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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站在这黑漆漆的屋子里，正感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碰了碰他那皱瘪瘪的手；他吓了一跳，说道：“谁？”
“是我，”房东老头儿在他耳边低声答道。“你有法子喊醒他吗？”
“没有。”
“你那根蜡烛呢？”
“灭了，在这儿。”
克鲁克把蜡烛接过去，走到壁炉前，向那堆暗红色的火炭弯下身去，想把蜡烛点着。快要熄灭的炉灰点不着蜡烛，他白费了劲。老头儿喊了喊他的房客，没有得到回答，便一面嘟囔着说要到楼下的铺子里拿一根点亮的蜡烛来，一面便走出去了。图金霍恩先生不知又为了什么原因，竟不在房间里等他回来，而站到门外的楼梯口去。
过了一会儿，克鲁克缓缓地走上楼来，后面紧跟着他那只眼睛闪着绿光的猫，这时，最受人欢迎的烛光也映照在墙上了。“这人平时就这样睡的吗？”律师低声问道。“嗐！我不晓得，”克鲁克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并扬起了眉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只知道他不爱跟人来往。”
他们一边低声说着，一边走进屋里。他们把蜡烛拿进去以后，百叶窗上那两个大洞眼便显得暗淡无光，仿佛闭上了似的。可是，床上那双眼睛可没有闭上。
“老天爷！”图金霍恩先生喊道。“他完了！”
克鲁克把他拿起来的那只沉重的手突然放下，那只胳臂便在床沿摆动起来。
有一会儿，他们面面相觑。
“找个医生来！快喊楼上的弗莱德小姐，先生，床边还放着毒药呢！请你喊一声弗莱德，好不好？”克鲁克说，他在尸体上面张开他那两只枯瘦的手，很像吸血蝙蝠的翅膀。
图金霍恩先生赶紧到楼梯口，喊道：“弗莱德小姐！弗莱德！快到这儿来，快点呀，弗莱德！”克鲁克看着他出去；当他正喊着的时候，克鲁克偷偷朝那口旧皮箱走去，然后又偷偷回到原处。
“快跑，弗莱德，快跑！就近把医生找来！快跑！”克鲁克先生对一个瘦小的女人说。这女人就是他的女房客。她来得快，去得快，没有多大工夫又回来了。和她同来的是一个从饭桌上给拉来的性急的医生；他那抹了鼻烟的上唇显得很宽，苏格兰口音很重。
“哎呀！天啊，”医生说，他匆匆检查了一下，抬起头望着他们。“他已经死了，就跟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一样！”
图金霍恩先生（这时正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问这人死了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先生？”医生说。“看样子，大概死了三个钟头吧。”
“我说，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站在床那边的一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说道。
“你是医生吗，先生？”头一个人问道。
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说是。
“那我这就走啦，”那人说；“因为我在这里已经没什么用了！”说完这话，他就结束这次草草的诊断，回去继续吃他的晚饭。
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外科医生拿着蜡烛，在这个靠誊抄法律文件为生的人脸上，来回地照着，仔细给他检查。这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现在既然死去，也就名符其实地成为没名没姓的人了。
“我一看就认出这个人，”外科医生说。“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到我那儿去买鸦片。这里哪一位是他的亲人？”他环视了一下那三个站在一旁的人。
“我是他的房东，”克鲁克冷冷地说，从外科医生伸过来的手里接过蜡烛。“有一回他跟我说过，我算是他最亲的人了。”
“没问题，”外科医生说，“他是因为过量吞服鸦片而致死的。屋子里鸦片气味浓极了。光这点儿，”他从克鲁克先生手里把一个旧茶壶接过来，“就够毒死十来个人了。”
“你看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吗？”克鲁克问道。
“你是说过量吞服吗？”
“是呀！”克鲁克咂了咂嘴，那种兴致勃勃的样子，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我说不上来。我看不可能吧，因为他一直吃这么多，吃惯了。可是这个事儿谁晓得呢。我看，他很穷吧？”
“大概是吧。他这屋子——一看就知道不富裕，”克鲁克说；他迅速地向周围横扫了一眼，好像已经跟他那只猫交换了眼色似的。“可是，自从他搬到这里来以后，我就没进过这个屋子；他也总是闷声不响，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自己的事情。”
