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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是走神那样地喃喃自语,而是炫耀地大声对假想的听众朗诵一般。他在经济上从没有过拮据,但他每签一次支票都会大喊:“这么多钱我从哪儿弄呢?它们会毁了我的。它们会让我穷死的。”他没有过狂怒,但却经常会被激怒,在享受、娱乐、感激和爱慕的情绪方面非常地奢侈。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父亲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在表演方面的天赋都是我青春时代的财富,这些也在我一生中不断结出果实。他用精准的语调大声朗读,我所听过的朗读方面能超过他的只有约翰·吉尔古德爵士。八年里,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家,他都会给我、我哥哥还有在家的其他朋友读他喜欢的作品,通常是读一个小时或者多一点,以莎士比亚、狄更斯、丁尼生居多,也有勃朗宁、特罗洛普、斯温伯恩、马修·阿诺德。一般都是为了娱乐,如《反之亦然》或《小人物日记》。有时会读一些他年轻时流行的剧本,比如《地方法官》,《快乐的奎克斯勋爵》,《学校》,《真诚的重要性》。读着读着他还会在房间里面踱步,仿佛是在体会这些人物在舞台上的样子。如果完成得不太好,父亲这个个子不高、过了中年但依然强壮的身体会去十分生动地模仿一些忘了名字的喜剧里面的女主角,十分可笑。实际上他的朗读十分令我们着迷。但我记得自己更喜欢他坐在扶手椅上,在红色灯罩的灯光下,身旁的桌子上有一小堆书;然后,他会避开所有的手势和戏剧效果,让这些台词的魅力自己呈现出来;他还会给我们讲述台词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快就记住了。他给我们读的东西并不深奥。他所喜爱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从相似的诗选中选出的,或者是和他同时代跟他是朋友的作家的作品。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听,就像是做礼拜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诵一样,其中的美,其中的意义都自然地显现出来了。

    通过背诵这些英语的散文和诗句,其中大量的词汇、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深深地浸在了我年轻的脑海里。因此我从没把英国文学当作一门学校的课程,分析的材料和历史的整合,而是一种自然的快乐的来源。这样的遗产是无价的。

    父亲活到了七十五岁,下面的这几行话是他经常聊以慰藉的:

    感谢上帝,在神经腐烂

    肌肉干枯的时候,

    头脑里人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坚持了近七十年。

    二

    我曾尝试过勾勒出父亲在家里时的性格。现在我必须写一些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他的职业。

    在他从新学院毕业后的十二年里,他在伦敦拥有了自己谦虚但受人尊敬的地位,人们称他为“文人”。

    这一职业分类,就像是女仆一样,如今几乎要消失了。它包括喜欢书的人以及所有和书有关的人;包括有着良好语言能力和对英语语言有着敬畏之心,竭尽所能去使其免遭玷污和误用的人。他们的目标要比朝生暮死的新闻业更高,但是对文学又太过尊重,假装文学能够永生不朽;他们认为“作家唯一的功能是创作出杰作”,因此受到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的严厉叱责。埃德蒙·戈斯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如今,那种声势浩大、文雅流畅的潮流已经被分割了;时尚报纸的记者采访作家而不对他们的作品作一综述;电视的出现更加吸引人的眼球;还有一些国家训练出来的职业的批评家,他们语言尖刻品味刁钻;还有一些冒充者,穿梭于一个个国际代表大会之中,讨论着当今社会作家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但这些人根本就写不出好文章。父亲从没用上过电台,除了自己广泛的阅读和宜人的品味外没有准备批评,而且从没参加过任何一个文学会议。他写过传记,散文,书评,随笔,诗歌(吉柏特派的,丁尼生派的以及奥斯丁·多布森风格的);他为出版商审阅过手稿,编过权威著作的新版本,并且给向他咨询意见的作家回信时从不吝啬。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他收到了一份查普曼及霍尔出版公司总经理职位的邀请,并且接受了它。那是一家权威但却衰老了的出版公司。从那以后,这就成为了他主要的职业,在我小时候他都是每天早上八点半出门,直到下午六点才回来。他依然坚持在写每周的书评。一战期间,《每日电讯报》减少了其文学方面的版面数,于是他就每一季度写一篇更长一些的文章,这些组成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集《传统与改变》;在当时,据我所知,从没有一个人置疑过他这种出版者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合理性。

    后来他离开了出版者的职位,给人留下了他开心、忙碌地生活,一心投入工作的形象。回家后他总是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了,经常用“被迫”来形容自己。“亲爱的孩子,刚才我是多么的被迫,他们一整天一直围着我,逼迫着我。我不知道该在哪里转弯了。”

