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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海盗》，并把我带到了里间，那里有一张为“新人”摆放的桌子。我自己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在最后的一年半里我在阅读的选择上变得早熟了。父亲的书我都拿来贪婪地阅读，没有人给我指导，理解得也不透彻。我最喜欢的书是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和康普顿·麦肯齐的《不祥之街》。《钢铁海盗》并不吸引我。我在一间布有橡木家具和一处空壁炉的长长的房间里，环顾四周，墙上挂有储物柜，屋里有桌子椅子，相框里的相片是一个运动队，玻璃柜里有银杯子，布告栏上已经有一些列表和订单，我没好意思看上面的内容。哥特式的窗户外是老师的花园，一个横幅上面用哥特体写着“Qui diligit Deum diligit et fratrem suum”。房间刚被清扫过，还带有微微的潮气。
最后来了两个男孩，说道：“哦，上帝啊。还是这个房间”；“还是同样的味道”；他们很不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布告栏。“还是这样的宿舍。”“他们把那个讨厌的巴恩斯利搬到了前厅角落了。”“马尔科森的天灵盖，终于进驻了新生斋。”他们惊愕地读着禁止奢侈的规定：从此以后禁止粮食包，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机构叫做“淳茶居”。杂食店里面只卖水果。
最先大吵大闹的就数他俩了。去学校的火车到达了肖埃汉姆，两辆出租车不断地来往于学校和车站之间，每次运送六个学生和他们的手提包。大约四十五个学生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他们在布告栏上按过印之后，向迪克报告，然后开始在屋子里大吵大闹，声音令人作呕，以此来警告新来的人。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在离开格伦费尔先生那里时，他告诉我了一些极神秘的对待年龄大的孩子的办法。这一警告对我的境遇来说似乎并不合适。
最终一个大脑袋，说话温和，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带我加入了“新人的桌”，他名叫小富尔福德。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学校。他享受着来自圣罗兰的进一步好处。我认为我可能比他对权威更神志清楚些。从那以后罗杰·富尔福德先生撰写、编辑了一些令人欣赏的历史作品。他经常支持议会，并且在自由主义和皇室之间同样忠诚。当时他是三百五十个男孩中唯一一个我可以结交的男孩。两年后他和我成为了密友，但是我那时不会选择他做朋友，他也不会选择我的。
在蓝星的前三个星期里，按照惯例，大家要经历一个被低年级学生称为“入学教育”的阶段，在此期间管理、指导学生都要按规章办事。虽然我不记得这是否实施过，但在理论上，在这期间他可能招致所有类型的处罚。谆谆教诲的主要是如何着装，如何放置自己的脚这一类精心琐细，但又不是特别使人厌烦的东西。前两年的服装是非常单调的；然后彩色袜子允许穿；六年级可以戴彩色的领带。第一年里，手绝对不能插到裤兜里，第二年手可以插进去，但是夹克衫不能往后拉。二年级的人可以拉一个一年级人的胳膊，但反过来就不行了。草地，虽然里面的地面大都露出来了，但一般是禁止入内的；每块土地都是一些特权阶级的私人猎区，最神圣的要数“北苑”了，那里只有学校官员才许从里面走。所有这些以及和这同一类的，都向我解释了。同时我“听见了”我所烂熟于心的家庭祷告的形式。在这学期的第三个星期天，有一个人站在屋里的一张桌子上，唱了一首歌曲，在这之后他成了这一伙人的一员，并遭受高年级学生的使唤和殴打。所有这些细节我都毫无疑问、不费困难地见识到了，他们成了学校新鲜事情的一小部分。
在前三个星期里我熟悉了教学楼，包括两大栋四边形建筑，以前是修道院。宿舍在教学楼的两边。其中每一间有自己的储物间、宿舍和更衣室，但是不用做令人疯狂的家务。校长的妻子和我们分开居住，因此没有太多的来往。舍监都是未婚的，一半都是牧师，我们共同在餐厅吃饭，老师们像在大学学院一样站在讲台上，不同宿舍的寄宿生在不同的餐桌上用餐。房子是用燧石建的。一种古老和逐渐被废弃的苏塞克斯雕刻工艺在房子上面已经保留两代人的时间了。专家们经常来研究完美的餐厅南墙壁。窗口和曲拱上的网眼图案用的是不太耐用的材料，这种当地的石头已被猛烈的含盐大风不断腐蚀了。一位老石匠和他的徒弟终生都在修复朽烂的部分。屋子里使用的都是煤气灯作为照明设备。在那种战争时期，海岸地区会有部分停电，因此在天黑以后这里感觉阴沉沉的。在中间休息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有些朦胧，看不清脸庞的一对对学生在大厅和学校之间漫步。小教堂里由老师的座位上边走道的炉子提供照明；教堂中殿的屋顶在晚上就看不见了，并且在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脚上会映出各式各样如万花筒般稀奇的影子。
