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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这个时候，诺斯特罗莫来这个国家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足以让米切尔船长敢夸耀自己慧眼识人的极高价值。显然，诺斯特罗莫是个极具价值的下属，有他这样的下属值得自夸。米切尔船长对自己慧眼识人的本领很自豪——他这样自豪，并非是自私的目的——他的自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天真的癖好，他总是夸口说，“把我的搬运工监工借给你”。这样，诺斯特罗莫很快就与苏拉科的所有欧洲人建立了私交，变成了一个大勤杂工——他被视为一个能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天才。
“这个小伙子全身心地为我做事！”米切尔船长肯定地说；或许没有人能解释他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只需看看他俩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怀疑其正确性。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就是为人刻薄、古怪的蒙汉姆医生——不知何故，他总是用那短促的、绝望的笑声表达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蒙汉姆医生从来不浪费笑声或言辞。他默不作声的时候最可爱。人们最怕他张嘴说蔑视人的话。只有古尔德夫人能约束他，不让他胡言乱语；即使面对她，医生有一次仍然说（当时的话题不是诺斯特罗莫，而且医生说话的腔调很文雅），“把别人想得比自己还好，这太不合情理了”。
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赶紧切换了话题。有不少关于这位英国医生的奇怪传说。许多年前，当时古兹曼·本托还在台上，医生卷入了政治纠纷，传言说他参与了一次政变，但政变中出了叛徒，结果像人们说的那样，政变被血腥镇压。事后，他的头发变灰白了，挂着伤疤的秃脸难看得像一块灰砖头；时常穿着大方格的法兰绒衬衣和一顶旧得褪了色的巴拿马帽，借以挑战苏拉科的社会习俗。若非他衣服整洁，他早就被视为有损欧洲海外殖民地形象的懒惰欧洲人。簇拥在苏拉科宪法大道两旁的阳台上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每当她们看到医生穿着法兰绒衬衣，外面罩着一件亚麻短茄克，低垂着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阳台下走过时，她们便会纷说道，“看呀，医生看古尔德夫人去了，还是穿着那件小茄克。”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她们无法理解的。她们不愿为医生多花费心思。他既老又丑，不过很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如果他不是个男巫，也是个“疯子”。实际上，他能穿那件小茄克是古尔德夫人开导的结果。这位习惯于说猜疑话、刻薄话的医生，面对这个女人，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深刻敬意。这个女人极有性格，她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英国夫人”。他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对一个像有他那样习惯的男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是很完整地感觉到了。她从来没有想要他做出如此显眼的顺从。
她敞开她的那栋老式西班牙房子的大门（苏拉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把生活中简朴的优雅分配给大家。她招待客人的方式，既简洁又富有魅力，因为她对价值的感受是敏锐的。她在人际交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无私分成许多细微的级别，她在发出暗示时能让人产生广泛的联想。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定居已经有三代人了，他们家的人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娶回妻子）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一个聪明的姑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铁路勘测队里，无论最年少者，或是他们成熟的领队，在高山峻岭之上都尽量找机会谈论古尔德夫人的房子，他们的动机跟查尔斯·古尔德可不一样。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在苏拉科镇头顶上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中，她的名字被挂在工人们的嘴边的时候，她会吃惊地睁大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并爆发出低沉的笑声，一边笑还一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为那些工人做什么。几乎没动什么脑筋，她就能脱口说出一种解释。“当然，对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能在我家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欢迎让他们吃惊了。我觉得他们是想家了。我觉得人人都有点想家。”
