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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占据苏拉科的政府大厦。他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人的气质感到自豪，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法国气派，因为他在欧洲住了几年——是流亡。然而，许多人都知道，就在他流亡前，他曾经鲁莽地把一个小港口海关的现金在赌博中都输掉了。当时他的一名有权势的朋友给他在那个港口搞了一个税务员的职位。他因这次年轻时的草率行径以及其他的麻烦，后来不得不在马德里做咖啡馆的招待员；但他一定有很出众的才华，因为他后来竟然重新获得了辉煌的政治地位。古尔德以沉着、平稳的语气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业务，并称他“阁下”。
这位省级高官装出的一副令人讨厌的傲慢劲儿，把他坐着的椅子向后倾斜，都快要碰到身后那扇打开的窗户了，这是典型的科斯塔瓦那官僚风格。此时军乐队恰好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演奏歌剧片段，他两次举起手臂要求保持安静，因为那正好是他喜欢的片段。
“高雅，美味！”他低声咕哝道；查尔斯·古尔德则在一旁站着等待，以一种令人神秘的耐心劲儿等待着。“我对音乐很有热情。音乐令我激动。神圣——啊！——莫扎特。神圣……你刚才说什么？”
当然，他知道这位新访客的目的，因为他此前已有耳闻。此外，斯特玛尔塔方面也给了他一份正式的通知。他此时的奇怪举止就是为了掩盖好奇心，并给访客留下印象。他走到屋子另一端的大书桌旁，在把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锁在抽屉里之后，他变得非常和蔼起来，又潇洒地走回椅子旁坐下。
“如果你想在那座矿山附近建设村庄，聚集一些人口，你需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他用商人的口吻提出建议。
“我已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查尔斯·古尔德语气平稳地说，“我如今指望阁下给出对我有利的结论。”
这位高官是个情绪复杂的人。在收到了一大笔钱之后，一阵巨大的快感降临到他那简单的灵魂上。但出乎意料之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哈，卡洛斯先生！在这个省里，我们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先进人士。这里的贵族太懒！缺少公民意识！根本没有企业！我在欧洲时做过深入研究，你知道……”
他挺着胸，一只手插在胸前，踮着脚尖，身体一起一伏，整整谈论10分钟，几乎没有喘气，用自己的才智向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的沉默发动进攻；当他突然停止说话时，他倒在椅子上，就好像被人从城堡上推下去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想催促这个沉默的人离开，于是他把自己的头部摆出极为严肃的姿势，用极为严肃的言辞，带着忧郁的、疲惫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
“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一个好公民的要求，我就会给你文明的善意。”
他拿起一把纸扇子，开始用扇子风凉快自己。与此同时，查尔斯·古尔德鞠了一躬，离开了。看到访客走了，他马上丢掉扇子，盯着关闭的房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想着什么，面带困惑之意。最后，他耸了耸肩，好像是在确信自己的蔑视。冰冷，沉闷。没有智慧。红头发。一个正宗的英国人。他蔑视这个英国人。
他的脸色阴暗下来。访客举止冷淡说明了什么？他是首都派来管理这个欧洲人省份的新省长，可查尔斯·古尔德在与他交往中用富于挑衅的独立性来打击他。
查尔斯·古尔德则以为，他付了钱，就是为了不受骚扰，如果自己所付的钱中包括了必须听对方可恶的废话这一项目，那么自己必须也说废话显然是契约之外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底线。面对这些省级的独裁者，善良的老百姓只能提心吊胆地战栗，如今这位英国人模样的矜持工程师给这帮独裁者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受，因为他们待人除了阿谀奉承之外，就是野蛮粗暴。逐渐地，他们都发现，无论谁在台上，这个英国人总是能与斯特玛尔塔的高官保持良好的联系。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难怪负责建设新铁路的总工程师认为，古尔德家族就是因为这点才如此富裕。查尔斯·古尔德接受了他的好参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建议（不过，他因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痛苦经历变得很胆小），尽量远离了首都这块是非之地；但在外国定居者们的闲谈中，查尔斯·古尔德被给予“苏拉科之王”的称号（这是一种讽刺，但其中包含了某种真理）。有人会面带着神秘和敬意给陌生人指出谁是圣托梅矿的代理人，此人是个律师，在能力和性格方面口碑很好，他是莫拉加家族的重要成员，这个家族在苏拉科峡谷有大量地产——“这是政治，你懂的。”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蓄着黑胡须，为人小心谨慎。人们都说他能很容易地见到政府部长，许多科斯塔瓦那的将军一直渴望去他家里吃饭。各届总统都乐于听他讲话。他与舅父乔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交往密切；他写的密信，很少通过邮局传递，除非是要办公事。邮局传递信件不安全，一些厚颜无耻的、像儿童一样不谨慎的南美政府，敢公开地在邮局随便拆开私人信件。有一点必须说明，大约在圣托梅矿重新开工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就雇用一名骡夫，他曾经多次穿越在斯特玛尔塔高地和苏拉科峡谷之间的隘口，在最初的几次穿越中，除了他领着的一小队牲口之外，路上只能看见稀疏几个旅行者。那条险峻道路很不安全，没有人敢走，除非有极好的气候条件。在内陆做贸易并不需要多么高级的交通工具；但那个骡夫似乎很有办法。无论他何时上路，总有人找他带上几个包裹。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面部表情呆滞。穿着山羊皮的马裤，羊毛朝外。他坐在自己那匹机敏的骡子的后屁股上，大草帽顶着太阳，大长脸上摆出一副极度快乐的空闲相，天天都哼着同一首悲伤的爱情歌曲。如果不哼歌，他就会站在自己这支小队伍的前头大喊大叫，表情与他哼歌时一模一样。一把小圆吉他，高高地挎在背上；他在鞍子上很巧妙地挖了一个窟窿，可以把卷得很紧的纸张塞进去，再用木塞子封住，然后用粗帆布盖上，用钉子钉好。如果不离开苏拉科，他会整天躺在古尔德家门口的一块长石板上，面朝着阿韦兰诺斯家的窗户，要么吸烟，要么睡觉（仿佛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存在）。许多年前，他的母亲就是某个大户人家洗衣女的领班——在给衣服上浆清洗方面很内行。他本人就出生在一个庄园里。他的名字是博尼法乔。当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下午5点钟走过街道去见伊米莉亚夫人时，他总是晃动手和头做出一个谦逊的敬礼动作。古尔德家和阿韦兰诺斯家的守门人，总是懒散地用低沉的亲密语调同他交谈。到了晚上，他要么把时间全部用来赌博，要么招呼比较遥远几条街上的几个戴着金梳子的女孩一起寻欢作乐。但他也是个谨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