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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子，向镇子方向去了。远望前方的锯齿形的群峰，在晴朗的黎明中全都变成了黑色。他的马蹄声清脆，还没有等他跑到长着青草的街道拐角处，前方就有蒙面歹徒四散而去。狗在花园围墙背后狂吠；雪山的无色寒光似乎洒在了支离破碎的路面上，洒在了百叶窗紧闭、屋檐被毁的房子上，洒在了房子前面壁柱上灰泥剥落后留下的疤痕上。拂晓的晨光在广场周围的拱廊下与黑暗进行着搏斗。广场上，没有农民把农产品放在市场上叫卖；没有摆放在矮木凳之上、大布伞之下、鲜花点缀的水果堆和蔬菜堆；没有农民、妇女、儿童、载着重物的驴子的快乐喧闹。在巨大的广场上，散布着几小堆革命分子，这些人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全都望着林康的方向，盼望看到新的动静。当查尔斯·古尔德走过其中最大一堆人的时候，那堆人用充满恶意的语调齐声高喊：“自由万岁！”
查尔斯·古尔德骑马进入了他家的拱门。在院子里，地上到处是稻草，蒙汉姆医生手下的一名年轻助理，坐在地上，背靠着水井的边缘，在认真地弹吉他，两个级别更低的女孩，站在那助理面前，轻移脚步，摇晃着手臂，哼唱着一首流行歌曲。
大多数在两天的骚乱中受伤的人都被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给接走了，但院里还坐着几个，他们随着音乐不时摇摆着缠着白绷带的脑袋。查尔斯·古尔德下了马。一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面包房里出来，接过马缰；那医生助理慌忙想把吉他藏起来；那两个姑娘一点都不害羞，微笑着向后退了退；查尔斯·古尔德向楼梯走去，望见在院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另一伙人，一名妇女跪在一名受致命伤的搬运工身旁；她一边快速低声做着祈祷，一边努力把一片橙子塞入那临死的人逐渐僵硬的嘴唇中间。
残酷得无法逆转的形势摆在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前，虽然他们苦难深重，却又很轻浮，什么都无法使他们改变这点；他们为能永久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残酷地浪费许多人的生活和生命，但都无济于事。与德科德不同，查尔斯·古尔德无法在这幕悲惨的闹剧中扮演一个轻松的角色。他凭自己的良心觉得这一幕实在是太悲惨了，丝毫没有闹剧的成分。他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他实在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欣赏面前这幕可憎的幽默，因为他为人处世太实际、太理想，而马丁·德科德却可以，因为他是个富于幻想的唯物主义者，能够用冷漠的怀疑主义眼光看问题。在失败的时候用良心去做妥协，他觉得这比丑恶更加丑恶，这点我们都有同感。虽然他心里有想法，但由于他沉默寡言，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想法；但古尔德矿暗中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他斜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想到，他本该早就知道里比热党人的政治纲领根本实现不了。矿山腐蚀了他的判断力，为了矿山的日常运作，他不得不用尽心思去行贿，这让他感到厌恶。他跟他父亲一样，不愿被人劫掠。被劫掠让他恼怒。他确信，除非有更重要的理由，支持何塞先生的改革愿望是有好处的。他跟他的叔父一样投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他叔父的长剑就挂在他书房的墙壁上，他叔父当年参战是为维护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与叔父的武器不同，他的武器是矿山的财富，它的杀伤距离更远，更诡秘，一片装着黄铜护手的普通钢片是无法与之媲美的。
