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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伊始，维多利亚女王提出了中立态度。1862年春天之前，英国政府一直秉承着中立态度。如果英国的统治阶层与联邦政府一直友好相处，那么英国的中立态度也许会一直延续下去。英国的大部分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不支持美国的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制定了保护性关税。此外，英国人同情试图摆脱政治从属地位的南方。美国发动战争会威胁到英国的商业利益，但对英国的政治大有裨益。因此，一部分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英国中产阶级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重新获得美国的棉花，继续向美国出口制成品。只要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战争就可以结束。但北方人一直执着于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战胜南方的五百五十万人。威廉·皮特曾说：“三百万自由的灵魂怎么可能被征服？”他的话准确概括了美国目前的形势。
第1节 英国的民意
与1861年秋天一样，英国人一直保持着真诚积极的态度。但和美国国内的爱国者一样，多日来，英国人因恢复联邦进展缓慢甚为灰心丧气。美国内战对英国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英国北部的工人因棉花短缺深受其害，但他们依然支持联邦政府，也清楚战争对自己的影响。虽然有传言称，如果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战争就会在一天内结束，但英国工人心里明白，美国内战是民主对抗特权、自由对抗奴隶制。因此，他们抵制一切抗战示威活动。虽然工作没有了，积蓄也越来越少，有时甚至食不果腹，但他们仍然希望北方联邦获胜。
如果历史是一个法庭，美国起诉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南方，因为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奴隶制，所以足以证明英国以前的政府和人民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态度暧昧。英国人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美国内战针对的不是奴隶制，但依然掩盖不了显而易见的真相，即南方支持蓄奴，北方向往自由。由于反对奴隶制的扩张，林肯的当选引发了美国的分裂与内战。如果北方联邦获胜，奴隶制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废除；如果南方邦联获得独立，奴隶制就会继续扩张，非洲奴隶贸易也可能复燃。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教授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向英国人阐述了美国内战的本质和潜在后果。虽然从逻辑方面来看，他们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大多数英国选民并不相信。当时的许多言论非常直率。1861年，联邦政府对外公开的战争目标是恢复联邦。据说，只要联邦政府是反对奴隶制的，就能得到英国公众的同情。然而，很多人认为，林肯的补偿性解放政策徒有虚伪的外表，其真实目的是左右欧洲各国的意见。1862年1月，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格拉德斯通表示支持北方联邦。后来，由于受到统治阶层观点的影响，1862年4月24日，他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悲惨的斗争”导致英国人受苦受难，但美国南方人如果“决心分裂”，就不会被打败。因此，英国人不应该疏远美国南方的六百万或一千万人。他反对同情北方的呼声，因为美国内战是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较量。他说：“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我们不相信北方联邦宣扬的自由制度。”在英国下议院，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福斯特说：“众所周知，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起因，但回应我的是：‘不，不！是关税！’”他坚持说：“为什么南方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说，南方打仗的目的是将奴隶制作为新共和国的基石？”然而，他的反驳被视为英国下议院的诡辩。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
威廉·E.格拉德斯通（1809——1898）
威廉·E.福斯特（1818——1886）
1862年3月，英国政府犯了一个错，允许战备船“佛罗里达”号自由航行。“佛罗里达”号是在利物浦建造的，归南方邦联军所有。利物浦当局如果尽心调查，就能揭开“佛罗里达”号的真实面貌，发现其真实目的；如果与美国交好，利物浦当局就要扣留“佛罗里达”号，等法院充分调查取证后再定罪[1]。
第2节 “亚拉巴马”号
然而，英国政府犯得更严重的错误是，让“亚拉巴马”号逃走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要求约翰·拉塞尔伯爵在“亚拉巴马”号有意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阻止其航行。他的信函被送到了相关部门，并及时送到了利物浦。众所周知，利物浦非常同情南方邦联诸州。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对“亚拉巴马”号的建造者起了疑心，但有意忽略了可以定罪的证据，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声明，并委托伦敦海关专员，将声明交给了律师。律师判定，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可以作为反对扣押“亚拉巴马”号的有力证据。在与英国财政大臣的通信中，伦敦海关专员们一致同意律师的意见，但称“利物浦的官员会密切监视‘亚拉巴马’号”。约翰·拉塞尔伯爵提供了相关信件，并根据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示意，建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说服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托马斯·H.达德利，将所有证据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托马斯·H.达德利坚持不懈。1862年7月9日，托马斯·H.达德利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写了一封信。