上谈起摄政王的事，我从来也没见爸爸那样高兴过。”
我面前仿佛出现一幕特维德洛甫先生向杰利比先生炫耀自己风度的情景，这实在使我堕入遐想。我问凯蒂，特维德洛甫先生是不是能让她爸爸常常开口讲话？
“没有吧？”凯蒂说，“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办得到这一点；不过他倒是常跟爸讲话，爸也很钦佩他，留神听着而且很感兴趣。当然，我也看得出来，爸谈不上有什么风度，可是他们相处得很好。你简直没法想象他们俩多要好。我长了那么大也没见过爸闻鼻烟；可是他现在经常从特维德洛甫先生的鼻烟壶里拿一小撮，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把它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又拿开。”
人生的事情真凑巧，老特维德洛甫先生竟然把杰利比先生救出了伯里奥布拉－加纳，这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极其有趣的奇闻。
“关于啤啤，”凯蒂犹豫了一下说，“我最怕他——除了怕自己有小孩以外，埃丝特——给特维德洛甫先生带来不便，可是老先生对他好极了。老先生还要他到这儿来呢，亲爱的！他让他把报纸送到楼上，好在床上看；他把烤面包的碎片给他吃，打发他到别的房间去办些小事情，让他到我这里来拿六便士硬币。总而言之，”凯蒂快活地说，“我也不必啰嗦了，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所以我必须感谢上帝。你打算上哪儿去，埃丝特？”
“上老大街去，”我说；“我要到那儿去找那个律师事务所办事员说几句话。我到伦敦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你的那一天，亲爱的，事务所打发到驿站来接我的就是这个人。对啦，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那一天把我们领到你们家来的那个绅士。”
“这么说，似乎我陪你去是最合适的了，”凯蒂答道。
我们上老大街去，在那里找到格皮老太太家以后，便说要见她。格皮老太太就在客厅，而且，因为她在我们说话之前就已经探出头来，所以显然会像一个硬壳果那样，有被客厅的前门轧碎的危险。她一听说有人找就立刻出来，请我们进屋。她是一位老太太，戴着一顶大帽子，鼻子红红的，目光闪烁不定，但是满脸堆笑。她那狭小的起居室收拾得很整洁，准备接待客人；室内挂着她儿子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简直可以说，比他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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