她一直很同情想家的人。
查尔斯·古尔德，与他父亲一样，生在科斯塔瓦那。他又瘦又高，红胡子，光溜溜的下巴，清澈的蓝眼睛，褐色的头发，消瘦的脸颊鲜红的。他的这副样子就好像是新来的外国人。他的祖父跟着玻利瓦尔为独立而战。当时的英国军团在卡拉沃沃战场被视为国家的救星，玻利瓦尔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向他们行军礼表示敬意。在联邦政府时期，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叔父被选为苏拉科省的省长（后来成为国家）。后来，他被那个主张统一制的野蛮将军古兹曼·本托推到一座教堂的墙前枪毙了。就是这位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为了永久总统，以残暴无情著称，最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民间传说他是个在大地之上游荡的残暴鬼魂，身体来自斯特玛尔塔的圣母升天教堂的陵墓中的一具尸体。无论真假，这至少是教堂司祭向那些涌进教堂的人群所做的尸体消失的解释，这些人光着脚，心怀敬畏，走到大祭台前一个丑陋的砖砌成的棺材前，从棺材侧面的一个窟窿向里面观望。
古兹曼·本托给人留下了残酷的记忆。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叔父之外，他还杀死许多人；但由于查尔斯·古尔德有一位亲戚为贵族的理想而献身，苏拉科的豪强（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称呼；如今叫布兰科党人，联邦的理念被放弃了），就是那些纯种的西班牙家族，都认为查尔斯是他们中的一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卡洛斯·古尔德比其余人更像一名科斯塔瓦那人；但由于他与人说话很有特点，普通人仅把他视为一名住在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那些来苏拉科旅游的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些旅游者，样子像好似异教徒朝圣者，不为苏拉科人所知。他比新到的这批铁路工程师更像英国人，比她妻子卧室里刚送到的英国《笨拙周报》上的人物更像英国人。听他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称卡斯蒂利亚语）或印第安土语，你会感到吃惊。他说的不是纯正的英国口音；但与他的那些移居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的祖先相比较（他们中有解放者、开拓者、咖啡种植者、商人、革命者），他是这三代人中拥有自己骑士风格的人，他在马背上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嘲笑南美大草原的骑手的意思，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觉得全天下他们的骑术最好。用比较高级的语言说，查尔斯·古尔德骑马就像半人半马的天神一样。对他来说，骑马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基本能力；然而，当他骑马去矿山的时候，总是穿着英国服装，坐在进口的马鞍上，沿着一条布满牛车车辙的道路缓步前行，这时你看他就如同悠闲地从地球的另半边的绿茵牧场刚刚来到科斯塔瓦那一样。
他要沿着那条年代久远的西班牙人修建的道路走——民众称之为“皇家路”——这是西班牙皇室留下的唯一遗迹，为老乔治奥·维奥拉痛恨不已，如今西班牙皇室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着马的白色雕像就伫立在林荫大道入口的树林中，这是连乡下人都知道的地方。对镇上乞丐而言，雕像底下的台阶上能睡觉，他们管这个地方叫“石头马”。另一个卡洛斯，向左转，沿着另一条残破的马路快马加鞭飞奔起来——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穿着英国服装，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却比那个雕像基座上睡着流浪汉的、像君主一样骑着战马的、把大理石手臂高举到插着羽毛的大理石帽檐的骑士更像在自己的祖国。
风吹雨淋使西班牙国王骑马雕像褪了色，他那敬礼的姿势，隐约中似乎要展开神秘的胸怀去拥抱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政治变革；但另一个骑士则不同，他在民众中很有名声，骑着那匹体型矫健的白眼睛、灰白肤色的马，一副既敏锐又活泼的样子，穿着英式服装，丝毫不露声色。他非常冷静，就好像欧洲人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用礼仪把自己打扮得很冷静一样。他冷静地接受现实：比如，苏拉科妇女令人震惊的涂脂抹粉方式，她们拼命往自己脸上涂珍珠粉，最后脸上只剩下美丽的眼睛露在外面；再比如，镇上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流言蜚语；再比如，不断爆发政治变革，然后再不断“拯救国家”，在他妻子的眼里，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血腥的杀人越货游戏，玩家都是一些堕落的孩子，他们玩这游戏时的态度诚挚得到了骇人的程度。这位小妇人刚来到科斯塔瓦那的时候，看到国家的公事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残暴手段去解决，她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奈之下她只能气愤地紧握着拳头。她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假装天真的表演，根本不真实，只有自己的愤慨是真实的。查尔斯一边听她说，一边捻着自己的长胡须，不愿谈论这些暴行。然而，他有一次却平静地说——
