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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他是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
穆拉尔特在一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阿尔
布莱希特·封·哈勒的一封信中谈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被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纯属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巧合。首先因为这个出色的江湖骗子跻身有创造性的英才的万神庙，就像彼拉多进入《圣经》一样，根本就不合理。他的所谓“有诗才的贵族”的称呼和他用字母胡乱拼凑的贵族称号“德·塞恩加尔”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为向某个年轻女子表示敬意而在卧榻和赌台间匆匆写成的几行即兴诗，不过是娇滴滴的女人腔和文绉绉的学究调。如果我们善良的贾科莫竟然研究起哲学来，那我们最好顶住腭骨，以防连连不断地打呵欠。不，卡萨诺瓦算不上有诗才的贵族，他是一个食客，无权在《哥达年鉴》里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一生十分坎坷，他是一个穷苦演员的儿子，是一个被解雇的神甫，被裁员的士兵，声名狼藉的赌徒，曾在皇帝和王后那里出出进进，最后死在那个末代贵族德·里涅亲王的怀里。他拖着长长的阴影大胆地挤进不朽者的行列，尽管看来只是一个渺小的文艺爱好者，是众人中的一员，是时代风沙中的尘埃。不过，也真是怪事！最终变成图书馆垃圾和语言学家饲料的不是他，而是他所有著名的同胞和卓越的田园诗诗人，“神圣的”梅塔斯塔齐奥[1]，这个全体中的高贵部分，而卡萨诺瓦的名字，人们一提起来便面带微笑，肃然起敬，至今仍然备受称赞。如果说《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诚实的牧羊人》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早已尘封在书橱里，无人阅读，那么，按照世上一般概率推测，他的写性爱的《伊里亚特》很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找得到被激起热情的读者。这个狡猾的赌徒一下子便胜过了自但丁和薄伽丘以来意大利的所有作家。
更荒诞的是，这样无限的收益，卡萨诺瓦没有做任何投入，而是直截了当地从不朽艺术女神那里骗取了赞赏。这个赌徒从来没有意识到真正艺术家的无可言表的巨大责任。他对作家那些通宵不眠之夜一无所知，对那些必须在词句的琢磨雕饰中，在语言的棱镜最终放射出纯洁和斑斓的光彩的词句推敲修饰中度过的沉闷的奴隶般的白天毫无体会，他从未尝试过多种多样而又是看不见的、没有报酬的、常常经历几代人才能认识到的作家的手工劳动，他一点也不知道作家是怎样怀着英雄主义的精神放弃生活的温暖和广阔天地。众所周知，卡萨诺瓦一直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他从来不曾为严肃的艺术女神牺牲过一丝一毫的欢乐，一点一滴的享受，一个小时的睡眠，一分钟的内心需求。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为荣誉出过一点力，而荣誉却源源不断地落到这个幸运者的头上。只要他的口袋里还有一枚金币，只要他的爱之灯里还有一滴油，他就不会想到让墨水弄脏他的手指。只有在被逐出一个个家门，遭到女人的嘲笑，孤身一人、状如乞丐、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一个穷愁潦倒、愁容满面的老人，才逃入工作。只是为了摆脱没趣和无聊，他才像一条没有牙齿的癞皮狗似的愤怒地搔其疥癣，嘟嘟囔囔地向这个即将走上黄泉路的七十岁的卡萨纽斯－卡萨诺瓦讲述他自己的生平。