每个宿舍都有女舍监；在我们这儿的是波尔比孩子的前保姆，是一名令人敬佩，身材矮小的妇女，她对我们总是称呼“先生”，这样给了我们充分的自尊，她和其他宿舍的女舍监不同之处就在于此，那些女舍监直呼孩子家长的姓，而不加任何前缀。除了她们，以及整理床铺、倒马桶、在厨房帮工、在大厅和小教堂后面洗碗的“女用人”之外这里就没有女人了。还有一块奇怪的荒地，除了乐队在那里练习之外，别的人都禁止入内。那里有被遗弃的塔的地基、第一堵墙和拱门，有弹药商店，有堆积的棚子，里面弥漫着炖汤（看着就像人肉汤一般恐怖）和煮脏衣服造成的白色的云烟。我从不知道“女用人”们睡在哪里或在哪里娱乐。仅一位老师结了婚；一个牧师住在骑自行车可到的距离内，他也被看做有些怪异，在玻璃柜里面种了些味道奇特的烟草。我们未曾见过他的妻子。可能也有一些“站在时尚一边”的老师选择了独身，但是他们构成了下层社会，未曾被任命过有权威或有影响的职位。我们没有探寻他们的隐私，对于女性的影响和家庭生活的排除是绝对的。我们未曾进入一个人的住宅或看见了一个商店；对像我这样的直接从家来的男孩来说，这经验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在四十年以后写这些文字之时我再访了蓝星，略有颤抖和怀旧地在这里漫步。这里着实扩建了不少，但并不同于其他学校和学院，仅仅是出于对资金的考虑而只在维持旧有建筑风格和材料的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而已。枕梁，在我那时都是平的，在门厅台阶之上，雕刻得非常精细。讨厌的是岩石园艺，就在草坡上，离北苑几步远而已，我经常被叫去那里割草。教堂的内墙到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宿舍屋子里装备了小隔间，一个男孩一个，是模仿温彻斯特的“玩具”而建的。男孩们不再穿黑色外套。J·M·尼尔的神学作品集从图书馆消失了。岩石花园和教堂里的图片再没有挑起大孩子们的抗议或悲叹。这是我来到郊区后令人吃惊的改变。红色的小房子到处都是，有些是学校的财产。创建者有意设计的这种分隔式的简单布局完全被打破了。其用意是好是坏（反正我猜是好意），谁也不晓得。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跑在北苑的石渣边际上，而且我正在进入南苑时，我看到了在我的少年期较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一辆汽车通过塔楼大门，停在了桑德森的门口，从里面下来了一位年轻母亲和两个漂亮的孩子，他们是来去拿那个靠在墙上的踏板车的。
修道院被解散了。郊区居民驻扎进来并自主创办了教会组织。
在餐厅里有一些青年服务员，他们也在学校里住，但是享受我们没有的特权，比如使用自行车和烟草。有一群奇怪的“靴子人”，他们年龄大，不识字，身体残废，居住在学校下面的小暗室里，那里全是鞋油和毛发的味道。早晚他们出现，推着装满靴子的篮子，步履蹒跚地边走边小声对自己嘀咕着。他们没有任何休闲娱乐。在他们蹒跚的步履范围之内没有小旅店。除那些女用人、侍者和“靴子人”之外全部奴仆工作都由“菜鸟新生”他们来完成，并且还有着严格的纪律，结果会被严密详细地检查，一旦有缺点就会受到藤条的惩罚。
宿舍里几乎所有的纪律都由级长和宿舍长一手控制；宿舍的头儿单独就能打，并且打三下是普通的处罚。更加严重的就由他们和教务长共同惩罚。很少有不公道之说。事实上盛行的是严刑峻法的准则。其他宿舍的老师报告过来的由舍监来打。多数男孩在他们的前二年期间至少一学期被打一次。
在我的第一学期期间，一个名叫菲茨杰拉德的爱尔兰男孩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保险费是一个先令，并且每笔赔付有三便士的利率。他研究了保险统计的形式，他肯定是盈利的。我和富尔福德受其诱惑购买了，菲茨杰拉德的非法行为被认为在新男孩之中是比较坏的，通过这个公司他们很快就读过了一学期，没有受到处罚。后来企业戏剧性地毁灭了。
年纪最小男孩的宿舍叫做“新生斋”。我们八点四十五分上床睡觉，年纪大的男孩要在九点关灯，这是他的义务。关灯之后所有讲话和活动都是禁止的，强制执行这些规则是这个男孩的任务但我们不羡慕他。我并不是暗示我们的宿舍长很惹人烦恶或他做了许多暴行，但是在学期过了大约一半的一个晚上，突然许多人一起过来打他，我和富尔福德不解地站在床边，吓呆了，其他人压住他的头，拿皮带和拖鞋打。最终他从混战中冲了出来跑到了宿舍外面，穿过更衣室，后面的人仍然追着，下了塔楼台阶到了迪克·哈里斯的住处。打他的人得意洋洋地喘着气，等待着结果。不到五分钟迪克就拿着藤条出来了。没有调查。他简单地说道：“你们全都得挨打。按照宿舍顺序一次一个进更衣室。”其中一个共谋者说：“新的人与它无关，先生。”“现在不说这些。”
次日菲茨杰拉德付出了几乎三英镑，并且宣告破产。暴力受害者搬入了另一间宿舍，另一个年龄大的男孩被任命负责我们这学期其余的日子。我从不知道是什么挑起了攻击。甚至连比我更知内情的富尔福德也无法解释。后来我在蓝星时这样的事再没有发生过。这是这地方典型特征之外的一次插曲。
我感激迪克把我也包括在处罚之内。它给了我轻微的亲属关系感觉，以前我完全对此陌生。因为不论是当时还是在我的前两年任何时候我都不受大家的欢迎。