内心公正的人如果读了他的信，定会相信“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设计的。后来，在反对日内瓦法庭裁决的意见中，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在英国法庭，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虽然并不成立，但盖然性证据[2]充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这份声明就可以转化成法律证据。”因此，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海关律师和伦敦海关专员都清楚，“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建造的。因此，他们希望“亚拉巴马”号顺利逃走，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利物浦当局并未对“亚拉巴马”号一事立案，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以一种粉饰太平的态度，谴责了利物浦当局的作为，称利物浦官员本来应该调查莱尔德造船公司，询问“亚拉巴马”号是为谁设计的。他还说：“如果这样做了，莱尔德造船公司高尚的绅士们可能会拒绝回答，或者诚实回答。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对‘亚拉巴马’号立案；如果诚实回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扣留‘亚拉巴马’号。”他的指责无可辩驳。托马斯·H.达德利试图通过利物浦当局获取直接证据，但利物浦当局不仅对他怀有敌意，还可能正在无声抗议。显然，利物浦当局的做法是不怀好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亚历山大·科伯恩（1802——1880）
利物浦
利物浦和伦敦的海关专员奉命查明真相，但三个星期后依然毫无进展。如果他们有意掩盖真相，就会行事缓慢。显然，他们无意寻找证据，并对相关提供证据百般挑剔。1862年7月17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托马斯·H.达德利，要求他聘请一名律师，确保将证词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1862年7月21日，托马斯·H.达德利及其律师将一份文件交给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文件中，有六人为“亚拉巴马”号的性质和目的地做证，其中五人做证说，“亚拉巴马”号很可能驶向南部邦联，剩下的一个人是英格兰西北部港市伯肯黑德的水手，他发誓说：“船上的人都知道，‘亚拉巴马’号是一艘私掠船[3]，为南方邦联政府效力，并得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授权，反抗北方联邦政府。”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说：“我们不能扣留‘亚拉巴马’号”。海关律师说：“证据不足”。伦敦的海关专员说：“你们说的都对。”“亚拉巴马”号正在准备起航，“兜圈子部”[4]进度缓慢。最后，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文件终于送到了英国财政大臣的手中。
罗伯特·P.科利尔（1817——1886）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聘请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顾问律师罗伯特·P.科利尔，将六份证词和另外两份证词交给了罗伯特·P.科利尔。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非常明确，写道：“我认为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完全可以扣押‘亚拉巴马’号。事实上，我认为他有职责扣押……严重违反《外国征兵法》的案件很难处理，如果这一次不强制执行，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允许‘亚拉巴马’号逃走，北方联邦政府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抗议。”利物浦当局很快知道了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宣称：“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有责任扣押‘亚拉巴马’号。”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没有采取行动，将案件交给了上级，即海关专员。海关助理律师一直称证据不足，还说：“我不认同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我认为，在诉讼阶段，伦敦海关专员有责任扣押可疑船只，拒绝明显错误的建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受错误建议的误导，没有扣押‘亚拉巴马’号。”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寄去了证词和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及与此案有关的其他文件。多年后，约翰·拉塞尔伯爵坦率地写道：“我本来应该相信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下令将‘亚拉巴马’号扣留在伯肯黑德。”
“亚拉巴马”号
随后发生的一幕非常有趣，足以写进作家们的滑稽剧本，或用来描述查尔斯·狄更斯说的“兜圈子部”，但让历史学家们不知如何下笔。1862年7月23日，从伦敦海关专员手中得到的文件被提交给了皇家检察官；1862年7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给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文件送达伦敦。其间，所有文件都上交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手中。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是约翰·哈丁。1862年6月下旬以来，约翰·哈丁一直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事实上，他是一个容易情绪激动的人，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已经无法承受工作重压。各方递交的文件在他家堆积了五天。“亚拉巴马”号案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人人尽职尽责。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呈请伦敦海关专员处理此事，伦敦海关专员又将此案转呈财政部大臣。最后，财政部大臣和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文件转呈给了皇家检察官。就这样，可以决定两国关系的文件被推来推去，最后交到了一位神志不清的律师手中。1862年7月28日，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拿到了这些文件，给出了一份结论性报告。1862年7月29日，他们说：“我们建议利物浦当局立即扣押‘亚拉巴马’号。”然而，1862年7月29日早晨，“亚拉巴马”号已经驶离利物浦港口，以试航为由出海了。但“亚拉巴马”号离威尔士海岸不远，离利物浦只有五十英里。对伦敦和利物浦当局来说，在“亚拉巴马”号驶出公海前，将其以美国商船身份扣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亚拉巴马”号离开利物浦时，没有携带任何枪支弹药。1862年8月中旬，两艘英国船从英格兰出发，将枪支弹药和煤炭送到了在亚速尔群岛的“亚拉巴马”号上。