他为自己叙述自己的生活————这是他的全部文学成就————不过，这诚然是一种奇异而浩瀚的生活描述！五部长篇小说，二十部喜剧，一大批中篇小说和生活插曲，一大串瓜熟蒂落的迷人的奇遇和趣闻————这一切全被挤压到一种绝无仅有的汹涌澎湃的生活里去。这是一种十分充实完满的生活，是无需艺术家和创作者加工的完美的艺术品。这样，他获取荣誉的令人困惑的秘密，便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了，因为他在描写和报道他的生活时，没有把卡萨诺瓦装扮为天才，而是反映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凡是别人非捏造不可的东西，他都有过亲身的体验，凡是别人凭借想像塑造的东西，他都已凭借自己的温热淫荡的肉体尝试过，因此这里无需像画家那样用笔和幻想在事后修饰现实，只要把他那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就行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编出过卡萨诺瓦这样多的变化和境遇。可以说，从未有一个真正的生活经历以如此独特的曲线通过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人们从纯粹的内容角度（不是从精神的实质和认识的深度）把歌德、卢梭和其他同代人的自传同他的自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那些目的明确、由创造性意志支配的生活经历与这个冒险家风狂浪急的生活经历相比，变化是多么贫乏，空间是多么狭小，交际领域是多么闭塞。他像在同一个身体上更换衬衫那样更换国家、城市、身份、职业、社会和女人。正如他在艺术创作方面是个半吊子，其他人则在享乐方面是个半吊子。智者虽然十分渴望并应该了解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欢乐，但他却始终被自己的任务所束缚，永远是自己的工作的奴隶，因自己强加在肩的义务而毫无自由，被死死捆在社会秩序和人间事务上————这就是这种人永恒的悲剧。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孤独中，与自己的创作进行斗争————而完全献身于直接的现实的，只能是自由自在、挥霍无度、不进行创作的人，只能是为生活而生活的纯粹的享受者。谁为自己定出目标，谁就会忽略偶然事件：每个艺术家大都只表现自己无缘获得的经历。
但是放浪的享受者，也就是艺术家的那些对手，他们几乎永远缺乏塑造多种多样经历的能力。他们随着短暂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因而在所有其他人那里，这短暂的时间也就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艺术家都善于使最微末的经历永存。这样，目标各奔西东了，而不是富有成效的相互补充：正如这个人有杯没有酒，另一个人有酒没有杯。不可解决的悖论是：重行动的人和重享乐的人都可能比诗人讲出更多的经历，但他们却没有能力讲述，而创作者却不得不虚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历可供报道。作家很少有传记留存，有真正的经历的人又很少有能力把传记写出来。
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光辉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巧合：卡萨诺瓦。一个热衷享乐的人，一个典型的抓住瞬间不放的人，终于开始讲述他的不同寻常的生活，讲述中毫无道德上的美化，不加诗意的粉饰，没有哲学上的装潢，而是完全客观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他讲述的是他热情，冒险，穷愁潦倒，无所顾忌，回味无穷，卑劣粗俗，有伤风化，狂放不羁，生活放荡，永远充满紧张气氛和出人意料的一生。————此外，他的讲述不是出于文学上的虚荣心，不是出于说教式的自我夸耀，不是出于悔罪的心理，不是出于狂热自供的显露欲，而是完全没有负担和毫无挂虑，就像一个老兵，坐在酒店的饭桌旁，嘴里叼着烟斗，津津有味地给那些没有偏见的听众讲述几个富有魅力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在这里进行创作的不是绞尽脑汁的空想家和编造者，而是一切作家中的佼佼者，是生活的主人，但卡萨诺瓦必须满足艺术家最起码的要求：把不可置信的东西说得令人信服。尽管他的法语过分雕琢，但他的艺术和他的精力完全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不过，这位因患痛风症而握笔颤抖、连写出的字迹也模糊不清的愁苦的老人，不是在梦中，而是在杜克斯闲居时就想到了，那些须发苍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有一天会把他的这些回忆录当作十八世纪最珍贵的文献恭恭敬敬地进行研究。