    他工作从不耽搁,有什么需要做的他都去做。如果是不喜欢的工作他就会赶紧把它做完。

    查普曼及霍尔公司在科芬园(伦敦中心区的广场)的旁边有一处房子,面朝着汉丽埃塔大街,后面是梅登巷。父亲的房间,同时也是董事会会议室,占据了一楼大部分的地方。在他下面是一些职员,有的坐在高凳子上,有的负责打包,也有的坐在柜台后面直接售书给卖书的男孩,有时也会售给一些私人顾客。在他上面是他的秘书,以及负责“技术”部门的年轻人。父亲和所有的作者、艺术家、印刷商、装订工面谈,最后自己设计广告。他通过一个管道向勤杂工吹哨,告诉他自己要和另外一半的办公室的人交流。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留着胡须,只会讲一种语言,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炉口,就在楼梯的半中间。他最初被介绍来做狄更斯的石膏半身像的,并且不能被驱逐出去。他在那儿的一个小炉上经常制作许多辛辣的食物。

    公司每年的股东会议,通常只是一种形式,但却让我父亲痛苦整整一周,担心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他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并不长,并且总是早于所有的员工来到。一战爆发后,他开始喜欢回家吃午饭,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省,他十二点半离开办公室,两点之后再回去。夏天他通常四点就下班走了,在回家的路上在伦敦大板球场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冬天他经常会进到隔壁一家名叫“豪华电影院”的影院里。他所写的大多数私人报道都是在办公室里写的,并且他从不会让公务打扰自己的私生活。他拒绝在家里安装电话,怕“他们”会“逼迫”他。

    不可避免,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图书界的。查普曼及霍尔公司的许多作家都成为了他的朋友。有整整一架子的书是专门献给他的,这其中有他帮助过指导过的外国作家,还有W·W·雅各布斯,J·C·斯奎尔,奥斯丁·多布森,E·V·卢卡斯以及其他一些不需要鼓励的作家和一些不是他出版的作家。但他从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去他家里或者俱乐部里,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或代理商;同样,他也很少去参加聚会,不期望在那里认识更多的名人从而丰富自己的人际圈。

    霍尔公司利润最大的客户之一是一家美国科技出版公司,他们为这家公司在英国做代理。父亲觉得这种联系有一些阴暗,并且美国公司的代表还不如一个二流诗人值得关注。科技书籍他理解不了。那些美国客户的到访,仅仅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交换一些礼节,然后移交给一个负责科学教育类的年轻人降级接待,对这个人他一直都把他当下级看,从没把他当同事看过。他从没邀请过那些赶了三千英里路程给他带来生意的人去家里坐坐。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就是一个疏忽大意的人,但在他工作的时候,他独自处理着现在需要四五个“执行官”才能完成的工作,并且在他所从事的行业里面他深受爱戴和尊敬。当出版界圈子形成的时候,他被选作第一任主席,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查普曼及霍尔公司才得以有以下庆祝的韵律:

    各位先生,查普曼及霍尔公司

    从不发誓。

    查普曼先生同意就是同意

    霍尔先生的拒绝就是拒绝。

    随着比我出生略早的那些人的文学性回忆录的逐渐出现,我很高兴地一次又一次发现他的和蔼与慷慨的证词。他不嫉妒任何人;向他求助的人没有他不鼓励的;他并不总是精明睿智,但却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感激和爱慕。

    三

    作为一个评论家,父亲最大的动力就是他深深地热爱他所真正热爱的对象。他不为势利所动,不会承认自己看不到的优点。他不懂德语,看法语也不自在。他脑子里面深深地印着英国文学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传承来的想法。读诗,他读的是诗的旋律、思想表达的清晰程度以及“观点”。“感情,”他写道,措辞比较晦涩,“如果没有感情的话诗歌就太贫瘠,诗歌自身包含了一种间接提到它所能唤起的人们的情绪。诗人从人们已知的情感中发出一种,然后再用普世的观点来验证它。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观点是一首诗的萌芽;真理和观点的普遍性是一首诗好坏与否的验证;由于诗歌是从观点退回到情感上来,又从情感深入到情绪,诗歌越来越多地从有利地位退去,而这个时代的经典诗歌正站在那里的顶峰上俯瞰世界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觉得当代的评论家很少有谁会对这一观点持有完全的异议。

    父亲的局限在于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辨别出他所喜欢的品质,除非是以他所熟知的形式呈现给他。他很少被那些伪造的作品所欺骗,但同时也有很多真实的作品被他漏掉了。艾迪·马什选编诗集里的“乔治亚诗人”似乎大都非常大胆但却无法完成革命的重任。他认为T·S·艾略特和他的同行们明显很荒谬。