“亲爱的，你忘了我生在这里。”
这句话使她怔住了，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或许，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是与他人不一样。她信任丈夫；而且一直是非常信任。当初，就是他那绝不沉迷于情感的生活态度，让她浮想联翩。在她的思维里，他那平静的思考方式被视为具有极高谋生能力的标志。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兼诗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代表他的国家去几个欧洲国家做大使（在暴君古兹曼·本托的统治下，他曾被投入国家监狱，遭受过不为人知的侮辱）。他经常在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称赞卡洛斯不仅具有英国人的全部素质，还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
古尔德夫人抬头望着丈夫的那张古铜色的瘦脸，虽然他肯定听到了有人说他爱国，但她却没有发现他的面容有丝毫抖动。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矿山回来的缘故；但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不怕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仆人巴西利奥，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系着红色的腰带，蹲坐他的脚后跟好一会儿，才把他脚上那沉重的马刺取下来。然后，矿长走上楼梯，进入走廊。拱形走廊壁柱之间的栏杆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满植物的花盆，植物的叶和花把下面的走廊与小院子屏蔽开来，小院子是南美家庭真正的中心，在小院子里的家庭生活很安静，安静得就好像是阳光在石板地上投下的光影的位移。
阿韦兰诺斯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几乎5点钟走过天井。他按照英国人的习俗选择在喝茶的时间来伊米莉亚家，这可以使他回忆起当年他在圣詹姆士的宫庭做大使时的伦敦生活。他不喜欢喝茶；尽管如此，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那把美国椅子上摇晃着，他的那双干净的小靴子就踏在椅子的搁脚板上。他不断说着，就好像是要充分表现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奇妙语言技能一样。他说多长时间的话，手里的茶杯就握多长时间。他头上的短发都白了；但眼睛像煤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大厅，他会微微点一点头，停止自己的讲演，但在闭嘴前总是要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从圣托梅矿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英式运动。难道不是吗？”
说完，他便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微微耸一耸肩，跟着打一个长嗝儿，最后惊呼道，“好极了！”
然后，他把空茶杯交到他年轻朋友的手里，微笑一下表示感谢，接着继续讲述圣托梅矿的爱国意义，就好像一刻不停地讲话才能快乐一样，与此同时，他坐在那把从美国进口的安乐椅上前后摇晃着。古德尔家大客厅的白屋顶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由于客厅太大，厅里摆放的家具就显得矮小了：有沉重的西班牙红木椅子，椅子背是直立的，包着真皮；有低矮的欧洲家具，摆满了垫褥，样子好像就是一些塞满了钢丝弹簧和马鬃的小魔鬼蹲坐在那里。客厅有几张桌子，上面都摆着小饰物。在大理石小桌子的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玻璃镜。有两组扶手椅，每组都有一个大沙发。地上铺着方地毯；红砖地上分布着小块的小地毯；三扇阳台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到地板，窗户的侧边挂着深色的幔帐。古代的庄严气氛，依旧留存在四堵高大而光滑的淡黄色墙壁之间；古尔德夫人坐在一张小巧的桃木桌子前，娇小的头颅上布满了闪亮的卷发，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平纹细布，她就好像一位仙女正在一堆装着美味春药的银罐子和瓷罐子前面搔首弄姿一样。