而他，这个善良的贾科莫，他喜欢如此自得其乐地表现自己，他把总管家，即他的卑劣的对手费尔特基希纳先生粗俗的玩笑记录了下来：在他死后一百二十年将会建立起一个独特的“卡萨诺瓦协会”，宗旨是审核他亲笔写的每一页纸片，每一个日期，查出那些被那么欣喜地披露出来，却又被细心涂掉的女士的名字。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这个爱慕虚荣的人不去考虑他身后的荣誉，所以他始终不注意伦理、激情和心理描写，因为不抱任何企图才能做到无忧无虑的，亦即最起码的坦诚。这个身居杜克斯的幸运的老赌徒，与往常一样，像走向他人生最后的赌台似的随随便便走到了他的写字台旁，把他的回忆录作为同命运的最后一搏抛了出去。然后，他站起身来，没等看到输赢便离开了人世。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这部最后的成功之作进入了不朽作品的行列。是的，他的赌赛出色地赢了，这个年老的“幸运的喜剧演员”赢了，相比之下，对此，你情绪激昂也好，抗议否认也好，一概没有用。由于他缺乏道德和起码的端正品行，人们可以鄙视他，小看我们的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作为历史学家，人们可以驳斥他，作为艺术家，人们可以遗弃他。只有一件事人们再也做不到了：那就是让他再死一回。因为尽管世上有众多的作家和思想家，但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谁创作出一部比他的生活更富浪漫色彩的长篇小说，再也没有谁塑造出比他的形象更奇妙的形象。
* * *
[1]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意大利剧作家。
青年卡萨诺瓦的画像
您知道，您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
腓特烈大帝，一七六四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突然停住脚步仔细地打量他，对卡萨诺瓦说
一个小国首都里的剧院：女歌唱家刚刚以大胆的声乐花腔结束她的咏叹调，掌声像劈啪作响的冰雹从天而降。但是现在，渐渐开始的宣叙调却使观众的注意力不那么集中了。衣着讲究的人在各个包厢里穿梭拜访，太太小姐们则手持长柄望远镜东看西瞧，用银调羹吃上好的果子冻和橙黄色的冰镇果汁：这时舞台上那个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小丑与一个以脚尖急速旋转的女仆双双起舞几乎成了毫无必要的插科打诨了。突然，所有的目光都好奇地转向一个陌生人。此人勇气十足，神态随意，同时具有上等人的落落大方气概，姗姗来迟地走进剧院正面的前排座位。任何人都不认识他。这个高大健壮的人全身散发出一种华贵的气势，一件剪裁得体的灰色天鹅绒外衣宽松地披在身上，外衣里边是提花锦缎的背心，珍贵的网状花边和金丝绒编成的细辫与之相配，从布鲁塞尔衬衫胸前皱襞的脖颈扣襻到丝织的长袜，把这华装盛服略暗的线条勾勒得恰到好处。他漫不经心地拿着一顶饰以白羽毛的帽子，一种玫瑰油或时髦发油散发出的淡淡的甜丝丝的芳香从这位高贵人士的身后飘来，他这时正靠近第一排座位的护栏懒洋洋地伸腿坐下，骄傲地把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拄在那把镶有宝石的英国钢制造的佩剑剑柄上。他好像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他举起他的包金的长柄单片眼镜，故作冷漠地打量各个包厢，所有的座位和长椅上都发出窃窃私语的声音：一位亲王？一位外国的富豪？头和头凑在一起，无限崇敬的细声低语集中在那枚挂在他胸前的勋章上，那勋章围以镶嵌小粒红宝石的丝带，不时地晃来晃去（这枚勋章他是用闪闪发光的宝石覆盖的，以致谁也认不出，这不过是一枚罗马教皇赐与的比黑莓还便宜的低劣的矩形小十字架）。舞台上的演唱者立刻就觉察到了观众注意力的分散，宣叙调也就唱得不卖劲了，因为那些倏忽而过的女舞蹈演员正越过小提琴和古式大提琴向前窥探，看是不是那个铸在杜卡特[1]金币上的公爵本人为了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夜晚到这里来了。
