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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这一部分篇章时，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我向来就知道这一点。记得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只要我一个人跟我的玩偶小娃娃在一起，我总是对她说：“小娃娃呀，你很明白我并不聪明，你对我要有耐心，那才像个好孩子呀！”所以，遇到我一边忙着针线活儿，一边向她倾吐我内心秘密的时候，她总是扬着那张漂亮的脸儿，噘着红红的嘴唇，在一张大扶手椅上靠着，目不转睛地瞧着我——现在想来，也许不是瞧着我，而是茫无目的地瞧着。
我亲爱的好娃娃啊！我是一个非常胆怯的小姑娘，不大敢跟人说话，也从来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白天放学回家，我赶快跑上楼梯，走进屋子说：“噢，你这个忠实的好娃娃，我早就知道你在等着我回来！”然后坐到地板上，靠着她那张大椅子的扶手，把分手后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告诉她——这时候，我是多么快活啊！现在回想起这些情景，我几乎要哭了。我那时总是很喜欢观察事物——这倒不是说我的目光敏锐，噢，绝对不是，我只是喜欢默默地观察眼前的事物，希望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事物罢了。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当我热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似乎就心明眼亮起来了。不过就连这一点，大概也是我浮夸了吧。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由教母抚养——好像神话里的什么公主那样，只是我并不漂亮罢了。对于教母，我就知道她是我的教母，此外，我什么也不晓得。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每逢礼拜天上三次教堂，礼拜三和礼拜五去做早祷；只要有讲道的，她就去听，一次也不错过。她长得挺漂亮，如果她肯笑一笑的话，她一定跟仙女一样（我以前常常这样想），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笑过。她总是很严肃，很严格。我想，她自己因为太善良了，所以看见别人的丑恶，就恨得一辈子都皱着眉头。即便把小孩和大人之间的所有不同点撇开不算，我依然觉得我和她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却感到这样卑微，这样渺小，又这样和她格格不入；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不能感到无拘无束——不，甚至于始终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爱她。想到她这么善良，而我又这么不肖，我心里便觉得很难过；我总是衷心希望自己能有一副比较好的心肠；我常常和亲爱的小娃娃提起这件事；可是，尽管我应当爱我的教母，而且也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好姑娘就必须爱她，然而我始终没有爱过她。
我敢说，这就使我比原先变得更腼腆、更孤僻，使我把小娃娃当成唯一可以坦然相处的朋友了。可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这种孤僻的性情就愈加明显了。
我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妈妈，也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爸爸，不过我尤其关心的还是我妈妈。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穿过黑色的丧服。从来没有人领我去看我妈妈的墓。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墓在哪里。再说，除了为我教母祷告以外，从来没有人教我为别的亲人祷告。我们唯一的女仆雷彻尔大嫂（另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对我却很严厉）等我上了床，来拿走我的蜡烛时，我不止一次要和她谈谈这桩心事，但她只是说：“埃丝特，明天见！”接着就走开，不理我了。
我在附近的那所学校走读，尽管那里有七个女孩子，尽管她们管我叫小埃丝特·萨默森，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到她们家里去玩过。她们确实都比我大（我在那里是最小的，年纪比她们小很多），但是除了年龄的差别，除了她们比我聪明和懂事以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使我们疏远。在我上学的头一个星期（我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个女孩请我到她家去参加一个小晚会，我非常高兴。可是我教母却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替我回绝，于是我就没有去成。从此，我连一次也没有出去过。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别人过生日就不用上学了；可是我过生日，还是得上学。我从那些女孩子谈话中得知，别人过生日时，家里总是热热闹闹；我过生日却冷冷清清。我的生日是家里全年最凄惨的一天。
除非是我的虚荣心欺骗了我（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可能很爱虚荣而不自知——其实我也真没有自知之明），否则，我的情感一受到激发，我的理解也一定要受到激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过了。我的性情非常温柔；如果我再遇到上次生日那样的创伤，也许我还会像当初那样痛苦。
晚饭吃过了，我和教母坐在桌子旁边，面对着炉火。钟摆声嘀嗒嘀嗒，炉火声噼啪噼啪；屋子里，甚至整幢房子里，都听不见其他声音，我也不知这样过了多长时间。我偶尔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把视线从针线活儿上移到桌子对面教母的身上，我看见她怏怏不乐地瞅着我：“小埃丝特，你要是没有生日，你要是根本没有投生到世上来，那就太好了！”