“他欠你房租吗？”
“欠六个星期。”
“他再也不会付给你了！”年轻人说，一边又检查起来。“毫无疑问，他确实是完了，就像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一样；从他的样子和情况来看，他死的时候倒没什么痛苦。不过，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有风度，而且我敢说，一定长得很英俊。”他说这番话，并不是不带一点感情的，因为他这时候正坐在床沿上，脸对着死者的脸，手放在死者的胸前。“记得有一回我捉摸过，觉得他的态度举止虽然粗鲁一点，倒也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正好说明，他是一个落魄江湖的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周围的人。
克鲁克答道：“你如果要我给你说说我楼下那些口袋里的头发是从什么女人头上剪下来的，那倒好办一些。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房客，在这儿住了一年半，靠誊抄法律文件——或者不靠誊抄法律文件——过日子，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事我都不晓得。”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图金霍恩先生离开他们，背着两手，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很显然，他根本没有具备这几个人在死者床前流露出来的那三种心情：既没有那个年轻外科医生在职业上对死者所发生的兴趣（这和他刚谈论死者时，把死者当作一个有骨有肉的人看待是不相称的），也没有老头儿那种好奇心或是那个瘦小的女人那种恐惧心。他脸上那种泰然自若的神色，就跟他身上那套褪了色的衣服一样，什么表情都没有。你甚至说不上来，他这会儿是不是在捉摸什么事情。他既没有表示有耐性，也没有表示没有耐性；既没有表示注意地听，也没有表示心不在焉。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你只能看见他这老牡蛎的外壳。一件精巧的乐器往往很容易从它的外形就判断出它的音质，同样地，你从图金霍恩先生的外形也可以看出他的气质。
他终于插了嘴，用他那种行业的冷漠态度对那年轻外科医生说话了。
“你来之前不久，”他说道，“我因为经过这个地方，顺便进来看看，打算给这个在他生前我没有见过面的死者一点东西誊抄。我是从法律文具店老板——库克大院的斯纳斯比那边知道这个人的。既然这里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我看，最好还是把斯纳斯比找来。怎么样？”他转向那个瘦小的女人，这女人常常在法院见到他，而他也常常见到这个女人；这时候，她已经吓得张口结舌，只能打着手势，表示她愿意去把那个法律文具店老板找来。“那就请你去一趟吧！”图金霍恩说。
她走了以后，外科医生就结束了他那没有希望的检查，拿那条打满了补丁的被单把尸体盖上。克鲁克先生和他聊了几句。图金霍恩先生一声不响，只是依旧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
斯纳斯比先生穿着那件套了黑袖套的灰工作服，匆匆赶来。“真糟糕，真糟糕，”他说；“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真是的！”
“斯纳斯比，你能不能给这儿的房东讲一讲这个倒霉家伙的情况？”图金霍恩先生问道，“据说他欠了一些房钱。再说，他还得埋葬，是不是？”
“好吧，先生，”他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声，表示抱歉，“说真的，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我给你们去把地保找来好啦。”
“我没说要你出主意，”图金霍恩先生说。“主意我可以出——”
（“我相信，先生，谁的主意也没有您的高明，”斯纳斯比先生一边说，一边干咳着，表示谦恭。）
“我要提供一些线索，譬如有些什么亲戚朋友方面啊，或他的来历如何啊，总之，有关他的事情，什么都可以谈。”
“听我说，先生，”斯纳斯比先生说话之前，先咳嗽了一阵，仿佛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不仅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
“他往哪里去，是不是？”外科医生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沉默了一会儿。图金霍恩先生瞅着那个法律文具店老板。克鲁克先生张大了嘴，在那里等着别人说话。