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矿的历史。早期开采就是靠用鞭子抽奴隶的脊梁，这种采矿方式的产出很少，产量还不如死人骨头重。矿山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的人都死光了；最后，矿山只能被迫放弃，因为原始的采矿方式没有利润，无论向矿山的血盆大口的丢多少死人也不行。此后，矿山逐渐被人忘记。独立战争之后，矿山又再次被发现。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采权，他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即使有历届政府盘剥，或矿工周而复始地被官僚掠夺，都无法打消他们开采的热情。后来，臭名昭著的古兹曼·本托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本地的矿工在首都派来的密使的教唆下发动起义，把矿山的英国管理者全都杀死了。在斯特玛尔塔出版的官方《新闻日报》立即公布了矿山充公令，开篇是这样的：“在外国人的折磨和压榨下，圣托梅矿山的工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外国人抱着捞到财富就跑的肮脏动机……”充公令最后宣布：“国家领袖决定行使他的仁慈权力。这座矿山，无论从国际法看，或人权法看，或神权法看，现在要被当作国家财产而归还给政府，必须关闭这座矿山，直到为保护自由原则抽出的神圣宝剑已经能保证我们深爱的国家有了幸福。”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圣托梅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夺取矿山后有什么好处，如今根本说不清。科斯塔瓦那几乎靠乞讨才付清给矿山受害家庭的补偿费，后来矿山的事渐渐不再出现在外交照会中了。此后，又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想起这个珍贵的财产。实际上，这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近六年里已经换了四届——但这一届政府能很明智地看待机会。他们又想起了圣托梅矿，并暗自断定这座矿山在他们自己手里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想到，银矿除了可以用肮脏过程从地下提取金属之外，还可有不同的用途。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科斯塔瓦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被迫向历届政府都提供贷款，为此损失了大量钱财。他有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没有想过索取回报。但有一天，圣托梅矿的永久采矿权摆到了他面前，并且还要求他偿还该矿山的所有债务，这让他惊恐万分。他很精通政府办事的方式。确实，尽管这事在策划时很诡秘，但急需他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3条，要求采矿权的拥有者必须向政府立即按照预计的采矿量缴纳未来五年的营业税。
老古德尔先生为了避开这致命的待遇，做了许多次的辩解和申诉，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懂采矿；也不知道如何把矿山开采权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出售；此时的矿山还不是一家可以运作的公司。矿山的建筑被烧毁了，设备被破坏了，周围的人口几年前就跑光了；唯一的道路也被热带植物覆盖了，就好像被大海吞没了一样；矿山的主井巷也下沉到离进口大约100码的地方。它已经不是废弃的矿山，而是杂草丛生、乱石林立、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荆棘覆盖的地面，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烧焦的木料、几堆破砖头、几块生锈的破铁。老古德尔先生不希望永久拥有那块荒凉的土地；实际上，晚上躺在床上仅想起这片土地，就能让他生气得失眠几个小时。
不巧，古尔德先生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有矛盾。在过去几年里，古尔德先生一直拒绝向这位财政部长提供金钱援助，因为古尔德先生听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他当年担任一个地区的法官的时候，很可能涉嫌暴力掠夺过当地的一家农场。如今，他升官了，这位政客宣称他要不计前嫌，好好报答一下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斯特玛尔塔的客厅里，他用虽柔软却无情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坚持原有方案。看到他那副恶毒的样子，古尔德先生的好朋友都真诚地建议不要用贿赂的办法了结此事。贿赂没用。此外，对他行贿还会很不安全。这也是那个与财政部长做邻居的女士的看法。这位长得很结实的女士，声音低沉，有法国血统，自称是一位法国高官的女儿，她在财政部长家旁边开了一家世俗女子修道会。这位华丽的女士，对着那个带着礼物、有礼貌地请求她去帮助古尔德先生的人，沮丧地摇晃着她的头。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她不敢帮忙是有道理的。她觉得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后来，为古尔德先生去做这件棘手事的那位朋友经常提到，她是他认识的跟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人中唯一诚实的人。“不要去做这件事，”她用那种固有的勇猛且沙哑的音调说，然后又改变一种更适合不知道自己高官父母到底是谁的孤儿的口吻继续说道，“不，最好别去。很遗憾。我绝不会无功受禄。我不是部长。请拿走你的包裹。”
她咬着自己深红色的嘴唇沉默了一小会儿，内心悲叹着在政府高层疏通人脉必须遵守的严苛规矩。然后，她略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走吧，回去告诉你的朋友——你能理解吗？——那丸药必须要吞下。”