我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说道：“噢，亲爱的教母，告诉我，求求您告诉我，妈妈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死的吗？”
“不是，”她答道。“孩子，别再问我了！”
“噢，求求您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亲爱的教母，请您现在就告诉我吧！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是怎么没了妈妈的？亲爱的教母，为什么我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为什么这是我的错？不，不，不，别走开。噢，跟我说啊！”
我那恐怖的心情超过了我的悲哀；我拉住她的衣服，向她跪下。她刚才一直在说：“让我走吧！”可是现在她站着不动了。
她那阴沉的脸色对我具有莫大的威慑力量，使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我伸出我那抖动的小手去拉她的手，也就是尽我最大的诚意求她的饶恕，可是她一瞧着我，我就把手缩了回来，放在我那扑扑乱跳的心上。她把我扶起来，自己坐到椅子上，让我站在她面前——我现在还能想象她那紧锁的眉头和那只尖尖的手指——她用冷淡而低沉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埃丝特，你母亲是你的耻辱，你也是她的耻辱。总有一天，而且时间不会长，你对这一点一定会明白，一定会有所感觉，因为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有女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我已经宽恕了她带给我这样的痛苦；”可是她当时还是绷着脸，“我不愿意再提了，其实，像这样深的痛苦，也只有我这个身受其苦的人才能体会，你是永远不能体会的，任何人也是永远不能体会的。至于你这个不幸的孩子，你从你的第一个不吉祥的生日起就成了孤儿，蒙受了耻辱，你要听从《圣经》上的话，天天祈祷，免得别人的罪恶降临到你的头上。忘掉你的母亲吧，让其他的人也忘掉她吧，为了她那可怜的孩子，他们一定非常乐意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吧！”
然而，当我正要走开的时候——我当时是那样的沮丧！——她又把我叫住，继续说：
“谁一生下来就遇到这样一种不幸，谁这一生就得谦恭、克己和勤劳作为赎罪的准备。埃丝特，你和别的孩子不同，因为你不像他们那样，他们是由于一般的罪孽和天罚而出生的。你可不一样。”
我回到自己屋里，爬上了床，把小娃娃的脸贴在我泪水涟涟的脸上；我抱着这个唯一的朋友，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尽管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苦痛所在，可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欢乐，而且世上也没有一个人爱我，像我爱我那小娃娃那样。
天哪，天哪，想一想，后来我们俩在一起呆了多少时候，我跟小娃娃讲过多少遍我生日的事情啊。我还向她吐露，我要尽一切力量来弥补我那与生俱来的罪过（关于这一点，我自认既有罪又无罪），而且等我长大成人，我一定要勤劳，知足，善良，要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博得别人的欢心。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流下泪来——但愿这不算是任性才好。我本来是个性情愉快、感恩图报的人，但是我的眼泪禁不住要流下来。
好啦！我现在已经擦干了眼泪，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下去了。
从那次生日以后，我感到我和教母更加疏远了，并且深深地体会到我在她家里占了一个原该是空着的位置。因此，虽然我心里热烈地感激她，但我发现她比以前更难接近了。我对同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对寡妇雷彻尔大嫂也有这样的感觉；噢，就连对她那个隔两星期来看她一回的女儿，也是如此，因为她也为那女儿感到骄傲呢！我常常避不见人，默默不语，刻苦用功。
在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带着书本和纸夹，望着自己长长的身影，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当我像往常那样轻轻走上楼梯，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教母从客厅门口探出头来，把我叫了回去。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和她坐在一起——这可是一件少有的事情。这是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绅士，穿着一身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挂着几个很大的金图章表坠，拿着一副金丝眼镜，小指上还戴着一个很大的图章戒指。
“这就是那个女孩，”教母压低声音说。接着她又用她素来的那种严肃口吻说：“先生，这就是埃丝特。”
那位绅士举起他的带柄眼镜，看着我说：“亲爱的，走过来！”他和我握手，让我把帽子摘下来，同时还盯着我看。我把帽子摘下，他喊了一声：“啊！”接着又说了一声：“对了！”后来，他把眼镜拿开，装在一个红盒子里，朝后靠着扶手椅，双手摆弄着那个盒子，向教母点了点头。教母看见他这一点头，便说：“埃丝特，你可以上楼了！”我向他行了屈膝礼，就走开了。
大约过了两年，我快满十四岁了，在一个可怕的夜晚，我和教母坐在壁炉旁边。我在朗诵《圣经》，她在倾听。我像往常一样在九点钟下楼来读给她听；这天晚上正念着《约翰福音》里那一段：当他们把那个淫妇带到救世主面前，救世主便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1)
念到这里，我只好停住了，因为教母站起来，手扶着头，用一种可怕的声调，高声念着《圣经》上别的章节：
“所以你们要儆醒！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儆醒！”(2)
当她站在我面前，重复着这些字句的时候，忽然倒在地上。我当时倒是用不着高声呼救，因为她倒下时大喊了一声，响彻了整幢房子，就连大街上也听得见。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外表上没有多大改变，那张又漂亮又严肃的脸上还是我所熟识的那副双眉深锁的表情。我伏在她的枕头上低声和她说话，让她听得更清楚，日日夜夜不停地吻她，感谢她，为她祈祷，请求她宽恕并为我祝福，恳求她向我稍微表示一下她还认得我，或者还听见我的话。不，不，不，她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最后，甚至在死后，她的双眉还是深锁着。