没有朋友起初不可避免地让我感到自己被隔离了。憎恶是个人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新鲜的经验。十三年来我只遇见了愿意喜欢我的人。经验告诉我，不是所有人第一眼看见我就会接受甚至喜欢我，但是我对别人对我的拒斥依然稍稍有点吃惊，这就是快乐童年建立的信心。
在蓝星反感是相互的。我不喜欢不断地接近这些大块头、大嗓门的大男孩。我这年纪，事实上是最坏的年龄，对于突然丧失隐私不能接受。我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孩子。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茅厕很恶心，因此特别怕去厕所。在希思山学校，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对这个问题都出奇地沉默。在蓝星，四座住宅楼组成了北苑和我们所说的“树林”，一个在教堂里经常激起欢笑的名字，当我们听到以色列国王和犹大轮流被命令砍伐树丛又被指责需要将这些树丛恢复的时候。树林是一个被粉刷的围场，中间被两排柏油小便池隔开。两边各有一个厕所，一个供南苑的学生用，另一个供北苑的使用，但数量并不充裕，我对那儿有一种微妙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厕所没有门，里面有一条水沟，会周期性地冲水，消毒，但是并不经常。早餐之后这里是一个说闲话的社交中心；这里是我们与其他宿舍交流最近的了。为了抢到位子，必须从正使用的人那里预定。经常会有人叫道：“在你以后”；“我在这三个中排第二”；“我接第三个人的位置”。我平时和陌生人说话总是感到害羞；但在那个地方我发现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能书写二十五行文字，就可以在上课期间去树林，我发现我宁肯如此。
当时食堂的饭菜如果放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救济院里都会引起不满，但直到战争结束饭菜的质量都一直不断地下滑。在比较好的时候食物由杂食店和从家带来的菜篮子供应。在1917到1918年之间，所供应的食物仅够维持生存，没有任何可口的。我记得当时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名叫“蜜糖”，这是一种甜的类似奶酪的东西，这种鬼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化学品的副产物每个星期两次出现在晚饭桌上。食物有不含奶的可可粉和人造黄油，还有限量的面包。午餐通常主要包括炖煮的未剥皮的甘蓝和土豆。也许我们的餐桌礼仪就是一种不自觉地对这种监狱饮食的抗议。我们星期天换上的干净衣服，到星期二就已经脏了。文明家庭里来的男孩们似乎对这种野性更觉得荣耀，这比他们洒出来的食物更让我恶心。一些格外熟练的男孩能将黄油片甩到头顶的高橡木椽木上，整个冬天都会一直黏附在那里，直到夏天天热融化了，落在下面的桌子上。
我们每周会在晚上洗一次澡。那简直就是极乐。但是除了星期天外的每个下午也会被强制洗澡。每个宿舍有两个浴缸。前两个人洗完后热水根本不够再洗两个人。冬天踢完足球我们就等待着泡在不太热的“泥”里面。在我们等待轮到我们的时候，从里面爬进爬出用像桌布一样的毛巾擦干身上的水，在星期天身上还干净，星期二就脏了，我不敢想象这些赤裸身体之间的接触，毫无疑问我的反感自己就会表现出来。
我不仅规矩而且死板。聪明的小男孩会在大孩子洗的时候去做准备，这是很讨大孩子喜欢的。但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不诚实的。比较识时务的人不仅会谨慎，更会宽容地服从。我的顾忌使我不受他们喜爱。
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段寒冷时间的孤独学生。我记得所有的都是不一致。例如，我十分害怕出风头。宿舍长的作用是分发信件。许多次他们把信扔给我，粗鲁地说：“又一封沃的信。”虽然父亲的信件能给我欢欣，但他们对我的态度足以使我要求他写得少一些。另一方面在圣餐礼上我公然违背习俗在耶稣神像前下跪，这是我在圣犹大教堂养成的习惯。在蓝星这是不妥的。在第一个学期里我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在我第一个假期中我感到很懊悔，好像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一样。从第二学期以及几个学期之后，这些看上去似乎不太重要了，我便开始下跪了；起初心里充满忧虑，但是并没人对这稀有的方式发表评论。如果在蓝星没有忠诚的话，那至少还对宗教有一丝尊敬。嘲笑别人表示虔诚的形式是很不好的，那里实际上有很多个虔诚的孩子从未在这方面招致不欢迎。
我没有羡慕其他的孩子。我也不想和他们一样。但是，相反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渴望保持我自己，然后被接受成为这些令人厌恶的暴民中的一员。我无法解释，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想法。