但在剧院里成百人像猜字谜一样猜测这个陌生人，破解他的来历之谜前，包厢里的小姐太太们几乎是惊诧地注意到了他的另一个特点：这个陌生的男人是多么美啊，真是美男子里的出类拔萃者。他身材魁梧，双肩又宽又厚，两手肌肉结实柔软，在那紧绷的钢铁般的男子汉的身体上没有一丝软绵绵的线条，他站在那里，脖颈微垂，宛如准备进攻的公牛。从侧面看，那面庞简直就像罗马金币上的头像，这暗色头颅的铜雕的每个线条是倾斜的，犹如刀劈斧砍一般闪着金属的亮光。他优雅地一甩头，柔软迷人的栗色头发下显露出这个外国人令每个诗人羡慕的前额————一个狂妄大胆的钩子突现在鼻尖上，下巴硬骨明显，下方则是两个坚果那么大的成拱形的喉结（按照女人的见解，这是精力旺盛的男性的最可靠的保证）：十分明显，这张脸上的每一个特征都意味着进攻、征服、坚毅。惟独嘴唇很红也很性感，柔软而湿润地构成拱形，像石榴肉露出白核似的露着雪白的牙齿。现在，这个漂亮的男人缓慢地沿着剧院昏暗的包厢转动他的侧面形体。在那匀称的弯弯的浓眉下面，从黑色的瞳孔里闪射出焦躁不安的目光，简直就是猎人捕获猎物的目光，像老鹰那样准备猛然冲向一个牺牲物。但那目光只是闪烁而已，还没有完全燃烧起来，只作为点射的间歇灯光沿着包厢扫视，对男人一掠而过，对那些身处暗影中的温热、白皙、袒胸露背的女人则像商人看货那样一个个地审视。他以苛求的行家的目光观察她们，同时也感觉到别人也在观察他。这时，他那性感的嘴唇微张着，一丝微笑浮现在窄小的南方人的嘴边，头一次使那副宽阔雪白的动物般的牙齿闪出亮光。这微笑不是针对某一个女人的，它是针对她们所有人的，他的神思似乎已经触及她们藏在衣裙下的赤裸裸、热乎乎的肉体。不过这时，他在包厢里发现了一个熟识的女人：目光立刻集中在她身上，一道天鹅绒般柔和的光闪现在他那双刚才还在放肆地探询的眼睛里。他的左手离开佩剑的剑柄，右手使劲抓着那顶沉重的有羽饰的帽子，接着他便走过去，客客气气地说明他刚刚认出她。他举止优雅地低下多肌肉的脖子吻了吻对方伸过来的手，彬彬有礼地跟她攀谈起来。但这个受宠若惊的女人露出退避和慌乱的神色，她尴尬地弯腰向后退了一步，向她的同伴介绍说：“德·塞恩加尔勋爵。”————于是相互鞠躬，虚礼以待，客气寒暄，大家请客人在包厢里入座，他谦虚地表示拒绝。后来，出于交往的礼貌，谈话终于展开了。卡萨诺瓦渐渐地提高嗓门，他的声音压过了其他人的声音。他模仿演员的语调让元音软绵绵地拉长，让辅音有节奏地滚动。他的话语越来越明显地传到包厢外边去，声音响亮，惹人注意，因为他希望让侧身注目的邻座听到他用法语和意大利语交谈是多么熟练，多么风趣，他引用贺拉斯的诗句是多么机智巧妙。他好像漫不经心地把戴着戒指的手放在了包厢的胸墙上，人们老远就可以看见那昂贵的上等硬袖口，然而首先看到的却是他的戒指上镶嵌的单粒大钻石的闪光————现在，他掏出镶钻石的烟盒请那些陪伴者吸墨西哥鼻烟。“这鼻烟是我的朋友，西班牙公使，昨天派信使送给我的。”（这句话连相邻的包厢里都能听见）因为其中有一位先生客客气气地赞赏烟盒上的古抄本彩饰画，他听了以后随随便便地说（不过声音却大得能传遍整个剧场）：“一件礼物，是我的朋友，一位仁慈的主人，科隆地区的选帝侯赠送的。”他好像完全无意这么闲谈着，但在这种夸耀中间，这位自夸者却一再迅速地像猛禽捕食似的向左右投去一瞥，窥探他的话语引起的反响。一点不假，所有的人都随他忙碌着，他感觉到女人的好奇心离不开他本人，他觉察到人们在注意他，赞赏他，尊敬他，这样一来，他的胆子就更大了。他机智地转换话题，把谈话传到相邻的包厢里。亲王的情妇就在那里，他感觉到这位夫人很喜欢听他纯正的巴黎法语。他一边讲述一个美丽的女人，一边做了一个谦恭的手势，把一句多情的话甩到她那边去，引得她嫣然一笑。现在，他的朋友们只好把这位骑士介绍给这位高贵的夫人。这一局他又赢了。明天中午他将同全城最显贵的人士会餐，明天晚上他将在某个王宫里建议演一出小型的法老戏，并把他们劫掠一空，明天夜里他将跟这些袒胸露背、光彩照人的女人之中的一个睡觉————而所有这一切都仰仗他的大胆、可靠、有力的表演，仰仗他必胜的意志和他那男人的棕色面孔爽直的美。正由于有了这样的面孔，他才有了一切：女人的微笑和手指上那颗单粒大钻石，镶钻石的表链和黄金镶边的饰带，银行的贷款和贵族的友谊，以及比这一切更好的东西————享受无限丰富多彩生活的自由。
在他想心事的当儿，台上的女主角已准备好演唱新的咏叹调。这时，那些陶醉于他老于世故的谈话的陪伴者恳请他参加那位亲王情妇恩赐的明天上午的会见，于是卡萨诺瓦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坐下，左手拄在佩剑上，美丽的棕色头颅略向前倾，像一个行家似的倾听歌唱。在他背后，从一个包厢到另一个包厢，低声传着同样一个轻率的问题，口口相传的回答则是：“德·塞恩加尔勋爵。”关于他，谁都知道得不多，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只有这个名字在整个昏暗的好奇的大厅里嗡嗡营营地响着。这个名字像看不见的、口头传动的火焰不胫而走，跳到舞台上，传到同样好奇的女歌唱家的耳朵里。一个矮小的威尼斯女舞蹈演员突然笑了起来。“德·塞恩加尔勋爵？哦，这个骗子！这是卡萨诺瓦，布拉奈拉的儿子，这个小修道院院长，他在五年前靠着摇唇鼓舌的本领骗得了我姐姐的贞操。他是布拉加丁旧王朝的宫廷小丑，是一个牛皮大王，流氓，冒险家。”然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似乎对他的恶行并不特别气愤，因为她从舞台侧面向他递送秋波，卖弄风情地把手指尖贴在嘴唇上。他看见了她，也想起了她是谁，但心里却想：不必担心，她不会搅扰他跟那些高贵的傻瓜耍的小把戏，她宁肯今夜跟他睡觉呢。
