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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我正在一位无比沉闷的年级主任的指导下读五年级初中，这是经典教育模式的中间阶段。人们热烈庆祝停战事件。一切近在咫尺的惩罚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教堂里的赞美颂，燃起的篝火，寻乐的人群，欢声笑语和铃声悠扬。有些狂欢者做得有点过火了，我不记得是朝着什么方向，反正他们要么向消防车使坏，要么往篝火里扔杂物；或者二者兼有，把消防车扔进了篝火里。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我对波尔比先生的口头表演记忆犹新。他在礼堂里向我们做了演讲，谴责道：“肮脏的把戏，我重复一遍，肮脏的把戏。”他说着这话的时候，眼睛瞪着一名粗野的孩子，他正对着附近的桌子得意地笑呢。“巴尼斯笑了。好了，巴尼斯。现在我们知道巴尼斯的理想了。”接下来他不停地说明这种暴行的耻辱，而“但是巴尼斯笑了”就像斥责的叠句似的不断重复。
这实在是一场绝妙的演出。
我哥哥在圣诞节前回家了，那段假日是我生活中最为开心的部分。我回到蓝星，发现迪克·哈里斯做回了住校导师的老本行。有许多年轻的男教师和他待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J·F·罗克斯巴勒，关于他我本来有许多想说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内战。
当寇松勋爵向上议院发表获胜宣言，提到“这个世界的伟大年代重新开始了”的时候，他表达了对于国家的感情，并从蓝星的铜墙铁壁上得到了回音。自此之后，学校的设施和福利都得以持续改善。
贪食，男孩儿们的热情所在，又重建霸主地位。寻常的糕点重出江湖，往后的精蒸佳肴或是葡萄酒香，都无法与吃糕点的粗糙而简单的快乐媲美。从前食品商店不定期限量出售水果和燕麦饼，如今全成了“生奶油核桃”，“奶油片”，冰棒，以及各种各样的点心和巧克力。我们胃口大好，苦于囊中羞涩。大多低年级的男孩都有每学期一英镑的零花钱，但是不消一会就用完了。当还有余钱的时候，我们便大快朵颐。对于学校里三分之二的人来说，除草机和玩具盒————我们用来存放家里寄来的食物的地方————是唯一可让我们狼吞虎咽之地。对于学校里较高年级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而言，他们还有各种消遣方式。最低级的是，周日高年级生在宿舍房间里的“下午茶”。每个成员轮流上阵，得意洋洋地开始竞争。首先是烤脆饼，拿上八个或者更多，向下滴着黄油。我们从那儿迅速地转移到蛋糕，油酥饼；要是应季的话，还有草莓和奶油；直到六点，我们才脚步踉跄地回到教堂，吃得昏昏沉沉。学生舍长每天都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享用由当值新生奉上的茶点；这事关他们的尊贵，他们不大张扬。在这当中还有“铿锵小组”，五六个男孩自发的研究小团体。在那我们个个儿都装成美食家。偶尔会有来自伦敦的鹅肝酱与鱼子酱，我们啜着茶，就像一圈少女那样优雅。后来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北边开了一家商铺，售卖种类缤纷的中国茶。我们预定了零点二五镑的茶包，毕恭毕敬地品味，并谈论其质量，正如我们后来评论红酒一样。我们一丝不苟，等待茶壶充满蒸汽，茶叶浮上水面，才加滚烫的热水。我们没用牛奶和红糖。但是执行了所有仪式，展现了所有精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大吃特吃同样的食物。果腹就是万岁。
1919年的学校生涯愈加快乐。
但是伴随安宁而来的，是间断的按照正常（或非正常）频率的晋升。表现好的男孩留下了，正如他们在战前那样，直到他们满十九岁。只有那些不太可能会得以提升的人，才早早地离开。如此一来，特别是在高层方面，便形成了一群滞留不前的不负责任者。获得官方认可地位的第一步是“安定下来”；这最顶尖的八名男孩在宿舍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信，在他们之上是“铿锵小组”，以及六名学生舍长（在他们当中，有一两人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我和朋友们发现我们一年来都在通向飞黄腾达的路上停滞受阻，倒也安于现状。在这极具颠覆性的阶层当中，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我们是“左翼分子”。首领就是富尔福德、我、还有鲁珀特·弗雷姆林————这家伙很善变，他父亲还被误传为丧身虎口。他交替着容光焕发和闷闷不乐状态————即“弗雷姆林的王国”————后来演变为抑郁伤感。他大学还和我们在一起，后来非常年轻时就死在了非洲西部。
两个学期之后，迪克·哈里斯从学校调走了，并得到了他自己的学校。我们将这变动视为丧亲之痛，一点也不喜欢他的继任者，觉得他狡猾极了。在我看来，这个继任者如此狡诈，这职位对他实在太大材小用了。他对于我们的性格有着天才般的关注和了解，并且对我们满怀善意。但是他实在是反复无常又好奇于隐私。我们称他为“蹑手蹑脚者”和“王牌大间谍”。我日记里的许多章节，都记录了自己在断然拒绝他的殷勤示好时的荣耀心情。当然，我很快就会产生千千万万的对他感激不尽的理由。但是，在失去迪克之后，我们就像在女校一样爱使性子，我压制住自己对他的信任和仰慕。