我那可怜的教母下葬的那一天，那个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的绅士又出现了。雷彻尔大嫂来叫我，我看见他坐在从前那个位置上，好像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似的。
“我姓肯吉，”他说，“孩子，你大概还记得吧，林肯法学协会，肯吉－卡伯伊事务所。”
我回答说，我记得曾经和他见过一次。
“请坐——坐近一点。别难过了；难过也没用。雷彻尔大嫂，过世的巴巴莉小姐的事情你很清楚，用不着我再来告诉你了；她现在过世了，财产也花光了；至于这位年轻小姐，现在她的姨母死了——”
“我的姨母，先生！”
“既然现在没有隐瞒的必要，那也不妨明说了，”肯吉先生很圆滑地说。“事实上是姨母，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别难过！别哭！别哆嗦！雷彻尔大嫂，我们这位小朋友一定听说过那桩——哦——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吧。”
“从来没有，”雷彻尔大嫂说。
“难道，”肯吉先生举起了带柄眼镜，紧接着说，“我们这位小朋友——请你不要难过！——从来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吗？”
我摇摇头，简直莫名其妙。
“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肯吉先生说着，从他的眼镜上方看着我，还轻轻地摆弄着眼镜盒，好像抚摩着什么东西似的。“没听说过大法官庭的一件最大的案子？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哦——这个案子本身就是大法官庭业务上的一座纪念碑啊。在这件案子里，我敢说，该法院所熟知的每一种纠葛、每一件未确定的事实、每一个巧妙的假定、每一种诉讼程序，都一再地重复了。除了在这个自由而伟大的国家里，这样的诉讼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敢说，雷彻尔大嫂，”我担心，他以为我没有注意听，才转向雷彻尔大嫂的，“贾迪斯控贾迪斯案所花费的钱，到此刻已达六万到七万英镑！”肯吉先生说完，便往椅背上一靠。
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对这个问题完全莫名其妙，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还是一无所知。
“难道她真没听说过这桩案子吗？”肯吉先生说。“太奇怪了！”
“先生，”雷彻尔大嫂答道，“巴巴莉小姐现在已经和大天使们在一起了——”
（“但愿如此，一定如此，”肯吉先生彬彬有礼地说。）
“——她生前希望埃丝特懂得那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就够了。她除了从这里学到的以外，别的就不懂了。”
“很好！”肯吉先生说。“总的说来，这很恰当。现在言归正传，”他对着我说，“巴巴莉小姐是你唯一的亲属（这指的是，在事实上是你的亲属，因为我不得不指出，在法律上你是没有亲属的），她既然过世了，那当然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
“噢，当然不能！”雷彻尔大嫂赶紧插进来说。
“说得对，”肯吉先生表示同意，“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来负责抚养你（请你不要难过）。大约两年前，我受了委托，向巴巴莉小姐提过一项建议，当时虽然被拒绝了，但是取得了谅解，那就是一旦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就可以重新提出；现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可以接受这一项建议。现在，假如我坦白地说，在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及其他案子中，我是代表一个非常高尚而又古怪的人出庭的，难道我还会把我职业上的审慎撇开不顾，做出损害自己名誉的事情来吗？”肯吉先生说完，又往椅背上一靠，泰然自若地瞧着我们两个人。
他好像最爱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声音圆润、铿锵，每一个字都有力量。他沾沾自喜地听着自己说话，有时还点点头，给自己的节奏轻轻打拍子，或者说一句就用手挥个圈儿。那时候我还不知他是在摹仿他的当事人——一位显赫的贵族，也还不知道人们管他叫“快嘴肯吉”，可是他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得悉我们这位小朋友的——我不得不说——凄凉处境以后，愿意把她安顿在一个第一流的学堂里，让她完成学业，保她衣食无缺，叫她的合理要求得到照顾，获得良好的培养，能够按照她的身份——我是说，上天赐给她的身份——履行她的职责。”
我听了他说的话，又看见了他说话时那种动人的态度，心里非常感动，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希望我们这位小朋友，在她没有向他说明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前，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擅自离开学堂，希望她勤勤恳恳地钻研学业，将来能够赖以独立谋生。希望她能踏上贞淑和光明的道路，以及——等等。”
这时候，我更说不出话了。
“喏，我们这位小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肯吉先生继续说。“别着急，别着急！我等着听她的回答。但是，别着急！”
一个贫苦无告的姑娘，面临着这样一宗送上门来的好处，究竟想要说什么话，那就用不着我来重述了。她当时所说的话如果值得一谈，那我说出来倒也不难。至于她当时有什么感触，而将来临终时又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无法奉告了。
这一次会面是在温莎(3)，据我所知，温莎就是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地方。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就带着所有用得着的东西，坐上驿站马车，离开温莎，奔向里丁。
