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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前文提到过父亲，但一直没有单独对他进行描写。我对他的观察是缓慢的，并且理性和判断力也随之提升。和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年，已经很难回忆起他在任何特定年龄时的确切样子了。
正如我在前文中说的那样，童年时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一个侵入者。他总是在一天最高兴的时候从前门进来，用冲破天花板的声音叫道：“嘿！嘿！我妻子在哪？”母亲就这样被叫走了。（我最大的孩子对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个穿着军装脾气怪异而又容易生气的人，在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她奶奶家休假，现在却又出现在她和表兄妹们玩耍的窗户下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来人把这些小孩儿带到别处的草坪上去吧。”）
许多男孩子都觉得自己的父亲像英雄一样强壮、灵巧，像猎人一样英勇，并且精通各种机器。可我父亲却不是那样的，并且我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他。他总是焦躁不安，而非积极主动。他的职业在我小时候看来是不光彩的。我应该更尊重一些像我叔叔们那样的士兵或者水手；抑或是有建筑方面的兴趣，会做木工活的人；再或是那些用会割到脖子的剃须刀刮脸的人。
我出生那年他三十七岁；我开始留心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在自传中对那一段日子是这样回忆的：“我一定是在伦敦跟我同龄人中最年轻的。”而我却觉得他很老。
小时候我经常惹怒他，年轻时曾有一段我让他焦虑甚至绝望；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对我来说我越来越欣赏他的品质，并且和他在一起的乐趣越来越多。
父亲个子不高，我和哥哥也都和他的身高差不多，但我们都没有父亲长得帅。他灰色的眼睛很大，有着雄辩的口才但又不乏仁慈幽默，浓浓的眉毛和头发，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都变成了白色。他曾经身材消瘦，但大概在我出生那时他的体重开始上升，直到最后变得体态臃肿，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都是比较胖的。在穿衣方面他比较传统，也比较整洁，但即便是他在穿衣方面比较讲究，性格也很随和，他还是坚信自己很丑。他不喜欢照相，如果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样子就会立即避开，用《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声调喊道“哦，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样一些强烈反感的话语。
他晚年出现的一些错觉又因为他自己说的话而更加严重了。就像他在科斯利的祖父一样，他经常谈及自己快要死了。他常常称自己是“不可矫正的维多利亚人”。这些年来他一直被这样的病症所困扰，有时还患有哮喘和支气管炎。有时他说自己呼吸时感觉很“紧”，有一次问他身体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很令人吃惊，他说：“今天感觉好多了。昨天一晚上紧死我了。”
我对他早期的记忆是他饱受痛苦地喘气、咳嗽。在那时候他总会引用各种各样的名言，向天堂呼喊请求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汉普斯特德看自己的墓地的时候感到非常满意，心里忧郁的感觉得到了简短而快速的释放。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总是非常快乐。
他天性好交际，殷勤好客，但在大型聚会上他却并不感到快乐，不愿在一群比他富有的人中走动。他不打牌，不下棋，除了板球之外对任何竞技类游戏都不感兴趣，板球也是在我出生前经常玩。但是对于所有的理论性的和表演性的游戏他都非常在行，因为这些游戏需要随机的创造性。
他喜欢把自己放在一群普通人中说话，那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他那生动的谈话上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听力逐渐衰退，他一个人的时候感觉最开心。他深受年轻人喜爱，从他们那儿赢得自信，从他们的激情里得到精神上的振奋，他很喜欢和年轻女孩保持一种亲密但非情爱的关系，通常是和朋友们的女儿，每天都会和她们见面或写信，为她们写诗，送一些小礼物。除了这些连续的钟爱的目标外，他会对认识的大多数人持一种亲切的嘲弄态度。
我觉得他有点怕埃德蒙·戈斯(1)，这位亲戚也是他刚到伦敦时的导师。他会激动地期待戈斯并不经常来的拜访，出钱到汉诺威特勒斯那里吃饭，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但他总会兴致极高地回来，说自己度过了一个绝好的夜晚。
我很鄙视戈斯。他那种优雅的取悦他人的艺术对小孩来说并没有效果。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打招呼时说道：“你带着腿去哪里呢？”那时我大概有八九岁，我傲慢地对他说：“我想去哪它们就会带我去哪。”