但挥舞这种武器的人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用财富制成的武器是一把由人类的贪婪和痛苦构成的双刃剑，而且这把剑还被浸泡于各种自我纵欲的恶习中，就如同曾经浸泡过多种毒药混合液的毒剑一样，每次挥舞这把剑都会散发出毒素，随时有可能伤及舞剑者本人。如今他别无选择，只能使用这种武器了。但他下定决心，一旦有人想从他手中夺走它，他就把它打碎。
最后还有一点，由于他父母是英国人，他又在英国受的教育，他把自己看作来科斯塔瓦那冒险的外国人，或者说是应召去外国冒险的外国军团的后裔，所以他就应该在革命战争中获利，就应该去发动革命，就应该信仰革命。由于他的人品正直，所以有一种冒险者的从容精神世界，在道德评判上比较偏爱那些需要冒险的行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把整个圣托梅山炸上天，把它从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抹掉。他能下如此大的决心，不仅表明他性格中有坚韧的一面，还表明他后悔自己对婚姻不贞，因为妻子不再是他唯一的情人。此外，还能看出来他身上有他父亲的那种喜欢幻想的毛病，以及一种宁可向弹药箱里扔进去一根点燃的火柴，也不愿拱手交出自己的船的海盗精神。
在楼下的院子里，那个受伤的搬运工断气了，身旁的妇女立即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不仅出乎意料，还非常刺耳，其他伤员都坐立起来。助理医生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手里还抓着吉他，睁大眼睛朝她的那个方向看。那两个守护着自己受伤亲戚的女孩——分别坐在病人的两旁，伸直了腿，嘴里叼着长长的香烟——相互会意地点了点头。
查尔斯·古尔德从栏杆向下看，看到三个人穿着庄重的黑色长礼服、白衬衣，戴着欧洲式的圆边帽，从街上走进院子里。三人中有一个高个子，他的头和肩膀都比其余两个人高，走在最前面，非常引人注目，此人就是胡斯特·洛佩斯先生，陪着他的是他两个朋友，这两人都是议会的议员。他们大清早就前来拜访圣托梅矿长。此时，他们也看到了矿长，并急忙向他招手，然后像游行一样上了楼梯。
洛佩斯先生的样子很令人惊讶，因为他把残破的胡子全都剃光了，此举使他的仪表威严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虽然此时仍然不算被占领，但查尔斯·古尔德已经注意到这个男人的举止有不当的地方。他的伙伴显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其中一人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另一个的眼睛迟钝地看着走廊地板上的方砖，而洛佩斯先生站在略靠前的位置上，正在大声训斥圣托梅矿的矿主。他坚决要求必须遵守仪式。新省长来的时候，市政委员会、商会均要派代表去拜访，地方议会按规矩也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议会制度的存在。洛佩斯先生建议卡洛斯·古尔德先生应该加入这个议会代表团，因为他是本地杰出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里有突出的地方，名声也非常好。官场如战场，官场礼节不能不重视。只有接受既成事实，才能给议会制度留一条生路。洛佩斯先生的眼神迟钝；他信仰议会制度——在空旷的大屋子里，他低沉的说话声越来越缺少自信，最后就好像变成了某种笨重昆虫的低沉嗡嗡声。
查尔斯·古尔德转过身来，手臂靠着栏杆，耐心地听着。虽然他几乎被地方议会主席的焦虑的目光所感动，但他仍然微微摇了摇头，表示拒绝。查尔斯·古尔德的政策不许圣托梅矿参与任何官方活动。
“先生，我建议你待在屋里等着自己的命运。你没有必要主动把自己交给蒙泰罗。正如胡斯特先生所言，顺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方是佩德里托·蒙泰罗，你没有必要特意表示你全部的顺从。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政治生活缺少分寸。不高声表示赞许就是非法的，就要用残暴的手段进行惩罚——先生，那是不会有稳定和繁荣的前途的。”
看到面前的这几张脸上的忧郁和迷惑，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惊异和焦虑，查尔斯·古尔德不再继续说了。他很同情面前的这几个对他表示出某种信任的人，但杀戮和掠夺正在这片土地上蔓延，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说辞似乎仅是空泛的饶舌。洛佩斯先生咕哝道——