或许我夸大了自己的反感，但是我知道在星期天的下午，当被关闭两个小时，我们都戴着草帽穿着黑外套出去时，我经常自己独自走着，或者和一些别的宿舍同样不受欢迎的孩子们聚在一起。
在我来这里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感觉最痛苦的一次是在耶稣升天节这天。这是一年里一个完整的假日，也是我迄今为止没有庆祝的一个节日。我无意中听到很多关于在那天将会发生什么的谈论，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晨祷之后整个学校就解散了。那些在这里有父母或朋友的孩子都被带到了布莱顿或沃辛。其他人走了到布兰伯，那里有河边茶园、一座破城堡和毛绒玩具贮藏库。一个旅馆老板的爱好是收藏毛绒玩具。他给那些毛绒老鼠摆舞台造型，仿佛它们在洞里喝酒打牌，结果被老鼠警官突袭，抓了个正着。一只双头绵羊还有一些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都非常喜欢。第一年我谁也不认识，无处可去。整个学校好像得了瘟疫一样空荡荡的。我打听出当天食堂没有晚餐。食堂的人给了我几片面包和一些难吃的香肠肉。下雨了。宿舍像星期天一样是锁着的。图书馆也不让我进。我拿着那袋湿漉漉的食物瞎逛，来到一片叫蓝星圈的树林避雨。第一次也是许多年里的最后一次，我哭了。那天下午我听见假日游客回归的喧闹声时感觉是多么的舒服。
我后来教育我的孩子要对落寞的孩子更加关注。
除了星期天外，空闲时间是很少的。称作“俱乐部”的比赛和各种团体占去了每个下午。这些团体最让人厌恨了，我从不喜欢比赛。它们对那些擅长的人来说是激烈的竞争、渴望和责备的根源；但对那些不擅长的人来说，则是无聊与不适。
不过板球是个例外。玩得很好的那些人似乎很开心。他们穿戴着颜色漂亮的衣服并且享受着伟大的声望，但是对笨蛋并没有责备。那些能打好板球的人被认为拥有奇怪且令人羡慕的才能，但是在第三联合会里花上很多无聊的下午也不是可耻的。在其他体育项目上的失败是不齿的。“残骸”是蓝星对这样不幸的人的称呼。我并不完全算是残骸。因为在足球、拳击、游泳和八百米上我最终进入我们宿舍的队。但是第一年我表现得并不够好，因此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我未曾享受过竞争，并且很高兴逃脱，不觉得羞愧。
有比赛的时候，那些不在队里的必须观看并且要鼓掌，夏天穿着破衣服躺在岸边鼓掌，冬天则站立在边线那里欢呼。这是当时的惯例。现今在多数学校里更多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我在蓝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才有了一些娱乐消遣，但是我在那里的前两年里除了俱乐部之外，没有其他的休闲形式了。
记得在第一学期里，我观看了前十一场的比赛（都是与小富尔福德一起看的）。一个客队的板球击球手直接朝我们坐的地方冲来。一个体型巨大的男孩见此赶快跑开了。球速慢了下来，落到岸上，停在了我们的地毯上。技术更娴熟的孩子都喜欢掷界外球。我和富尔福德坐在那，注视着这个神圣又更加可怕的东西，不敢去摸它。一个满头大汗、怒气冲冲的人，脚穿鹿皮靴，靴底的钉子敲击路面发出咔咔声。他极不情愿地从我们装樱桃的零食袋旁边把球捡了起来。“你们这俩小虱子，”他说，“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都担心会遭报应。实际上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这事了。
我第一年最好的时光是在图书馆、教堂和学校里度过的。
图书馆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藏书极多。在半假日和星期天的晚上对我们开放一小时。图书馆里禁止谈话。我们可以借阅书籍，也可以坐在那里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翻看“艺术”书的插图，特别是一套叫做《圣经中的艺术》的书，里面将每一时段的经文用图画重现了出来。这样我模糊地学会了辨认各类学派的特征。我当时和现在都偏爱十五世纪和拉斐尔前派的作品，中间还曾喜欢过布格柔、皮维斯·德·夏凡纳，但又回到了原来的喜好。鲁本斯和伦勃朗的作品看上去非常丑。
在学校里我起初是在迪克·哈里斯手下，他给我们读书，教我们的诗歌比我父亲介绍给我的更现代————弗莱克，鲁珀特·布鲁克，拉尔夫·霍奇森，以及所有艾迪·马什的年轻门徒。但是，哎呀，我以前的名次太低了。我不费力地就能每周排到前几名，并且在期中的时候进入了前四名，期中我依然总是排在前面，但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我想自己对待入学考试太草率了。那学期末我进入了高级班，在那里我找到了和自己在希思山学校第一阵营的相同级别的教育。
我们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去教堂一次，星期天去三次。我听过有人抱怨说这太过分了。即使当我公开宣布自己为不可知论者时我也没有这样抱怨。圣公会和钦定本的《圣经》措词一直令我着迷。因为他们的高教士品质不是仪式主义的，在罗纳德·诺克斯时代盛行的天主教教义亦不是如此。牧师穿白色法袍而不是背心。圣坛上有两支蜡烛，没有香火；巴兹尔·鲍彻先生一点也不奢侈。牛津运动精神里要求的都有了。