在“亚拉巴马”号问题上，虽然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太友好，但必须记住的是，此次事件只是英国政府的一时疏忽。英国政府与法兰西帝国皇帝不同。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友好行为。1862年8月7日，在议会休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了演讲，声明英国不参与美洲大陆的冲突。
此外，虽然大部分英国人对北方联邦的态度让人很失望，作为中立国的英国也未做到尽职尽责，但采取了相应的补偿措施。英国的书刊、杂志和报纸都公开承认，英国国内的舆论导向错了。在《华盛顿条约》中，针对南方邦联巡洋舰逃脱一事，英国深表遗憾，并认为一个清楚自己实力的勇敢民族会从精神层面补偿对方。就经济方面的损失来说，相关证词已经非常充分，主张仲裁的条款也证明了证词的可靠性。评判历史时，应该意识到，英国与美国的这笔“账”已经一笔勾销了。
第3节 英国提议调解
在弗吉尼亚半岛，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在1862年夏天的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约翰·波普因指挥不当惨败，对英国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通信表明，他们准备向内阁提议，由英国带头，要求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一起干预美国内战。1862年9月14日，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写道：“北方联邦军惨遭失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完全有可能落入南方邦联军手中。难道英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应该建议美国南北双方在分裂基础上达成协议吗？”约翰·拉塞尔伯爵回答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是时候提议联邦政府调解了，使南方邦联得到认可。万一失败了，至少应该承认南方各州是独立的。”此外，他还提议召开内阁会议，认为如果要达成一项决议，首先要获得法兰西帝国的支持，“然后让英国、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干预美国内战”。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的信时，正在研究安蒂特姆战役，心想如果北方联邦军避免了“惨败”，那么调解会继续进行；如果“他们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4节 威廉·E.格拉德斯通
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德斯通位列内阁第三，清楚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态度，确信他们的态度将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1862年10月7日，在纽卡斯尔的讲话中，他预言“干预调解”可能会发生，正面陈述了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大多数贵族及中产阶级的观点。他说：“毋庸置疑，杰斐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袖建立了一支陆军，似乎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此外，他们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创建了一个国家。在美国南方各州与北方分裂问题上，南方邦联一定会获胜。”
部门成员之间交换机密信件与向公众宣布一项尚未完全确定的政策不同。威廉·E.格拉德斯通发表讲话后不久，人们觉得他行为轻率。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一心想要调解，或者承认南方邦联各州独立。1862年10月13日，约翰·拉塞尔伯爵给部分官员寄了一份保密备忘录，询问“欧洲是否有义务以最友好、最温和的方式调解美国南北双方休战”。
乔治·康沃尔·路易（1806——1863）
对北方联邦来说，幸运的是，英国内阁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英国内阁中，乔治·康沃尔·路易的地位仅次于威廉·E.格拉德斯通。他就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做了回答。1862年10月14日，向选民们发表讲话时，他说认可美国南方各州独立的时机还不成熟。随后，他将一份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通函的机密备忘录交给了内阁，供内阁成员传阅。
第5节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英国定于1862年10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召开会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改变了主意，没有前往伦敦参会。因此，内阁会议没有如期举行，但大臣们进行了自由讨论。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威廉·E.格拉德斯通赞成干预美国内战，其他人的观点与乔治·康沃尔·路易一致。1862年10月23日下午，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应约与约翰·拉塞尔伯爵会面，说：“我如果只听英国人民最近的说辞，就应该考虑收拾东西走人了。”会谈结束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记录道：“约翰·拉塞尔伯爵立刻明白了其中深意，在努力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开脱的同时，也承认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其他内阁官员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行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只要他能理解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态度，就不能否认事实。英国人并未责备他。威廉·E.格拉德斯通否认了自己的观点，但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信中，表示支持干预政策……约翰·拉塞尔伯爵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严格坚持中立，任美国内战自由发展。但他不知道一个月内会发生什么。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的中立态度暂且不变？’他回答道：‘是的。’”
