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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北方的生活
战争期间，北方人的生活与大多数欧洲文明社会相似：商业活动照常进行，各类院校学生满员，信徒按时参加礼拜，人们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机械工程和艺术不断发展。很多人为提高生活质量或获取知识而努力，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局限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然而，战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尤其是战争爆发后的十八个月里。当时，爱国的志愿兵受到了同胞们的热情支持，备受鼓舞。1861年5月，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感叹道：“这场战争怎么样？难道不伟大吗？”直到1862年夏天，人们才注意到了北方联邦军的优秀品质。1862年7月2日，阿萨·格雷写道：“我们的大部分士兵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全有能力在军中度过一年。”1862年8月15日，阿加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率先入伍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如果人们对优秀的北方联邦军有意见，那么可能是军队带走了当地最优秀的人……乡村地区所有强壮的年轻人都参军了。”[1]
第2节 物资匮乏
战争初期，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直到1862年秋天。1861年6月29日，在费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写道：“费城人越来越穷了”。1862年8月5日，《纽约论坛报》写道：“我们的工业已经陷入瘫痪，贸易停滞，财政状况堪忧，铁路运输混乱不堪。”但各类商铺仍在运营，咖啡和糖的价格大幅上涨。因此，一些人将咖啡和烘烤过的蒲公英根茎泡在一起喝，一些人用干玉米或黑麦当早餐，还有一些人用红糖代替了白糖。餐桌上的奢侈品逐渐消失，但几乎没有人因吃得不够丰盛感到羞耻。穿便服成了一种时尚和美德。大部分北方人过着清贫的日子。剧院很少开放，歌剧只能偶尔演出。娱乐活动逐渐平民化，如一场受欢迎的演讲或音乐会，用战役名猜词的教堂联谊活动等。有时，青年男女会聚在一起给伤员包扎伤口，或到附近营地参观志愿兵阅兵典礼。通过娱乐活动，人们暂时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然而，个人的忧伤加剧了整个国家的焦虑。哈里特·比彻·斯托写道：“在许多房间里，生命之光已经熄灭。”
菲利普斯·布鲁克斯（1835——1893）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1——1896）
第3节 邮资货币
国家财政状况堪忧，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1862年1月，政府以高价出售黄金，黄金逐渐从流通中消失。此外，因为黄金并没有大量流通，各州的纸币和国家的法定货币储备充足，所以对大众来说，时世并不艰难。然而，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银币成为一种投机商品。投资者高价买入银币，将大部分银币运往加拿大。1862年7月1日，银币似乎也从流通中消失了。银币的突然消失催生了一些补救办法。与市政府或国家政府不同，个人采取行动的速度更快，促进了社会的资金流通。个人提供的资金都是面额为五美分到五十美分的小额纸币及用来支付给酒店、餐馆、商业公司和国家经销商的抵金券。不久，商人们发行了一种高额铜钱和镍币，取代了金属代币和小额银币。1862年7月14日，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在写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除非立即叫停纸币和金属代币的发行，让政府的小额银币继续流通或有其他替代品，否则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和困局。”他提出使面值一美元的银币贬值，或使邮票和其他税票成为合法货币。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国会禁止私人公司或个人发行纸币，宣布向公众发放邮票和其他税票，并规定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邮票和税票可以用来支付国家税捐，也可以兑现。与私人抵金券相比，公众更偏爱邮票。于是，很多人蜂拥到邮局领取邮票。但邮票很容易丢失，而且背面的黏性较强，质地易损，又小又轻，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流通媒介。一方面，由于通用的三美分邮票[2]进入了实用的十进位面额体系，在小额交易过程中，找零成了一件麻烦事。当找零的数额较大的时候，两美分、三美分、五美分和十美分的邮票显得不太实用。因此，在出售各种票据的地方，根据不同的情况，小额邮票一般装在标有十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信封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麻烦。谨慎的人常常会打开信封，查看信封里的邮票数额是否与封面上写的数额一致。因此，时间一长，邮票会变得残缺不全，无法继续充当邮资。事实证明，邮票是纸币的不良替代品。然而，面对邮票和纸币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和市政府几乎同时提供了救济金。