    “威尔弗雷德·吉布森先生,”他写道,“明显将英国古典时期的黄金法则抛弃在一边……拉塞尔斯·阿伯克龙比先生的无韵诗更加粗糙,音调不太悦耳……沃尔特·德·拉·梅尔的目标是比阿伯克龙比形式更加简单的幻想,一遍遍任性的做作和笨拙的倒装损坏了美好的想象……薄弱的想象被笨拙的格调所破坏……鲁珀特·布鲁克先生渴望以一种醒目的方式说出一件事,震惊了文学纯化论者,他们的关注甚至违背了他的意愿。”

    在另一篇随笔里他写道:“D·H·劳伦斯先生的艺术竭力想要坚持的是沐浴重要的想法。现在”(1917年)“他的幻想已经在一张恶臭的情绪温床上半睡着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阳刚之气的幻想,但似乎……被遗弃在了垃圾堆里面。也许一些充满生气的,高贵的,有人性的经历能够帮助拯救它的心灵。”

    1916年父亲被《意象派文集》所激怒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那本书的序言大力主张传统美德,引用了弥尔顿、德莱顿和阿诺德的话作为选集中作者的前辈。他写道:“意象主义者,我们被告知,他们的诗歌主要依靠的是节奏而不是韵律。他们将节奏定义为‘流动和节奏的完美平衡感’。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被称为暴力改革者了;埃斯库罗斯合唱队依靠的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斯温伯恩的抑扬格。”

    艾米·洛厄尔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砰!嗙!咚!

    裙子,

    袜子,

    鞋子,

    精神错乱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骨。

    这诗句并没有传递出弥尔顿、德莱顿和阿诺德的传统。

    关于T·S·艾略特这个很有名气的诗人,父亲了解的并不多,或者说仅仅是将自己知道的一点草草记了下来,他写道:“家里厅堂的一个经典的传统是在宴会最高潮的时候将一个喝醉的奴隶和家里的儿子们一起展示出来,他们为这不光彩的姿势感到羞愧,为了摆脱这种羞愧,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永远不被引诱到如此可怜的境地。这一传统有它的优点,因为这样现实的例子要比大量的说教和训诫更有助于年轻一代的智慧培养。”

    这是他为未来学院里偶像作用的预言。

    我引用他的这些判断,为的是展现父亲的局限,以及他对它们的忠诚。它们不是他所特有的,因为他的嗜好都是倾向和蔼的。只有当他看到他心爱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他对英语诗歌的概念,他才会义愤填膺。新词新义,新闻用语,伦敦腔以及伪造的韵律学都会被他审查。如果能看懂文章的精彩之处他会为之鼓掌,那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了。他审查时通常的习惯都是去发现作者想要做什么,这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为作者行文的成功而喝彩。收到作者的感谢信他非常高兴。“我想我找到了那本书的心脏,”他会这样说。“作者写下来告诉我了。”

    他由衷地喜欢书,如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品味了。我从没听到过他像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抱怨书评是降低身份的苦力。他唯一的抱怨就是编辑给他可选的范围太小了。他对每一本书都由衷地期待能从中获得乐趣,哪怕是一所公立学校校长讲话的选集。

    他自己写作,像他做其他事情一样,都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完成。他能像写信那样迅速地写出规律而且优美的诗体。在他的散文中他语气简单易懂。他从不写会有损他名誉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几次,他也不会写纪念性的东西。他自传中对那所位于巴思的由老妇人主办的家庭小学的描写就是他最开心的锻炼自己有限能力的例子。他的伙伴是E·V·卢卡斯,现在估计也跟他一样被人忘记了,不过在其生前却比他有名。卢卡斯身体条件要比父亲好,而且很少顾家,因此他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交圈。但是两人读书的品味和能力却是几乎相同的。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还曾经计划合作完成一项工作,但我父亲没完成自己那一部分。这也就成为了《毕墨登名人轶事录》。

    我父亲从没渴望过更高的地位,他也从未因自己不够优秀而心怀抱怨。他最原始、最主要、最本能的目标就是成家。

    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就有些单调乏味。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多么地应该感谢他为我们创造出的稳定的生活,虽然我只是朦胧地理解了,但比起那些不如我幸运的人来说已经好多了。

    * * *

    (1)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

    (2)狄更斯名著《荒凉山庄》中的一个阴险角色。

    (3)典出马修·阿诺德的诗篇《最后一句话》。

    (4)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豪斯曼最著名的诗集。

    (5)英国著名玄学派诗人,以其宗教诗集《通往圣殿的台阶》而闻名。

    (6)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此战胜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此次战役为其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打下了基础。

    (7)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名剧《屈身求爱》中的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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