“卡洛斯先生，你是想不管我们了……但议会制度……”
他无法摆脱悲伤。他用手蒙住了眼睛。查尔斯·古尔德害怕空泛的饶舌，没有答应对方的要价。他用沉默回敬了对方隆重的鞠躬。他用沉默寡言作保护伞。他知道对方是想把圣托梅矿的影响力拉入自己的阵营。他们想借助古尔德采矿权这把保护伞去向胜利者讨好。其他政治团体——镇政府的官员和外国的领事——也都会来找他，谋求他的支持，他们会把他视为本省有史以来最稳定的、最有效的力量。
医生一瘸一拐地来到古尔德家，发现主人回自己屋了，留下话不许任何人打扰。蒙汉姆医生不急于见到查尔斯·古尔德。他快速给伤员做了一次检查。他花了些时间给他的伤员做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他俯身察看每位伤员，边看还边用拇指和食指抚摸自己的下巴；伤员默默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而他总是默默地用呆滞的目光作答。伤员的情况都不错；当他来到那个死去的搬运工身旁时，却多花了一点的时间，他所看的不是那个已经感觉不到痛苦的人，而是身旁跪着的妇女，那妇女静静地沉思着，面色僵硬，手捏着鼻子，半睁半闭的眼睛里闪着白光。她慢慢地抬起头，用单调的声音说——
“他干搬运工时间不长——就几周。他求监工好几次，监工才答应了他。”
“那个大监工不归我管。”医生咕哝道，然后走开了。
医生上了楼，向查尔斯·古尔德的房门走去。可到了门口，他犹豫了；他摸着门把手却没有拧，只是耸了耸自己那高低不平的肩膀，然后转身沿着走廊偷偷地寻找古尔德夫人的闺房去了。
莱昂纳达告诉他夫人还没有起床。夫人让她照看那两个从意大利客栈来的姑娘。莱昂纳达把她俩带到自己的房间。那个金发的姑娘哭着要自己睡，但那个黑发姑娘——姐姐——还没有闭上眼睛睡着。她坐在床上，把被单拉到下巴底下盯着看，就好像是个小巫婆一样。莱昂纳达不同意让维奥拉家的孩子住在这栋房子里。她用冷漠的腔调说这番话，并询问他俩的母亲是否已经死了。至于夫人的情况，她肯定是睡着了。自从她在夫人房间看到安东尼娅小姐离开后，她就没有听到夫人的房门里再有声音。
医生从沉思中惊醒，让莱昂纳达立刻去叫醒女主人。他蹒跚地走到客厅去等古尔德夫人。虽然他很疲惫，但兴奋得坐不下来。此时，大客厅里空无一人了，但就是在这间大厅里，他的那颗遭遇了多年的贫乏和不得不默默忍受众人的白眼的心灵获得了新生。他一瘸一拐地在椅子和桌子中间漫步，最后终于把古尔德夫人等来了。她穿着拖鞋，急匆匆地走进了客厅。
“你知道我从来不同意把银锭运走。”医生一张嘴就这样说。接着，他描绘了他和米切尔船长、总工程师、老维奥拉在索蒂略指挥部的冒险经历。由于医生对这次政治危机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所以他觉得运走银锭似乎是个不理智、不吉祥的举动。这就好像要打仗了，可将军却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最后的部队派遣走了。银锭应该藏在一个好提取的地方，当古尔德矿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能提取出来规避危险。矿主所采取的行动，就好像这座矿山的巨大财富是在依靠廉洁的方法和对社会有用的理念上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实际上只能采用一种方法。古尔德矿多年来一直受敲诈勒索。这是个令人作呕的过程。他知道，查尔斯·古尔德已经厌倦了，所以才放弃老办法转而去支持希望渺茫的改革计划。医生不相信改革能救科斯塔瓦那。如今必须恢复老办法了，但会遇到困难。困难之一是矿山的财富会引发贪婪。困难之二在与腐败划清道德界限时会引发不满。那是失败后的惩罚。他现在心里有一点感到不安，那就是正当坦率地恢复使用老办法是唯一机会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似乎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软弱了。就是因为听信德科德的荒唐计划，所以才落入这种不利的局面里。