在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只能签字、付钱。古尔德先生吞下了那颗药丸，而那药丸好像又混有一些奇妙的毒素，他的大脑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整天想矿山的事，就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骑在辛巴德背上难以摆脱的老人。吸血鬼开始出现在他的梦里。古尔德先生夸大了他的不利处境，因为他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科斯塔瓦那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恶劣。然而，人在本质上是极为保守的，由于自己的钱财遭受如此奇怪的抢劫，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古兹曼·本托死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奇怪的、凶残的匪帮，以政府和革命的名义抢劫过。经验告诉他，无论大家推测未来的抢劫会多么短暂，占据总统宫的匪帮绝对不会笨到因为没有借口而不抢劫。比如有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都赤着脚，这支军队的临时长官要求每位平民上交一万美元；而这位长官内心里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赏钱，只要不要少于一千美元就行。古尔德先生很清楚这点，他假装顺从，等着比较有利的时机。但假借法律和商业的形式进行抢劫，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老古尔德先生有远见、令人尊敬，但有个缺点：他太看重形式。人类的通病就是无法避免偏见。对他来说，这件事因不公正而充满了恶意，他的精神受到了震动，身体也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不让我活啊！”这话他每天要说几次。此后他真的生病了，先是发烧，接着是肝疼痛，而最大的病疼是忧虑自己无法想其他的事。那位财政部长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报复竟然是如此的绝妙。甚至于在写给在英格兰求学的14岁儿子查尔斯的信中，古尔德先生竟然也是除了矿山的事，其他事什么都不说。他哀叹不公平，哀叹受迫害，哀叹矿山这件事的恶毒；他整页整页地从各个角度分析拥有这座矿山的致命后果，语言充满了对那个永恒祸根的恐惧。因为矿山开采权需要他和他的后代来承担。他恳求儿子不要回科斯塔瓦那，不要继承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遗产，因为肯定会被那份不名誉的矿山开采权所污染；永远不要碰，永远不要接近，把美洲忘掉，在欧洲做个商人。每封信的结尾都要做自我责备，责备自己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不断地对一个仅14岁的少年来说，你因为拥有一座银矿，所以前途被毁灭了这种话，他是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的；但这种形式的说教肯定在他身上会激发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最初，这个男孩子不仅对令人生气的伤心故事感到迷惑，还很可怜自己的父亲。后来，当他在玩耍和学习之余开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父亲的信终于使他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可怜的亨利叔父在许多年前被士兵枪杀了。与那座矿山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不公正的古尔德采矿权”的东西，这是一份文件，父亲非常想把这份文件撕碎后丢到总统、法官、部长的脸上去。他注意到，虽然父亲的愿望没有变，但父亲提及的人名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改变。对他这么大的男孩子来说，父亲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东西是不公正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东西是不公正的。随着智力的增长，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中摆脱不掉的老人、吸血蝙蝠、恶魔，他感到父亲的信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人最终跟圣托梅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与大洋对面的那位把哀伤和愤恨全写在书信中的老人一样了。父亲说，由于没有完成采矿的工作，他已经被重重地罚了几次款。此外，还上交了一大笔未来的营业税，理由是像他这样兜里揣着如此有价值的开采权的人，不能拒绝向政府提供金融支援。他愤怒地写道，他的财富正在逐渐被兑换为毫无价值的收据凭证，而同时还被指责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国家的困难发大财的人。至此，这位身在欧洲的年轻人，对此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特别的言语和思想的动荡。