我在校的最后一年，他的继任者是一位固执的牧师，我总和他发生争执。
要详细描述我在蓝星最后三年中不同阶段的进步，实在是冗长烦闷。我把它们记在了上文提及的日记中。在学校时我几乎每天都记日记，在家里时却不太频繁。从1919年9月到1921年12月期间，我把它们记在了一套有封皮的练习本上，我称之为“蓝皮书”。我离开学校时，把它们装订了起来，直到最近为了写自传才看看它们。我发现这些日记难以阅读。许多年轻人的日记都幼稚、陈腐而做作。我的日记也不幸落入窠臼。每一部分的封面都有一段引言：“头脑满是狂风与盛怒的疯子所说的传言，什么也不是”；“就像玩牌一样，我们虚掷年华”；“我必须说，在这之后，我的生活体会良多”，如此等等。但是读得越发深入，我的羞愧感就随之而来。如果我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自己，那么我便是一个自负、狠心、恶毒的人。我愿意相信，即使是在这本私人小说当中，我也在掩饰着自己更为宽容的本质。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当时荒谬地认为愤世嫉俗和心怀怨恨是成熟的标志，我希望如此。但是令人恼怒的事实就在这儿，句句相连，页页相接，全是卑鄙。我不认得写下这些的这个男孩。我相信我曾是一个热心的孩子。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的情感虽然有限，但浓烈而持久。在这些书页中流露自我的那个青春期男孩，不仅看似冷酷，而且缺乏真诚。这或许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神纷扰的后果。
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开始结识其他朋友。当中有两人已经从政。一个是汤姆·德赖伯格，曾有一段时间他是工党的领袖，一名保守谨慎的古典主义者，身材瘦削、脸色蜡黄，戴着老式的钢圈眼镜，对我信仰的国教高教会有着极大的热忱。
另外一人我们称之为“阿超”，因为在他第一学期的时候，每当我们问及他是否对政治有兴趣，他总是回答“超自然地有兴趣”。他在两年后才来到蓝星，在这之前他在达特茅斯。在1919年的时候，由于海军裁军，许多前海军学员的生命都在十六岁这年遇到了转折点。他们的航海教育与公学的课程并不适合，而他们的年龄也与入学的资历不相吻合。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二来到了蓝星，并且企图圆滑地适应艰苦的环境。阿超并未如此。他这人非常浮夸，异常精明，就像P·G·沃德豪斯小说《麦克》中的主人公珀史密斯沦落在塞德雷那样，他沦落到了蓝星。他在迪克·哈里斯的宿舍，并通过把迪克描述为“本质上是个好心肠的家伙”，来诽谤我们这些崇拜迪克的人。他的话语，带有愚弄之意，言行极为浮夸，这些到了他的后半生都成了习惯。但在十六岁的时候，这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名保守党派者，从此他在上下议院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我首次结识他时，他宣称信奉社会学、无神论、反战主义以及享乐主义。
在辩论社团的会议中，高年级生允许参加，但是只有六年级生可以发言。阿超提议为其他的五个年级组建一个社团。他需要从学校更具威信的男孩那儿得到支持，于是他从富尔福德和我那儿寻求帮助，并且打消了我们传统的疑团。我们兴高采烈的讨论不断发展，扩张成为一个我们称为“乐事”的社团，这个名字是我选的。最初我在日记本上写成了“乐是”，然后又写成了“乐亊”，最后才拼写正确。
阿超组建的政治团体，富尔福德组建的文学团体，和我组建的艺术团体蓬勃发展。迪克·哈里斯作为赞助者，授予我们使用各种课室开会的权利，而会议则是由我们自己全权操控的。我们面向整个高年级生招募成员，并且细细审查纷至沓来的申请表。有一些人加入了，或者希望加入所有这三个团体。热潮持续了一年，在这期间我们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于彼此之间的讲演和诘问，无论是在辩论中，会议中，还是选举中。
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我们邀请别人来为我们演讲，但这并不是我们社团的重头戏。我们希望的不是学习，而是说话。用更为绕口的话来说，就是一股潮流，用雄辩来推翻我们坚信不疑的信念。我们辩称，任何人，都可为其青睐的事物寻求一个理由；然而，要为敌手寻求论点则是聪明人的所为。罗纳德·诺克斯在《精神上的埃涅阿斯纪》当中说到，作为一名本科生，他“通过为毫无根据之事进行辩护，而赢得了名声”。
“我曾经有一次，”他写道，“多亏了赞成或反对同样观点的辩手不足……我在一群求真若渴的听众面前口若悬河地演讲，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便是，人们对不断灌输的观点显而易见地感到厌恶。你们在接触任何事物的过程当中学习，从而迅速寻求新颖、原创、怪异的观念，而非直白的道理。”