医生举起双手，大叫道：“德科德啊！德科德！”他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走着，脸上带着一丝愤怒的微笑。他的脚踝许多年前受过重伤。当时在斯特玛尔塔的一个城堡里，几个军人受命组成一个调查组对他进行调查。对这几个人的任命是夜深人静时突然由古兹曼·本托宣布的，他当时愁眉不展，眼睛里闪着凶光，说话声音像暴风雨。这位老暴君很多疑，有一次他突然变得疯狂起来，把这几个人招来训话，他语无伦次，除了要求这几个人忠诚之外，还诅咒了他们，并发出了可怕的威胁。那城堡在一座小山上，里面已经关了不少囚犯。调查组的任务是发现谁在阴谋对抗他这个国民大救星。
调查组非常害怕狂乱的暴君，于是调查过程变得既草率又残忍。这位国民大救星不习惯于等待。调查组必须挖出一个阴谋家来。从此，城堡的院子里响起脚镣的叮当声、揍人声、呼喊痛苦声；这一伙人都是高级军官，他们拼命工作，相互隐瞒自己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特别是不想让调查组的书记贝龙神父知道。贝龙是军队的神职人员，当时是国民大救星的密友。神父身材高大，圆肩膀，外表不整洁，平顶脑袋上长着浓密的头发，面色黑黄，浑身软乎乎的肥肉，中尉军服的正面沾满了油渍，左前胸用白布绣着一个小十字。他有个沉重的鼻子，嘴唇向下垂。蒙汉姆医生至今还记得他，而且竭尽全力想把他忘掉，但忘不掉。古兹曼·本托让贝龙神父加入调查组，此举显然有个目的，就是希望贝龙神父能用文雅的热情在工作上帮助调查组的成员。蒙汉姆医生无法忘记贝龙神父的热情，或他的那张脸，或他用无情单调的声音说的那句话“你现在能坦白了吗？”
回忆过去没有让医生发抖，却让他变成了一个被有社会地位的人看不起的人，一个不讲公共礼仪的人，一个介于聪明的流浪汉与名誉不佳的医生之间的人。但在有社会地位的人中，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足够细腻的感情去理解蒙汉姆医生的内心世界，他们不理解这位圣托梅矿的医务官在回忆军人神父贝龙时，在内心会产生怎样的精神痛苦和多么逼真的画面。虽然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蒙汉姆医生坐在圣托梅峡谷医务室里，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贝龙神父。他总是在晚上想起神父，有时是在睡梦中。在这样的回忆之夜，医生借着蜡烛的灯光等待着天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踱步，眼睛盯着自己的光脚板，双臂紧紧地抱拢着自己的身体。他仿佛看到了贝龙神父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的一端，桌子后面露出一排军事调查组成员的脑袋、肩膀、肩章，他们咬着羽毛笔，满脸轻蔑且不耐烦地听着囚犯呼天唤地般对自己无辜的证词。最后，贝龙神父大叫道：“听这些可怜的废话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让我带他出去走走。”在两个士兵的带领下，贝龙神父跟着脚镣叮当作响的囚犯走出门外。像这样的插曲曾发生在许多囚犯身上，而且不止一次。囚犯回来后，贝龙神父便会宣布，这个囚犯准备好坦白了。他在宣布时，身体向前倾着，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暴饮暴食者刚吃完大餐后的懒洋洋劲儿。
由于缺乏传统的审问工具，神父的审问天赋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在世界史上，人从来不缺少给同胞制造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办法。调查组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他们的折磨囚犯的热情越来越复杂，能很快地改进早期的独创方法。但原始人肯定不是特意发明了折磨人的方法，他们是懒散的，心地纯洁的，仅在必要时，会丝毫不带恶意地用石斧猛砍邻居的脑袋。最笨的可能是用话去骂人，或是诽谤人。一段绳索和一截木棍，或几支步枪外加一根牛皮绳，甚至用一根硬木棒槌抽打一个靠手指或关节悬挂起来的人体，这些都能给人带来最剧烈的折磨。医生是个很顽固的囚犯，就因为这个“坏脾气”（贝龙神父这么称呼医生），迫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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