他每天都在想矿山的事；但他并不痛苦。矿山对可怜的父亲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这个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说明了科斯塔瓦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父亲的，但同情的方式是镇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感到很难为另一个有机体愤怒，即使那个有机体是他的父亲，他也愤怒不起来。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是20岁，轮到他陷入圣托梅矿的魔咒中了。但他是另外一种着迷，更适合于年轻人，那着迷中多了一些希望、勇敢、自信的成分，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愤慨和绝望。他在20岁后，获准可以自作主张（但必须遵守不回科斯塔瓦那的严格规定），于是他去了比利时和法国继续学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采矿工程师。但他心目中对采矿工程师这份工作的科学含义理解得不充分，显得很模糊。他对矿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有特点的矿山，就如同研究有特点的人一样。他带着好奇心去访问矿山，就如同访问非凡的人物一样。他访问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康沃尔的矿山。那些被遗弃的矿山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他来说，这些荒芜的矿山就如同倒霉的人一样，人倒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深远的意义。荒芜的矿山也许没有价值，但也许是人看错了。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察觉到这种神秘的心理状态的人，在此种心态的控制下，这个男人以极为明智的、几乎是默默无语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当她喜欢上他的时候，她立即发现，自己就好像已经不再像那些在平地上难以起飞的鸟，只能半张着翅膀游荡，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供她一飞冲天的顶峰。
他俩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未来的古尔德夫人与她那面色惨白的老姑妈住在一起，这位姑妈在许多年前嫁给了一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中年侯爵。如今她正在为那个男人守寡，这个男人，不仅知道如何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献身，还知道如何像那些为理想牺牲的年轻人一样慷慨大度。从这个角度看，老乔治奥·维奥拉仅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残片，就好像在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一根被折断的桅杆仍然不免漂向远方。丈夫死后，侯爵夫人过着平静的、只需低声说话的生活，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白布条，样子就像修女一样。她住在一栋古老的、残破宫殿首层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大厅非常空旷，屋顶还有绘画，如今被用作谷仓、鸡窝、牛棚。承包土地的农户一家也住在大厅中。
这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了。在那次相遇后，查尔斯·古尔德就不再去访问矿山了。不过，他俩乘坐同一辆马车去看到了一座大理石采石场，采石场应该算是一种矿山，因为也是要撕开大地，从大地的宝藏中提取原料。查尔斯·古尔德没有按照讲话稿打开心扉。在她眼里，他只是在不停地做事和思考。这是表达诚挚感情的好办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认为可怜的爸爸对圣托梅矿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俩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真诚对话，就好像他们的影响力能穿越地球一样；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达爱情，爱情可以热烈地活在冰冷的辞藻中。因此，对古尔德夫人的婚事来说，这些讨论是非常珍贵的。查尔斯很为老古尔德先生担心，害怕他为摆脱那份采矿权去消耗自己的精力和健康。“我敢说这事用这种办法不对。”他在内心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叫喊。有一次，她坦率地指出，有品格的人不应该花费精力去搞阴谋诡计。查尔斯很理解她的忧虑，用温和的口吻说：“你不能忘记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她思维敏捷，脱口说出一句似乎无关的话，但他却认为极为有洞察力。实际上，她是这样问的——
“哟，那你会怎样做？你也出生在那个地方呀。”
他知道如何回答。
“我不一样。我离开那个国家有10年了。爸爸很长时间没有出国。他最后一次出国是30年前的事。”
她是第一个听到他在知道父亲死讯后开口说话的人。
“矿山的事害死了他！”他说。
他冒着中午的炎炎烈日，沿着那条白色的马路，带着父亲的死讯，不顾一切地径直走出了镇子，徒步走到了她居住的那栋荒废的豪宅里去找她。他俩见面的房间不仅宏大还荒凉，四处有长长的花缎带从墙上的镶板上垂下来，但颜色因年久和潮湿都变黑了。屋里的家具只有一把镀金扶手椅子，椅子背断了。一个八角形的柱子上摆着一个硕大的大理石花盆，花盆上雕刻着头像和花环，一条大裂缝贯穿上下。查尔斯·古尔德浑身都是白色的尘土，在靴子上，在肩膀上，在帽子上。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右手抓着一根粗大的橡木棒。