萨蒙·P.蔡斯提议用邮票和其他税票充当流通货币。根据他的提议及法规条款，政府没有预料到需要提供救济金。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萨蒙·P.蔡斯与邮政部长安排了供应邮票的相关事宜。萨蒙·P.蔡斯“很快发现，用作邮资的邮票并不适合流通”，但依然随意阐释法律，并发行了邮资货币。邮资货币票面较小，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面额的票面是一美元钞票的四分之一，五美分和十美分的票面更小。五美分的票面和五美分邮票相同，都印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在二十五美分的票面上，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被放大了五倍。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上也有类似的设计。十美分邮票上的图像是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五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邮票都是棕色的，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邮票都是绿色的。崭新的邮票看起来并不丑。对用惯了纸币、弄脏或弄破过邮票和税票的人来说，邮资货币似乎是一种解脱方式。1862年8月21日，邮资货币开始发行。在纽约和其他城市的助理财务主管办公室，人们焦急地排着队，等着领取新货币。
第4节 辅币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国会决定发行辅币，从而代替邮资货币，并将两种货币的流通数量限制为五千万。虽然新货币的形状大小基本不变，背面的颜色起初是棕色、绿色、紫色和红色，后来，三美分、五美分、十美分、十五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背面都用了绿色。但发行新币时，萨蒙·P.蔡斯没有继续使用邮资货币的拓本。除了海关税，辅币可以用来上缴国家五美元以下的所有税款，也可以兑现，逐渐取代了邮资货币。在流通中，辅币和邮资货币被称为“临时辅币”。一开始，临时辅币就像人们的救命稻草一样，但在流通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破旧、肮脏，甚至引发了清洁和健康问题。人们开始反感临时辅币。临时辅币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流通，也可以用来支付采矿和制造企业中劳动者工资的零头，因此，装进信封的薪金成了分配临时辅币的最好方式。但1876年，当临时辅币逐渐被银币取代，最终从流通中消失时，大多数人显得很高兴。
第5节 北方人的沮丧和绝望
1862年7月到1863年7月，北方人承受了战败带来的巨大痛苦。乔治·B.麦克莱伦在弗吉尼亚半岛的战役中失利，约翰·波普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战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惨遭失败，约瑟夫·胡克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挫败。一系列不幸事件让北方人倍感失望。虽然安蒂特姆和史东河的局部胜利稍微缓解了人们的沮丧，但累积下来，军队遭遇的惨败足以在精神上击垮任何民族，除非该民族坚强不屈，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1862年9月14日，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在日志中写道：“查尔斯·萨姆纳来吃饭的时候，愁眉不展，垂头丧气，不时地叹息道：‘可怜的国家啊！可怜啊，真是可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北方联邦军不幸战败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在街角握着朋友的手说：“难道不是很可怕吗？”然后继续沮丧地前行。被恐惧打败的人愿意付出一切获得和平。当时，联谊会停止了。听闻战败的消息时，人们取消了一切节日娱乐活动，不再在安静的夜晚打牌，也没有心思寻欢作乐，时刻关注着南方战场上的同胞们。他们静静地坐着，想着刚刚结束的败仗。“打开晨报时，有思想的美国人都不愿看到自己热爱和拥护的国家已经彻底失败。”[3]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
第6节 商业活动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1862年秋天，商业活动开始复苏。从1862年秋天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北方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工厂从未停止运转，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失业人数极少。铁路股票大幅上涨。在纽约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价格以纸币计算稳步上涨。生铁通常被视为工业活动的晴雨表。1862年到1864年，生铁产量有规律地增加，价格上涨幅度很大。费城一号无烟煤铸造生铁在1862年、1863年和1864年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23.87美元、35.25美元和59.25美元。1862年到1864年是一段赚钱和积累财富的时期。1863年5月7日，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描述道：“人们渴望金钱和财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所有阶层的人都将钱投入到了政府发行的证券中。北方呈现出一片团结、繁荣的景象。”哈里特·比彻·斯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哈特福德看起来更昌盛、繁荣、安逸。股票价格再创新高，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一切都显得非常祥和。”1863年11月，威廉·T.谢尔曼说：“所有阶级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劳动阶级。”