雷彻尔大嫂这人太好了，临别时居然能无动于衷；我却不怎么好，竟痛哭起来了。我想，和她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原该比较了解她，博得她的欢心，使她对这次分离感到难过的。可是临别时，她只在我前额上冷冰冰地吻了一下，好像石头门廊上落下来的一滴雪水——那一天倒真是个冰冻天气——我感到又伤心，又惭愧，便抱着她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她对这次分离并不觉得难过！
“不是因为你不好，埃丝特，”她答道。“而是因为你那不幸的身世！”
马车停在草地的篱笆门前，——我们是听见辘辘的车轮声才走出来的——我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她分手。她没等我的箱子放到车顶上，就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了。我回过头，噙着眼泪，从车窗里望着那所房子，直到望不见为止。教母早就把她仅有的一点财产留给雷彻尔大嫂了；那些东西都准备拍卖；一块织着玫瑰花的旧炉边地毯——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挂在屋外，任凭霜侵雪打。一两天前，我就把玩偶——亲爱的小娃娃放在它自己的头巾里裹好，悄悄地把它——我现在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哩——埋在花园里那棵遮住我窗户的大树下面。除了我的鸟儿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伴侣了，我把它连笼子随身带走。
等那所房子看不见以后，我便朝那低矮的座位边缘坐下来（我的鸟笼就放在我脚边的稻草堆中），从高高的窗口往外眺望：只见一棵棵披霜的树木，宛如美丽的水晶柱；昨夜一场大雪使田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太阳红艳艳的，却散发不出多少热力；溜冰和滑雪的人已经把冰上的雪扒开了，那里的冰就像金属一样黯然无光。马车里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绅士，他裹着那样多的衣服，显得非常臃肿；他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另一面的窗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
我想到我那故去的教母；想到那天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情景；想到她躺在床上那副紧蹙双眉的严厉表情；想到我正要去的那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我要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他们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会对我说什么话——这时候，马车里有一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声音说：“真见鬼，你哭什么？”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声回答：“先生，是我吗？”我当然知道，讲话的人一定是那位裹着许多衣服的绅士，尽管他依然望着窗外。
“不错，是你，”他回过头来说。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哭呢，”我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你确实是在哭，”那位绅士说。“瞧这儿！”他从车厢的另一端挪到我面前，用他那只肥大的皮袖口擦了擦我的眼睛（但没有碰痛我），让我看那袖口上的泪水。
“瞧！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哭吧，”他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说。
“你哭什么？”那位绅士说。“你不愿上那儿去吗？”
“上哪儿，先生？”
“上哪儿？当然是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位绅士说。
“先生，我很高兴上那儿去，”我回答说。
“好啦，好啦！那就要高高兴兴呀！”那位绅士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古怪——至少就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古怪：浑身裹着衣服，一直裹到下巴颏上，他的脸几乎是藏在皮帽子里，两片宽大的皮护耳贴着他的面颊，紧紧系在下巴下面。这时候我已经镇静下来，不再怕他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刚才哭，一定是为了我那去世的教母，为了雷彻尔大嫂跟我分别的时候又一点也不觉得难过。
“该——死的雷彻尔大嫂！”那位绅士说。“让她骑着笤帚棍满天乱飞吧！”(4)
我又开始怕起他来，万分惊讶地望着他。尽管他还是愤愤不平地喃喃自语，咒骂着雷彻尔大嫂，我觉得他那双眼睛还是挺和悦的。
过了一会儿，他把大衣敞开——我觉得这件大衣大得足以盖住整辆马车——把胳膊伸到衣服侧面的深深的口袋里。
“喂，瞧！”他说。“这纸包里面，”那纸包很整齐，“有一块简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那么好的葡萄干蛋糕，外面的糖就有一英寸厚，像羊肉上的白脂油一样。还有一块法国小馅饼，无论从分量或质量上看，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你猜猜，这是拿什么做的？拿肥鹅肝做的。这块馅饼给你！来，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
“谢谢您，先生，”我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您，可是我希望您不要见怪；这些东西太油腻了，我吃不了。”
“真拿你没办法！”绅士说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就把蛋糕和馅饼扔到窗外去了。
他不再跟我说话了；快到里丁的时候，他下了车；临走时劝我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努力用功，还和我握了握手。大概他走了以后，我才放了心。我们是在一块里程碑那里和他分手的。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总要想起他，而且总有点希望遇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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