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要下山迎接他。她戴着装饰着玫瑰花的大草帽，草帽下她的脸色苍白，手上戴着手套。她原想去山脚下葡萄园墙附近的那三棵白杨树下等他。
“那矿山害死了他！”他重复道，“他本能多活几年。我们家的人都长寿。”
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死盯着那个有裂缝的大理石花盆看，就好像想要永远把花盆的形象记在脑海中一样。突然，他把头转向她，脱口说了两遍，“我就是想见到你——我就是想马上见到……”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在科斯塔瓦那孤独的、受折磨而死的亡灵引发的一股巨大的怜悯之情，携带着痛苦的全部力量，猛地涌入她的心中。他抓住了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嘴唇边，而此时她已经把阳伞丢到地上，轻轻地拍着他的面颊，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在下垂的帽檐下擦自己的眼泪。她穿着白色的小外衣，就好像是残破的豪华大厅里走迷路的小女孩在哭。他站在她旁边，再次默默地盯上了那个大理石花盆。
过了一会儿，他俩出去散步，双方默默无语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他大声道——
“是的。他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俩停下了脚步。此时，在山坡上，在马路上，在橄榄园里，到处是阳光下的阴影；有白杨树的，有栗子树的，有农舍的，有石墙的；空中传来钟声，声音虽薄弱，但令人觉醒，就好像是落日余晖的脉动。她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是受惊了的样子，因为她觉得他不该像往常那样看着她。他平时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她的意见、耐心听她说话。他跟她交谈时就像一个最焦虑的、最恭顺的说话者，他的这种态度使她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方面展示出她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贬低他的尊严。她是个娇小的姑娘，脚小，手小，小脸很迷人，头上有大量卷发；一张相当大的嘴，那嘴一张似乎就能把坦率和慷慨的芬香传送给你。她有一颗阅历丰富的女人才有的敏锐的心灵。无论你在她面前摆放多少好东西或好听的恭维话，她都能小心地选择那些值得她骄傲的。但此时他实际上没有看着她；他的表情是紧张的、不理性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男人不应该盯着女孩头部之外的地方。
“噢，是的。矿山那件事不公正。他彻底地被这事给毁了，可怜的老人。哎哟！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帮助他？但如今我必须想到对付这件事的办法。”
他用极大的自信说完这番话，然后低头看着面前的她，这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紧张、迷惑、恐惧的情绪。
他说，此时他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她是否足够爱他——她是否有勇气跟他远走高飞？他向她提出这问题的时候，声音因焦虑而颤抖起来——因为他此时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她爱他。她要跟他走。霎那间，这位苏拉科所有欧洲人的未来女主人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大地完全消失了，甚至钟声也没有了。当她的脚再次触及大地的时候，钟声依旧在峡谷里回响；她把手举过头顶，急速地喘息着，瞧了瞧那条石头小路。小路上还是没有人来往。与此同时，查尔斯跳入干河沟，拾起那把打开的太阳伞，那伞刚才像鼓槌一样在发出一声威武的声音后便弹跳走了。他把伞交还给她，情绪很低落，甚至可以说有点沮丧。
他俩转身向回走，而她已经把手挎在他的胳膊上了。他开口说话了——
“我们有幸在海边的镇子定居下来。你听说过那地名，叫苏拉科。我很高兴我那可怜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房子。他在很多年前就买下了，因为他希望在那个欧洲人的省份里最重要的苏拉科镇有一栋古尔德家的房子。我去住过一次，那时我是个孩子，跟我亲爱的母亲去的，整整住了一年。我可怜的父亲去美国做生意去了。你将是古尔德家房子新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他俩回到了破旧宫殿的转角处，就是那栋位于卢卡的葡萄园、大理石山、松树的橄榄树之上的那栋大豪宅的转角处，他又说道——
“古尔德这个名字在苏拉科很受尊敬。我叔父哈里曾经是国家的领袖，他在上流家族里很有名气。这里我指的是克里奥尔人的家族，他们不曾参与政府的卑劣闹剧。哈里叔父不是冒险者。在科斯塔瓦那，我们古尔德家的人都不爱冒险。他属于那个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但他基本上保持着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是联邦制。但他不是政客。他其实只想拥护社会秩序，因为他就是喜欢理性的社会自由，反对社会压迫。他是个有理性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似乎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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