农业是美国发展繁荣的基础。北方稳定增长的农业是美国内战的特征之一。虽然参军人数很多，但农作物的收成依然很好。战争期间，小麦和印度玉米的产量很高，但1863年的印度玉米歉收。爱默生·菲特写道：“农业的丰收得益于三点：第一，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广泛使用；第二，女性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第三，新人口不断涌入。”[4]割草机、收割机、脱粒机和马耙的广泛使用将农场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六倍。
女性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很大。在艾奥瓦州，一位传教士写道：“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赶着牲畜的女性，在田间看到许多耕耘劳作的妇女，人数比男性多。她们似乎借最喜欢的歌对丈夫说：‘拿起你的枪，出发吧！露丝我会赶牛，约翰，我还会耕地。’”[5]
脱粒机
很多人搬到了西部，因为西部的土地更廉价，容易获得[6]。《宅地法》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军队和维持粮食生产的人来说，粮食非常重要。当时，各州的粮食都有剩余。1860年到1862年，英国歉收，粮食紧缺。因此，各州剩余的粮食都运到了英国，促进了欧美之间的交流[7]。
第7节 肆意逮捕
讲述北方在内战时期的故事时，违反《宪法》的行为不容忽视。北方各州的法庭都是开放的，日常的司法工作没有受到战乱的丝毫影响，逮捕违法人员的工作照常进行。大部分逮捕令是威廉·H.苏厄德下达的，其他逮捕令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达的。有时，官方文书只是一纸简单的电报，根本不是《宪法》规定的逮捕令[8]。被捕的人既没有接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地方法官的审查，直接被关押在了拉斐特堡或沃伦堡的监狱。参议院给出的逮捕理由是，以叛国罪逮捕违法人员有助于震慑南方邦联军。此外，为了联邦的安全，监押违法人员非常有必要。然而，肆意逮捕遭到了一些官员的质疑。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要求威廉·H.苏厄德提供逮捕信息，指出了相关逮捕程序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他问道：“如果某位内阁部长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抓人，我们该怎么办？”参议员约翰·P.黑尔问道：“难道逮捕行动没有违反《宪法》中规定的原则吗？”没有人反驳他们提出的事实。
然而，联邦政府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有参议院和国会中的少数人持有异议。但少数人提出的异议很有说服力，无可辩驳。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威廉·H.苏厄德。一些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仅凭怀疑缅因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北部的士兵们叛敌，就逮捕了他们，丝毫没有理会各州的民意，他的做法与其说是对《宪法》治国的渴望，不如说是专制君主的喜怒无常。很快，逮捕政策的危害性显露了出来，为民主党反对派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可能增强民主党反对派的实力，为海外评论者提供贬低联邦政府的机会。此外，令人担忧的是，人民可能会丧失一些自由，美国会走上从民主到专制的老路。幸运的是，预想的间接后果并没有出现。
实际上，除非林肯否认，否则内阁大臣的行为就是林肯的行为。因此，林肯必须对肆意逮捕负责。然而，肆意逮捕不可能是林肯的意愿，因为他虽然存在不按《宪法》行事的行为，但在行事过程中十分尊重《宪法》。他赞成严格遵守国家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行事。每当他行使或允许他人行使专断权时，都会懊悔不已。毫无疑问，林肯不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恺撒”的称号，或“比中国皇帝更专制的独裁者”的称号。听见参议员詹姆斯·格兰姆斯将面见总统称为“靠近白宫最高统治者的脚凳”后，林肯非常不快。1862年2月14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假释政治犯，因为政治犯不足以震慑南方邦联军，并规定只有得到军方命令，才能实施逮捕。
约翰·P.黑尔（1806——1873）
第8节 “铜头蛇”