早晨和晚上去教堂使得周围不再寂寞；和家里以及米德尔威奇诺顿联系，而不是天堂。星期天晚上我们诵读那些在战斗中丧生的老男孩们的名字。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讣告。通往教堂的通道里面挂着一排不断增加的他们的照片，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牧师提到这些牺牲的人是很常见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牺牲的。这并不是欺骗，据说这类训导词现在会遭人嘲笑，但在1917年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教堂里的音乐非常好。如果我是另外一种材料构成的，音乐也许会成为我额外的安慰。风琴师布伦特·史密斯享誉学校内外。星期天晚上有高音独奏的颂歌，之后有为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风琴吟诵。有人特意从外面过来听，但是我更愿意去宿舍，那里，夜校官员允许我们读“文学”书，所有超过五十年历史的书都属于这一类之内。
学期延长了。圣徒纪念日这个假日是“蒙恩”日，那时候一学期有两个假期，可以和父母朋友一起出去。我在这个区一个人也不认识，也很难有机会去一趟伦敦，因此我留了下来，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孤独。终于假期结束，汽车出现在宿舍前面，我被一种不可容忍的打击所击倒，出现了腮腺炎的症状，症状太过明显，不可能是假装出来的。我第一个假期的前两星期是在疗养院度过的，小富尔福德陪着我。
一名叫巴布科克的女负责人没有做任何缓和我们哀痛的事情。她天生坏脾气，并且在自己假日被缩减时会大怒。（她有很浓的小胡子。一个俄国男孩提出要送她一把剃刀；他父亲向教堂送了一幅圣像，但与教堂的宏伟相对比显得格格不入。）几周以后我可以下床了，但是依然被隔离。家里人给我送来一只鸡，但被巴布科克的猫给偷吃了。巴布科克很不优雅地道歉，并且对没有关食品贮藏室的病区女仆喊道：“不要打我的猫；打你们自己。”
经过了几周的思慕我终于回到了家，那里对我再没那么亲切过了，但却没有以前快乐了。我哥哥被派往前线；帕斯尚尔战役正在进行中，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名单。父母对他的安危无比担忧。除此之外，父亲在接到哥哥的作品《人到青年》后感到焦虑不安，对许多社本老朋友的漠视感到深深受伤。母亲依然每天都来往于海格特的医院，我经常和她一起走，但她每天都有很长时间不在家。我在家从不感到无聊和孤独，但在这个假期以及这之后许多的假期，随着假期过半，假期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的幸福感也在衰退，忧郁和担忧要盖过任何乐趣。
我的第二学期是黑色苦难的。返回学校的时候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经历，只有令人讨厌的熟悉。我现在是传统五年级了吧，由一名专职牧师指导我，他叫何汇特，是一个虔诚的音乐人，绅士但又充满激情，他来到了蓝星，据说是在一个贫民窟教区里工作一段以后来这里调养身体的；学校的时间安排对他总很合适。而且迪克·哈里斯最后还做了一件善事，那就是任命我为“图书馆小工”。这使我解脱了所有的宿舍苦活。这项工作的任务就是把图书重新归架，并对还回的书做一记录。图书馆小工有着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图书馆的特权。这两件事是一种安慰，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都是不利的。迪克·哈里斯被一个以前教德语、有着海象一样胡子的人接替了。他十分无能，对宿舍所有的管理都是靠舍长还有严格遵守纪律的人来完成的，这些人在和平时期仅仅只会是下属而且对于履行公职来说还太年轻了。意外地有一群新来的男孩住进来了，后来我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但在他们刚来的两个学期里，宿舍固定的习俗是没有人能和他们接近。我能交往的还是只有富尔福德。食物变得更加稀缺；服务员消失了，引进来了一些战时服务的措施，由学生们轮流充当服务生；而且不单是低年级学生，除了最高年级以外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也使得野蛮的饭桌更加阴暗，因为给比自己级别高的人服务会被责备，高年级的给比自己级别低的人服务会把菜撒得到处都是以表不屑。天冷的时候就越发激烈了。当时的组队还算是可以，我们作为一个小队在乐队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操练。现在我们被分成一组。每周末要腾出半天休息时间来，正式着装，练习检阅。为了检阅我们得把步枪擦亮，把脸擦白，靴子上油。步枪是为六尺高的人设计的；背起来简直就是累赘。挖土豆也被加进了我们的爱国责任中。