“年轻人真有自信！能够想象出一个可以达到的目的地！”
我觉得这很荒谬，并且有挑衅的意味。
比我有更高鉴别力的会更喜欢与戈斯为伍。在我看来，他体现了作家身上所有的卑劣之处。我在调查他和丘顿·柯林斯的争吵中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只匿名写过一本书。他在他勤勉的追随者中名声显赫，在他们中他为自己和权威人士、时尚人士的关系比和艺术家亲密而更感到自豪。不像他的继任者德斯蒙德·麦卡锡那样，他天生并不和蔼也不慷慨。他的长相令人生厌。我在小时候曾被这种装模作样所迷住。在我眼里，戈斯就是一个塔金霍恩先生(2)那样的人，步伐轻快，不引人注目，是这个大世界里坏脾气的住客，我渴望能有一个疯狂的女人将他干掉。
我可以肯定父亲从没有伤过任何人。他完全没有野心和嫉妒心。曾经的对文学方面声誉的渴望也在他年轻的时候消散了。虽然受到的批评少之又少，但他对批评特别敏感，对于每一条琐碎的消息来源他都非常感激。他对别人的赞美却毫不吝啬，对于想尝试戏剧创作以及想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否合适，他都会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他会尽其所能，只要自己的条件允许，他都非常乐意慷慨地给予别人。他渴望乐趣和爱慕的愿望很难区分开来。他并无“憎恶贵族品位”的纰缪，对权力没有欲望，也不会老谋深算。他从不存钱也不借钱。
他憎恶争论，在他看来所有的深思熟虑都有争论的可能。当出现讨论的时候，不管气氛多么和睦，而且讨论的话题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总会好像很痛苦的一样叫喊道：
“让这场冗长的争论停止吧！
鹅就是天鹅，天鹅就是鹅，
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累了，最好安静吧”
然后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里大声说：
“他们的声音盖过了你，用嘘声羞辱你，折磨你，
有你当陪衬他们才过得更好……”(3)
他的决定总是瞬间做出来，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每封信他都在收到的一小时之内回复。他回复那些不需要回复的信，比如别人收到礼物后写来的感谢信，所以如果他认识一个和他一样一丝不苟的人的时候，两个人的通信会一直持续到两人去世。
他非常勇敢，对所有的麻醉药之类的东西都十分憎恶。他拔牙从不用麻醉。我记得他有一天晚上听说有一个贼藏在花园里的时候，后来证明那是条错误的消息，他独自拿着一根拐杖出去了，喊道：“出来，你个流氓！我看到你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没有在空袭时隐蔽。
我父亲在美学方面的刺激大都是口头上的。他并没有像他的两个儿子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他也不懂音乐，不喜爱音乐。他对绘画的主题比较感兴趣。他很喜欢看英格兰和国外的风景，同时他还很喜欢建筑，因为建筑和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以及斯科特所写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并没有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渴望，老实说他更喜欢其生动的形式。
他不是那种有着坚强、一致观点的人。
在政治方面他说自己属于托利党，但是因为他住在保守党选区，他不参加民意测验，除了和当时所有人一样对诺斯克利夫、劳合·乔治憎恨之外，他还是一个温和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什么政治准则。我从没听他说过当时的任何争论。他对经济、外交方面一无所知，并且一听到这些就烦。他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就像在吉卜林和亨里作品里的韵律形式一样；也不反对爱尔兰民族运动，就像凯尔特流浪诗人所表达的那样；也不反对《什罗普郡少年》(4)里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也不反对天主教会，当他们通过克拉肖(5)来找他的时候。那些政治、哲学和神学领域中的普通术语在他看来都像是诅咒一样。语言就是一切。
宗教方面他信仰英国国教，在读到钦定英译本《圣经》和克兰默的《公祷书》的时候他特别高兴。他很喜欢去教堂做礼拜，因为他喜欢教堂里面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仪式用品，每周日他都去，从不缺席。他总是去最近的地方，对神学观是否存在差异毫不在乎。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一度有一个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阶段，经常去位于基尔伯恩的圣奥斯丁大教堂，我就是在那里接受的洗礼，那里也是改革运动的中心。但他对那里的教义并不严肃对待。在一群人集会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一个他认识的律师，为了赎罪，愿意被教区副牧师打。在我小时候父亲每天早上都要读家庭祷告。在1914年的8月，他终于不再每天祷告，因为这样“不再有效果了”。他对天主教会的抱怨主要是他们的教条太清晰了，而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教条里的内容。他会以柏拉图哲学的方式沉思不朽和永生。对于他所受到的道德规范教育他毫无疑义地完全接受。