“关于他的亲戚，先生，”斯纳斯比先生说道，“要是有人跟我说：‘斯纳斯比，这里有两万英镑，已经存在英格兰银行了，只要你把他的亲戚说出一个来，就把钱给你’，那我也办不到，先生！他搬到这个收买破烂的铺子来住，大概有一年半了——我相信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克鲁克一边说，一边点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斯纳斯比打起精神说道，“有一天早上，刚吃过早饭，他上我们那儿去了。他在店里见到了我的好太太（我就是这样称呼斯纳斯比太太的），交给她一篇手抄的东西，并跟她说，他需要做点抄写工作，因为他——请原谅我太直言——”为了自己过于直言而表示抱歉时，斯纳斯比先生常常用一种希望别人相信的爽直态度，说出这样一句口头禅，“没钱了！我那好太太本来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尤其是——请原谅我太直言——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可是她一看见他就很受感动，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刮脸，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梳头，或者是因为女人才想得到的别的什么原因，那我只能让你来判断了；于是她收下了他那篇东西并记下了他的地址。我那好太太记不住名字，”斯纳斯比先生用手捂着嘴，一边咳嗽，一边考虑，过了一会才接着说下去，“她认为尼姆这个名字等于尼姆罗德(1)。因此，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斯纳斯比先生，你怎么还不给尼姆罗德找点活儿干！’或者：‘斯纳斯比先生，为什么不把贾迪斯案那三十八页大法官庭的文件交给尼姆罗德抄呢？’诸如此类的话。就这样，他渐渐在我们那里成了一个打零活的人了；我就知道他这么些事情，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快手，开开夜车也不在乎；要是你在星期三晚上给他一个抄件，比方说，四十五页吧，星期四早上他就会给你送回来。关于这些事情——”斯纳斯比先生说到这里就把话打住，只见他拿着他那顶帽子彬彬有礼地向床那边挥了一挥，好像是在说：“我毫不怀疑，要是我这位可敬的朋友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
“你最好看一看，”图金霍恩先生对克鲁克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文件可以帮助你对他有所了解。将来还得验尸，他们也会找你去问话。你认得字吗？”
“不，不认得，”老头儿答道，忽然龇牙咧嘴地笑起来。
“斯纳斯比，”图金霍恩先生说，“替他搜一搜这个屋子。不然的话，他会招麻烦的。我既然来了，就等一会儿，你可得快点儿；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为他作证，证明一切都正常。我的朋友，请你给斯纳斯比先生拿着蜡烛，他马上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把事情弄明白。”
“首先，这儿有一口旧皮箱，先生，”斯纳斯比说。
哦，不错，果然有一口皮箱！看样子，图金霍恩先生尽管离这箱子那么近，在这以前一直没看见，而且这儿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真是天晓得。
旧船具店老板举着蜡烛，法律文具店老板进行搜查。外科医生靠着壁炉架的一角；弗莱德小姐站在门口往屋里瞅着，打着哆嗦。这位老派的、机灵的老律师，穿着一条暗黑色的短裤，在近膝的地方扎了两条丝带，一件宽大的黑背心和一件长袖的黑上衣，他那条柔软的白领巾打成贵族们最熟悉的那种领结，这时候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站在原来的地方。
在那口旧皮箱里，放着几件不值钱的衣物，一沓当票——这是走向贫穷的道路的路票，一张带着鸦片味儿的皱巴巴的纸，那上面作了一些潦草的记录，如某日吞服多少厘，某日又吞服多少厘；这些记录是在不久以前开始写的，本来似乎要认真写下去，但是，没写几次就停了。还有几张肮里肮脏的剪报，讲的都是些验尸方面的事情，此外就没别的东西了。他们又搜了食橱和墨迹斑斑的书桌的抽屉。这两处都找不到什么旧信或别的字纸。年轻的外科医生检查了这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的衣服，只找到一把小刀和几个半便士。斯纳斯比先生的意见毕竟是对的，这会儿必须把地保找来。
于是，那个瘦小的女房客找地保去了，其余的人也走出这个屋子。“别让那只猫呆在这儿！”外科医生说：“那可不成！”克鲁克先生只好先把它赶出去；那只猫蜷着它那弯弯的尾巴，用舌头舔着嘴角，贼头贼脑地溜下楼去。