早上我们匆匆赶往学校时，风雨交加，天空黑暗。冻疮肿烂了。我强烈恳求父亲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而他却劝我再忍一忍。
我对这些苛刻不感到苦恼。读者也许能感受到集中营的恐怖。我只是说自己受到伤害了。在最初的十三年的岁月里我太温柔了。
我的哥哥和数以万计像他那样的人，比我大不超过五岁，正在战壕里面无比艰苦的条件下过冬。这些年对世界上一半的人来说都是凄凉的。我觉得对一个英国学生来说已是历史上最凄凉的时期了。
在十九世纪初的学校里，有许多著名的恃强凌弱的事情，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所缺少的粗鲁的人性以及多样性。八十年前，男孩都在乡下闲逛、酗酒，不是抽烟就是在火上烤野鸡；他们互相打斗，有时还把老师锁起来。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里，除了一些在“新生斋”里独特且无法解释清楚的暴乱以外，蓝星这里在严格的管理下一切正常。
我听说在上世纪，罪犯被从肮脏腐烂的老式监狱里转移到新监舍里，虽说这样是为了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关怀，可许多犯人都疯了。当时英国的学校也在发生类似的改造。这种改造如果是由心存善意、富有想象和热情的成人和孩子实行，而且是在一个富足、具有美好前景的时代，其结果应该非常不错。但所有这些在当时的蓝星一概阙如。有权利的男孩太年轻了，老师又太老了。一切必需品都是代用品————我们穿的衣裳，吃的食物，学习用的书，以及应该教我们的老师。我们看上去是一群又冷又饿，衣衫褴褛，但又不是自由斯巴达，而是被围攻，无力又被忘记的驻军。
四
我圣诞节回家发现家里又有了一个新成员。我并不感到惊奇。之前他们已经以书信的形式告诉我了，但是之前见没见过新来的人，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对她非常了解。她是巴巴拉·雅各布斯，我哥哥的未婚妻，他们之前刚恋爱不久。哥哥在自己的自传里详细描述了她。她比我大不到三岁，是一个温柔的女孩，虽然反应有点慢，但是干活娱乐都可以。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兴奋剂一样。我听说当我在的时候她就不大会沉湎在白日梦中。她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一种轻微的荒谬感。她剪了短头发；穿低跟鞋子，并且着装很有艺术感；从不穿奇装异服，但是帽子手套和遮阳伞的搭配也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佩戴的有银和铜的天然首饰，还有珐琅，其他宝石还有琥珀，其中琥珀是伯克姆斯特德的一个胡子怪人做的。她有很多追求者，但是我未觉得她特别美丽或者有吸引力（我当时对和我同年龄段的女孩是没有钟爱的）。我非常喜欢她并且很喜欢她陪着我。她一定也很喜欢我，因为直到我哥哥从部队回来，她假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陪着我玩，而她最初仅仅是为了参加摄政公园里女子学院的讲座才来的。
在记述我受教育这一章节里面，巴巴拉理应享受到比单纯提到她还要多的权利。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博学，但是她的知识和她尊敬崇拜的人我在学习中很少接触到。她的经历和成长与我的完全不同；她的口味，她读的书，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其他方面又是互补的。她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我见到她之前，我的那几个未婚姑妈和英国国教牧师正处在主导地位；在巴巴拉那里我见到了新的时代。我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向它屈服，而是被这次相遇所刺激。我的父亲总是假设（就像我现在这样）新的事物可能是很令人讨厌的。巴巴拉在现代性中发现了特殊的魅力。她并不追求新奇；在时尚方面她并不是从旋涡派到达达派。相反，她本性极具颠覆力，像一只跟在她母亲脚后的小猎狗一样迷迷糊糊地懒散闲逛。我与她唇枪舌剑，但同时我也吸收了许多她的观点，之后的下一个学期我在随笔中对这些观点又进行整合，结果却受到了何汇特先生的谴责，这在我之后的岁月里也是很少的：“他必须学会‘赞同那些优秀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超现代化。”
巴巴拉到伦敦最初的愿望是进入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并不是因为她在绘画方面有才能，而是因为那里可以释放自己。她父亲觉察出了她的动机并且禁止她去那里学习。在摄政公园的学校是专门的女校，没有被波希米亚所污染。我不知道她在那里能学什么。不过这的确是一条逃离吵闹家庭的捷径。
她是一个大家庭一对不般配的夫妇最大的孩子。