我九岁的时候他给了我玛丽·麦格雷戈写的《罗马故事》。这本书里将亚克兴角(6)当作罗马历史上的最后一件大事。书上的题赠写道：
他们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伊夫林，在家再待上片刻！
如果罗马的道路吸引了你
去勇敢地行事，无畏地战斗，
请记住，英格兰始终是最好的————
她的心脏，她的灵魂，她的信仰，她的休息！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单词的首字母为什么要大写。岛上的哪种安详是他想向小儿子推荐的呢？我只能猜想是坟墓。但是英国人的工作平淡无奇，正如他在十年后给我一位学校里的朋友关于追随文学事业的建议时说的那样：“对《圣经》、莎士比亚和维斯登（板球年鉴）彻底了解之后，你就不会出大错的。”
父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戏剧风格，但是直到十六岁的时候一位成年的来访者向我指出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朋友我还会在后面仔细描述的。他对我说：“魅力，太有魅力了，无时无刻不是表演。”我向母亲讨教，母亲也完全认同这样的判断。我睁大眼睛看了看他，这个我长这么大一直都觉得很朴素的人，我看到了他展现给别人的样子。
在他小时候，对于戏剧的了解全都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哑剧，演出由唐赛德那里的男孩在学校里面的剧场上表演，他发现莎士比亚剧中的情节都被错误地改动了，并且女性人物都被剔除了出去；父亲一心想当演员。他有一个模拟戏院，给自己的木偶写剧本。在社本，在牛津，他更大地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他在学校成绩糟糕，文学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和人文科学学位考试都不理想，均以三等生身份毕业。这都是由于学期中以及假期里的戏剧演出所致，他带着一个临时拼凑的业余剧团挨家挨户地表演。当时牛津大学戏剧协会成立，但他并没有加入，而是和一群克莱斯特教堂的朋友们借用霍利威尔音乐厅演出了滑稽短剧，内容是鲍彻的《朱利尤斯·恺撒》。像所有的本科生组织一样，表演非常地平淡（请参照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但却被认为是当时非常独特的设计。于是他带着唯一能给他增光的纽迪吉特奖（牛津大学设立的诗歌奖）来到了伦敦，在这里表演。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使得他无法做一名职业演员。在他前途未卜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和一个制作过《朱利尤斯·恺撒》的朋友合作创作，父亲写歌词和剧本，那位朋友作曲，因为轻歌剧的名气要小得多，根本比不上坎特伯雷板球周期间老艺人剧院作品的序幕和收场白。虽然校规令人十分恼怒，但他对戏院的热爱丝毫不减，直到他听力逐渐丧失，这种快乐的权利才被剥夺了。他是牛津大学戏剧协会所辖的一个剧团的主席，1914年前都在通过舞台表演支持慈善事业，并且经常去帮女演员化妆。后来，当汉普斯特德郊区花园里形成了一个表演巡游联合会的时候，他又成为了那里的主席。1918年他为在医院疗伤的士兵演了一出小短剧。我记得在一出由附近的牧师写的圣诞剧中他被分派扮演东方三博士中的一位。在另外一部不知道在哪创作的叫做《总督大人》的闹剧中，他出演主角。那一定是他最后一次面绘油彩，璀璨登场了。他总在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中获胜，这个游戏是我们家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
我觉得，按照业余的标准，再加上天赋，演出已经成为了他业余私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演技可以称得上是比较精湛的。在对宾客表示欢迎时，他是哈德卡斯尔先生(7)；在对他那几个儿子的忘恩负义表示痛惜时，他又是李尔王。在这两种极端的人物中，狄更斯作品中可爱的人物有时会无意中给他提供可以担当的角色。埃伦·特里称他是“可爱的小匹克威克先生”。我不应该把不诚实归咎于他。很简单，他的本性要求他的每一个想法和感觉都能够立即要有演员般的表情。
他从没有不高兴过。他情绪变化很快，一个幽默的词或者是一句欣赏的话都能使他从最黑暗的沮丧情绪中瞬间摆脱出来。甚至在他咳嗽、气喘的时候，尽管是非常地痛苦，他还是会放开声音，引用诸多名言表达自己发病时的痛苦，希望能够以死来获得解脱。他的叹息声足以能够让站在德鲁里巷后面的人听得到。
他轻声唱歌，通常他会不住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觉得他唱的一些歌是他在米德尔威奇诺顿的马具间里面记住的。比如一首伤感的歌是这样唱的：
“我是约翰·詹姆斯·克里斯托弗·本杰明·宾斯的鬼魂。
由于我的罪孽我失去了权利。
我一天只能出来一个小时
当公鸡开始打鸣的时候，
再见了约翰·詹姆斯·克里斯托弗·本杰明·宾斯。”
他还会即兴创作，通常是圣歌的调子，嘲讽他认识的人或者他自己。在沮丧的时候他会唱一曲华尔兹：
“没有人爱我。
没有，没有人爱我。
甚至没有人会关心我。
人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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