把我们的学生社团与处于大学黄金时期的本科生作比，显然不合常理。但是，事实上，正如诺克斯判断的那样，我们的确饱受同一痛苦的折磨。
作为一名传统观念的攻击者，我让另外一个社团的同龄男孩如痴如醉、受控于我，而他之前一直都循规蹈矩地过着应该过的生活。我对他的忠诚大加批判，尤其是他对于我的臣服，尽管我内心对此得意不已。他非常信任我，而我总是一副恩赐和讥讽的态度。他向我朗读了一首颂歌，这与《古今颂歌集》极为相似：
您粉碎了我所有的膜拜伪偶像，
赋予了我全新的教条。
您将我从梦中唤醒，
彻底从南柯一梦中摆脱束缚。
有些人天生将成就大业。
他们的前途之路平坦、笔直。
而我前路未卜、严峻弥黯。
给我指引，以免我误入歧途。
最后作结：
为了您我放弃所有的挚爱，
曾经的友谊变成了诅咒。
请将您的知识毫无保留传授与我。
我唯一的要求，我的朋友，请对我公正。
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些话语，并且评论道：“影响如此之大，诗歌如此糟糕，实在让人尴尬不已。”
我不相信我曾经招致过这位对我推崇致敬的人的诅咒。他从前社团的一些同僚可能得对他另眼相看。他崇尚自然，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便把这崇敬献给了J·C·斯奎尔爵士。这位先生鼓励他玩板球，引导他酗酒，与我相比实在是一位更为和蔼和有效的教练。
毫无疑问，这些智力活动对于一名十七岁的男孩而言，实在是消耗旺盛精力的绝好方式。除此以外，我和我的朋友们也能够以别的方式寻些乐子。
我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是“左翼分子”。但让我感到矛盾不解的一点是，我在阅读日记的时候，对于我们曾经的恶行，留下的印记全是威胁和算计，而无关振奋与鼓励。
在学生宿舍里，对于任何一个让我们看不顺眼的人，都不会让他好过。不过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恃强凌弱的霸王。对我们的学长，我们毕恭毕敬。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群体，随时准备击败我们的同龄人。
在学校里，让人垂涎三尺的并不是才华卓越而是受人追捧。有一个军校班的男孩，他是健壮的长跑运动员，得到了晋升并且成了舍长。但他并不那么受人欢迎。我想他后来可能自杀了。他本来在蓝星就读的时候就应该选择此路了，因为我们总是在不违反规章制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羞辱他。我们称他为“粪便”，不为什么。一次，这个高大而绝望的男孩在漆黑的走廊里靠近我，说道：“如果你能不叫我粪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可以帮你打任何人。”我回答：“哦，好啊，打你自己吧，粪便。”
还有一个很胖的男孩，我们称他为“大屁股”。他总是因着自己的富有而装腔作势。为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富尔福德和我作了一首歌，形式参照《德比郡的公羊》(1)。目的是羞辱他的大臀部，他的贪食，他在有事之前总要先晃动的个人特征。一个学期的第三个星期天，当所有新来的男孩都得站在桌上并且唱歌的时候，我和富尔福德在所有人以及可怜的“大屁股”面前一跃而起，大唱这首歌。他现在和我同属伦敦的一家俱乐部。对这样的过节我们并不怎么计较。
在个人魅力排行榜上总有些小小的变动。但是在社团里，我和朋友们实际上控制了人气的热度，要么顺其自然，要么从中作梗。在这些种种的纷乱中，我内心埋藏着深深的恐惧，即在某一个时刻，我很有可能会从受宠的地位坠下，然后成为被众人嘲笑的对象，就像我在第一年时的情况那样。
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嘲笑“恶臭”，表达我们的厌恶，并且保守地说我们还每周重复一两遍。我们认为科学家是低级的社会物种，因此我们自负地嘲弄这些科目的老师。每当在实验室引起爆炸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到无比纯真的乐趣。这些人妄想在玻璃制的天平中，通过砝码制出圣洁之物。我们不能用手指触碰它们，以防我们破坏了精确性。我们常常在煤油灯上加热砝码，然后把它们扔入盛满冷水的烧杯中，任由其吱吱作响。
但是主要让我们心生不悦的是军官训练团。我们假装自己受到和平主义的极大振奋。实际上原因只是，这能让我们免于重罚。我们当中的一人，从列队中装病离开了，但忍不住从更衣室的窗户里朝楼下院子里正监视我们的长官身上扔了一块肥皂。这名男孩受到了惩罚，因为他作为一介平民却冒犯了上级。但是论及罪行时，唯一能够对其施行的惩罚却是在连部办公室让违反军规者进行列队行进，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一次我们整个排跌倒了，脚上一只靴子擦得锃亮锃亮，另一只却满是泥泞。通常我们会在训练时装作无能，或是掉掉步枪，转向左右不分，或是四人行进前后不齐。实战训练时，我们或是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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