她的父亲雅各布斯是一个作家，中年时写的记叙文非常精美。当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事业和名誉的顶峰，但是我并不为之所动。在希思山学校我们大声朗读他写的故事；但我并不把这些故事当作是“文学”；他们只是些“预备学校的东西”；他的孩子们亦不对他的成就有任何自豪感。大人们教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人。最近他开始引起那些认真学习小说的学生的注意。我怀疑他是否会像他以前那样经常在年轻人中制造欢笑。
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皮包骨头，尖嘴猴腮、长着水泡眼的人。像许多幽默作家一样，他在私人交往方面的幽默发掘得很少。他在丢失自己维平口音时几乎失声了，只能通过他薄薄的嘴唇说话，但语气总是偷偷摸摸的像犯罪的口气一样，在一个非常可敬，但其实令人生厌的人面前他会仓皇失措。他是一名世俗清教徒，是那些“谁没得到信念，就不会获得乐趣”当中的一个，并且他所有的观点都是诺思克利夫勋爵的。但是隐瞒在这个单调外表之后，我这样幼稚的眼神看不到的，是一位潜伏的纯艺术家。
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很多，是一个诚恳又溢于言表的威尔士妇女，曾因作为妇女参政权论者打碎窗玻璃而入狱；是一个H·G·威尔士所描绘的“新女性”女主人公一样。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十分慷慨，常帮助受苦的人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但其实是个笨蛋。
两个人在每件事情上总会有连续而且激烈的争吵，特别是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记忆里有几个场合；我印象中雅各布斯太太经常带着从学校“抢”来的孩子来我们家，藏匿起来。
他们在伯克姆斯特德郊外一座大的叫做比奇克罗夫特的现代房子里居住。雅各布斯是当时收入最高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但是他们的繁荣却没有带来一点舒适，因为雅各布斯夫人认为作为妇女参与家庭管理是有损她的形象的。性别的区分对于她以及那些和她有类似想法的人来说，就像是她的孙子女辈对种族和肤色的区分一样遭人反感。甚至母爱都被看作是一种殖民，男人靠剥削女人获利。在威廉·怀马克更有序的世界中，女人还要承受分娩之痛。
在所有家庭中，孩子总会站在母亲的这一边。巴巴拉在她第一次来与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接受了她所有的观点。只有一两年之后，雅各布斯太太为了通神学而放弃了政治学，巴巴拉才开始怀疑母亲是否也容易犯错。
在之后的两年期间我去过比奇克罗夫特很多次，雅各布斯家里的人也经常来我们家。他们开始取代罗兰家成为我的假日朋友。
这段时间在伯克姆斯特德有一个和我相同年纪的男孩，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有名的朋友，他叫格雷厄姆·格林，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雅各布斯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那里上的学。他父亲和雅各布斯认识，但我在伯克姆斯特德参加的所有聚会里没有见到过他。这并不足为奇，只是可能会引起那些喜欢钻研小说故事来源及其构思过程的人们的兴趣。
我觉得我在小雅各布斯面前摆架子，把住宿学校严酷的生活和他温和的走读生活比较。然而这些吹嘘的话一定在伯克姆斯特德学校传播开了。格雷厄姆·格林对这一过程自己都没有察觉。但是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小说里，当他希望刻画一个衣衫褴褛对小公学没什么特别多感情的人物形象时，他就会将这种感情归因于蓝星。我是他在蓝星唯一比较了解的一个大孩子。我们俩都看不出我和他那些悲伤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小雅各布斯说有些事会间接或次间接地产生。
雅各布斯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妹妹，她皮肤比较黑但很漂亮，年龄比我小一点。我和她的友谊与我和巴巴拉的完全不同。她不会教育我，而是会十分尊敬地仰望我。在比奇克罗夫特有一个大的音乐室，里面的橡木地板很光滑，当地舞团经常借用这里。在这里有一种不定规则在黑暗中玩的小孩游戏。玩的目的就是要让一方从另一方的队伍中爬过去到达尽可能远的地方。在这光滑的橡木地板上，我和她互相追逐、摔打，有时则默默地紧紧拥抱、滚成一团。年纪小点的一看到我们被抓或逃跑，就兴奋得哇哇乱叫。我们就借口在打架。虽然我们从没接吻，但能够紧紧相拥就足以令我们欣喜若狂了。总之那份暧昧一切尽在不言中。游戏过后，灯亮了，我俩相视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每次不是她就是我提议要玩这种“暗中”游戏。