1862年秋天，出现了“铜头蛇”一词。很快，“铜头蛇”一词得到广泛使用。作为一个不雅的绰号，北方人用“铜头蛇”称呼坚决拥护民主组织、极力反对林肯和国会采取的所有战争措施、认为北方不可能征服南方、一心倡导和平的人。1863年，投票给民主党的人并不都是“铜头蛇”。但对真心希望南方获胜、组织并加入秘密组织金环骑士团[9]的人来说，“铜头蛇”一词比一个片面性词语更贴切。无论如何，1863年1月中旬过后，在西部诸州，“民主党人”和“铜头蛇”几乎是同义词。曾含有谴责之意的绰号成了一个表示骄傲的词。与支持和平的人不同，在选举时，“主战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致投票支持联邦。大多数州开始使用“铜头蛇”一词。可以肯定的是，忠于并热爱民主党的人找到了代言人，即纽约的霍雷肖·西摩和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都具有领导才能。东部民主党人倾向支持霍雷肖·西摩，西部民主党人更青睐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的激进观点[10]。
第9节 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
任何立宪政府统治下的言论和新闻都是自由的。内战时期，政府即使陷入困境，也必须允许民众发表反对意见。为民主党人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不困难。当时，正如大家承认的那样，联邦政府岌岌可危。在国会中，民主党人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共和党合作，筹集人力、财力支持战争。无论是否反对，民主党人都应该用建议批评的口吻，而不是党派间的反对口吻，为完善必要的议案努力。在1863年3月4日结束的国会会议上，民主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也没有阻碍正常的议事，否则后果可能会很麻烦。因此，想要赢过萨迪厄斯·史蒂文斯代表的众议院中多数人组成的领导阶层，阻碍议事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民主党人竭力阻挠，加上议事涉及的种种问题，就会使国家陷入恐慌状态。因此，国会必须承认民主党人是爱国的。在英国，正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爱国精神，才保住了英联邦。
霍雷肖·西摩（1810——1886）
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1820——1871）
第10节 民主党人
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任何公开行动都会遭到严厉批评。譬如，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立法厅内外发表了演讲。著名的民主党刊物试图引导民意，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民主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非南部邦联得到北方联邦政府承认，否则和平不可能实现。当时，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之间达成了一条分界线。民主党人认为，只要停战，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能恢复联邦。他们的这种观点毫无根据。随后，民主党人开始反对林肯的解放政策，将解放政策视为阻碍南北和解的绊脚石。但显然，爱国胜过爱党的人意识到，南方各州不会同意任何条件，即使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条件。迫于事态的发展，林肯颁布了反奴隶制法令。多年来，民主党人一直是奴隶制的拥护者，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必要的罪恶，因此，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解放政策。但民主党人如果能理智一些，看到奴隶制道德层面的错误，那么一定会坚定地认为：《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军令，一经颁布，必须执行。他们如果不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再妨碍林肯和国会行使其特权，就可以作为合理的反对派继续行使权力，也不会使“铜头蛇民主党”带着谴责含义。实际上，民主党人似乎受到了历史的垂青。他们提出了以经济和诚信原则分配公共资金的议案，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他们支持萨蒙·P.蔡斯和埃德温·斯坦顿的相关政策，对行政当局暂停人身保护令特权、肆意逮捕和剥夺言论与写作自由提出批评，对立法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民主党人如果只提出反对意见，其论点可能更具说服力，会引起受到民主党排挤或为侵犯他人自由行为感到困扰的人的关注。
第11节 林肯对肆意逮捕的态度
考虑到我们的做法、法院的裁定、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意见及英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可以肯定的是，暂停人身保护令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行政当局无权暂停人身保护令。林肯擅用手中的权力，暂停了没有任何敌对行为的州的人身保护令。他滥用权力，使其成为支持肆意逮捕政策必需的权力。随后，威廉·H.苏厄德开始效仿林肯，而后是埃德温·斯坦顿。因此，提出辩护十分必要。先例被搁置一旁，因为此时的美国面临着联邦《宪法》通过以来最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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