“再见！”图金霍恩先生说完，就回家去和那寓言画相对，想他的心事去了。
这时候，这个消息已经轰动了整条小街。居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情，把他们的侦察兵前哨（主要是小孩）派到克鲁克先生的窗前，于是那个窗户立即被他们紧紧包围起来。一个巡警已经跑到楼上那个屋子去，后来又下来，像一座塔似的直挺挺地站在铺子门口，他偶尔也放下架子，对那些小孩瞅一两眼；但是每当他向他们瞅去时，他们总是吓得往后退。佩金斯太太和派珀尔太太，自从小佩金斯“打了”小派珀尔“一下耳光”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以来，已经好几个星期彼此不说话，在这样难得的场合里，她们又言归于好了。拐角上那家酒铺的小跑堂，因为见过世面并和酒鬼打过交道，所以是有资格前来看热闹的，这会儿他正和巡警交头接耳地谈着，脸上还露出满不在乎的神色，好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挨警棍和坐牢房似的。小街两旁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话，那些光着头的侦察兵急急忙忙地从法院小街跑进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看见克鲁克先生没有遇害，起先似乎觉得很高兴，但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觉得有点儿失望了。就在人们哄动的时候，地保来了。
那个地保，虽然被这一带的人看成一个可笑人物，但是，如果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看看尸首，大家也就觉得有点了不起了。那个巡警认为他是一个低能的人，是一个雇用守夜人的野蛮时代(2)的遗民，不过还是容许他进去，好像在政府还没有取缔地保这种人以前，他不得不加以容忍似的。人们互相奔告，说是地保已经到场，而且已经进去，这时看热闹的人就更加哄动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地保出来，又引起一阵本已平静下去的哄动。他说，明天验尸的时候需要一些证人，向验尸官和陪审委员团报告死者的情况。这时立刻有人对他说，他可以向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了解；但是那些人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又听许多人说，格林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对于死者的事，比任何人都了解”，但是，他一打听下去，就给弄得更加糊涂了，原来格林太太的儿子已经出门三个月，目前正坐船到中国去，不过，要是向海军大臣申请的话，倒是可以打电报和他进行联系的。地保还到一些店铺和住家去了解情况。他一进屋总是把门关上，那种排斥外人、磨磨蹭蹭和傻里傻气的态度把大家都惹得发了火。有人看见巡警向那个跑堂的挤眉弄眼。人们不仅感到扫兴，而且还起了反感。有些年轻人扯着嗓子嘲笑地保，说他曾经把一个小孩放到汤里煮，他们从一支流行曲里抽出几句，谱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说地保拿那小孩烧汤，送给贫民院。后来，警察认为有必要维护法纪，便捉了一个唱歌的人；其余的人都溜之大吉。那个被捉的人还是释放了，不过他得接受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快快跑开，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他立刻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那场小风波一时又平静下来了。这个神色自若的巡警（在他看来，一点点鸦片根本算不了什么）戴着亮闪闪的帽子，系着浆得硬邦邦的围颈布，穿着笔挺的大衣，围着宽大的皮带，皮带上扣着一副手铐，此外，还有种种的配备。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踱来踱去，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互相拍打着；不时在街头拐角的地方站住，看看有没有发生丢失小孩或谋杀之类的事情。
这个毫无能耐的地保，夜里到法院小街来，一处一处地送传票。传票上那些陪审员的名字全给拼写错了，只有地保自己的名字没有拼错，而地保的这个名字，谁也念不出来，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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