我和巴巴拉从未有过身体接触。我发现她是我在蓝星缺乏的一类朋友。同时我们一同探索了伦敦，之前我们谁对伦敦都没有任何了解。我们花费一整天在无计划地远征，随机搭上公共汽车，非常惬意。对于现代伦敦人来说，他们排长队，然后在有软座但却吵闹的沙龙里挤来挤去，对我们这样踏上开心之旅的更开心的一代人一定很奇异。那个时候公交车随叫随停，但年轻人以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跳上跳下车为豪。从露天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不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去，下雨的时候就在座位后面系一块油帆布遮一下，因此对城市的地形也很了解了。
我们很少观光，我在建筑学方面的品味仍然是中世纪的，但是我们参观了许多画廊和画展。我们都对后印象派画家没有任何领悟和理解，但是巴巴拉对这些画很有同情，感觉它们是属于她那一时期的。有一些作品是美学转换，当眼睛看惯了传统的风格，突然看到了新发现，在那些以前看起来丑与乱的当中发现了美与意义。我从未有过那种经历。我欣赏着巴巴拉向我展示的最糟糕的作品，比如C·R·W·内文森的战争画作。我在梅斯脱维奇的木雕中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舒适，但是我承认我对未来主义学家的欣赏是假的。巴巴拉告诉我她觉得徒步旅行很愉快。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一本名叫《绘画》的杂志上。文章名字叫做《立体主义之辩》。我一本都没留，文章一定很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运动的什么理论，也只看到过极少数他们的作品。看到它印刷出来我非常激动，我试着成为立体派画家，并寄给《绘画》杂志的编辑，建议他下一期应该把我的画放进去。那是我最后一次拥护毕加索。画很快就被退回来了，留言说我的作品不能算作一篇“文章”，而是一封“信”。
在这次被拒绝之前我和巴巴拉在原来的日间育儿室的墙上贴满了立体派的画作，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有的角度给缩小甚至变成平面的了。把这些画给那个马克·盖特勒看了之后，他很难用和蔼的语言来评论，他说我们的原创中运用了太多颜料————磁漆、油画颜料、黑色涂料以及海报颜料。
我很快又恢复了模仿十三世纪的手稿，画得尽量像比亚兹莱。
在青年人头脑的空缺中，相互矛盾的原则是可以做好邻居的。从比亚兹莱到埃里克·吉尔没有太远的距离，而且我对他的木雕有了持久不变的喜爱。我对他的教义没有兴趣，更喜欢巴巴拉介绍给我的塞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把它看作智慧的源泉。我没有研究过罗斯金的作品，但是我在某个方面吸取了他大量的观点；不管怎样，那些对他来说如同诅咒的作品我都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学习过，并且我的思想被一个观点所支配，这个观点就是所有的现代画作都是违背罗斯金的法规的。我在两个观点之间止步不前了，想着更加卖弄地把新的观点表达出来。实际上巴巴拉说我是审美伪君子。很多年后我才承认，巴黎画派以及所有由它衍生出的画派都是我憎恶的。或许巴巴拉是在摄政公园从《经济学家》上读到这些的。她比同时代的多数女孩对这样的主题都了解得更多。而我却对其一无所知，只是从她这里学来一些专业术语，在之后的不少年间冒充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他一些场合里我主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无政府主义以及世袭的社会等级。）我的愿望是能在巴巴拉完全无知的地方让她震撼。她公开信仰不可知论，对穷人充满了慈善和同情（虽然她对那些穷人了解很少，比起我母亲来说要少得多），坚信人类的完美性，渴望社会的平等；我公开信仰基督教，对工商业资本家不屑一顾，很喜欢证明他们就是反面人物。
复活节假期因为我哥哥在进攻鲁登道夫时“失踪”的消息而格外黯淡。父亲备受焦虑的折磨，而巴巴拉却十分平静。后来有电报出来的消息说他被关进监狱了。即使在胜利的时刻，父亲依然恐惧德国人会不会屠杀他们关押的囚犯。俄国革命的胜利对巴巴拉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她确信德国军国主义已被摧毁，乌托邦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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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中的重要人物。
(2)原文kaiser，意为德国皇帝。
(3)英国著名建筑师。
(4)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著名长诗《海华沙之歌》。海华沙为奥农达加（北美印第安人一族）领袖，曾组织易洛魁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