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试图攻占墨西哥，将一位欧洲君主推上墨西哥的王位[5]。为了占领墨西哥，也为了获得棉花，法兰西帝国宣布支持南方邦联。1862年10月30日，法兰西政府向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法兰西大使发布了命令，让他们提议三国政府“对华盛顿和南方邦联施压，停战六个月”。
第6节 约翰·拉塞尔伯爵
约翰·拉塞尔伯爵已经酌情警告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接下来一个月的局势非常不明朗。在1862年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约翰·拉塞尔伯爵提出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主张。虽然众所周知，俄国倾向支持美国北方，已经拒绝参与调解，但约翰·拉塞尔伯爵还是建议俄国接受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乔治·康沃尔·路易记叙道：“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支持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但并没有说太多……现在，调解提议摆在内阁面前。内阁严厉斥责了调解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只有威廉·E.格拉德斯通支持调解提议。还有两个人没有表态。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停战六个月会涉及贸易封锁问题，非常不公平。因为暂停封锁明显对南方邦联有利，所以北方联邦不可能同意。片刻过后，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看到内阁一致反对调解提议，便不再多说了。我认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支持态度并不真诚，不是真心实意的。”威廉·E.格拉德斯通也写了报告，说：“美国的事情已经结束，但并不顺利。约翰·拉塞尔伯爵似乎打算临阵脱逃，做出了妥协，没有坚持到底……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提议。”[6]
法国远征军进入墨西哥
马克西米利安（1832——1867）接待墨西哥代表团，法兰西帝国企图将他推上墨西哥王位
第7节 拿破仑三世
1863年1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议法兰西政府单独做出调解。北方联邦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正合拿破仑三世的意。欧洲人坚信北方大业无望。随着冬天的过去，法兰西棉织品制造区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据报道，在法兰西，仅在一个部门，就有十万多人失业。失业人员处境凄惨，靠“乞讨”度日。1863年1月9日，拿破仑三世颁布了一项紧急命令。在命令中，他彬彬有礼，以外交口吻建议美国进行友好调解，没有再提之前的停战协议。按照惯例，1863年2月3日，他的提议通过外交渠道，由驻华盛顿的法兰西大使呈请给了威廉·H.苏厄德。1863年2月6日，威廉·H.苏厄德按照林肯的指示，礼貌、温和、体贴地写信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提议。英国一直拒绝与法兰西帝国合作，因此，拿破仑三世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干预政策。
第8节 反奴情绪
在国外，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遭到冷遇和质疑。1861年，英国统治阶层断言，如果北方为解放黑人战斗，就会博得他们的同情。与此同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可能会激起一场奴隶暴动。支持北方联邦的欧洲国家深以为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激动。”约翰·布赖特说：“我为这一宣言喝彩。”[7]他们的话表明，1862年底，英国的反奴情绪高涨。1863年1月1日，补充宣言证实了林肯的解放政策。当消息传出的时候，支持废奴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比废除粮食税的示威活动多了很多。解放社的一个代表等着美国部长向林肯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英国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纽曼·霍尔牧师称：“主流报纸并没有反映民意。”一天，查尔斯·斯珀吉翁在成千上万的会众面前祈祷道：“现在，上帝啊，我们转念想到海洋对岸可怕的冲突，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自由的声音说明了哪方是对的。我们向您祈祷，保佑大海对面光荣的自由宣言获得广泛支持。我们非常害怕美国同胞不够真诚，不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们不会认同奴役和鞭笞。愿上帝保佑北方，赐予北方力量，助其获胜。”在祈祷中，很多会众热情高呼“阿门”[8]，以此回应查尔斯·斯珀吉翁的祈祷。公开集会层出不穷。阿盖尔公爵乔治·坎贝尔和托马斯·米尔纳·吉布森发表了讲话，表示英国“对美国问题的处理及其与奴隶制的关系非常有信心”。利物浦也做出了回应，如愿放走了“亚拉巴马”号。布里斯托尔是英国最后一个取缔奴隶贸易的港口。布里斯托尔当局明确表示支持林肯。1863年1月29日，自反谷物法同盟[9]成立以来，最能反映英国民意的示威活动在伦敦埃克塞特大厅[10]爆发。由于人数众多，埃克塞特大厅楼下和户外分别开设了分会场。在埃克塞特大厅里，只要提到杰斐逊·戴维斯，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提到林肯时，人们热情高涨，起立欢呼，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一项决议的通过展现了英国人的智慧，也体现了英国人的同理心。1863年1月29日夜晚，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举行了一场公开会议，宣布“为奴隶制斡旋的任何行为都是可耻的”，并以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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