* * *
[1]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欧洲通用的金币。
冒险家
她知道你惟一的财富就是人们的愚钝吗？
卡萨诺瓦对赌博骗子克鲁维说
从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在欧洲的上空没有任何风云变幻。哈布斯堡、波旁和霍亨索伦这些伟大王朝的彼此征战已经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市民们由于无人造访，坐在家里安逸地吸着雪茄，士兵们往自己的辫子上扑扑粉，擦拭变得无用的枪支，这些受尽折磨的国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是，没有战争，公侯们反而觉得寂寥。他们烦闷得要死，所有在自己狭小都城里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别的小国诸侯都感到无聊，他们希望过得有趣一些。这些可怜的人，这些不太大的和貌似强大的选帝侯和公爵，在他们新建的阴冷的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尽管有可供游乐的大花园、喷水池、橙园，尽管有养兽场、画廊、动物园和珍宝库，却非常讨厌这种生活。由于生活无聊，他们甚至变成了艺术资助人和文艺鉴赏家，他们跟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收集中国的陶器、中世纪的钱币、巴罗克风格的绘画，邀请剧团演出法国喜剧，邀请意大利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唱歌跳舞。只有魏玛的那位公爵决心最大，竟把几个德国人，如席勒、歌德和赫尔德尔长期聘请到自己的宫廷里去了。但通常只是猎野猪、看水上哑剧和听戏曲小段交替进行。因为每当上流社会感到生活乏味时，娱乐界和剧院，时装和舞蹈便被当作特别重要的场所和活动了。于是，当时的诸侯们便凭借金钱的外交手段争取最有趣的消遣，他们争夺最好的舞蹈家，音乐家，阉人歌者，哲学家，探金人，阉鸡饲养者和管风琴演奏者。格鲁克[1]和亨德尔，梅塔斯塔齐奥和哈塞，像犹太教神秘哲人和交际花，烟火创造者和野猪狩猎者，歌词作者和芭蕾大师一样，都是各个宫廷相互骗取的对象。现在，这些小宫廷都很幸运地聘到了礼仪官，建立了礼仪规范，修建了石砌的剧场和歌舞大厅，话剧、歌剧和芭蕾舞演出接连不断，只不过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高贵人士的礼节性拜访，饶有风趣的宾客前来相聚；这可以使小城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使永远相同的六十个贵族面孔不可救药的单调表情换上现实社会生活的外貌，就像几粒葡萄干撒在面团上使小城的无聊生活活跃起来，像从大世界向三十条街道的小都城刮来一阵清风吹散原本令人窒息的空气。
那些冒险分子一听到某个宫廷有什么活动，转瞬间就呼啸而至。他们穿着各式服装，摆出不同的嘴脸。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一个避风角和隐蔽处冒出来的。但是一夜之间他们就到了这里，他们坐着一辆旅行车和一些轿式英国马车到来，立刻大手大脚地租下最高级旅店的最豪华的正面房间。他们身穿印度斯坦或蒙古军队的古怪制服，报出派头很大的姓名，这些名姓其实跟他们鞋扣上的宝石一样，全不是真的。他们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声称认识所有的公侯和要人，佯称在各种军队服过役，在各种大学读过书。他们的衣袋里塞满了各种方案，他们摇唇鼓舌，作出种种大胆的许诺，他们计划办有奖彩票，设特种税制，建立国家同盟，开办工厂，他们还提供女人、勋章和阉人。虽然他们的口袋里连十个金币也没有，他们却对每个人悄悄地说他们知道点石成金的秘密。他们用占星术蒙骗那些迷信的人，用计划诱骗那些轻信者，用假牌诓骗赌徒，用世俗的高雅吸引那些天真无邪的人————不过，所有这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怪异和神秘的华丽光环，不可辨认，因而也格外有趣。就像鬼火突然闪现并构成危险，他们也在宫廷没有生气的沼泽空气里抖动，跳着鬼怪的荒诞舞时隐时现。
人们在宫廷里迎接他们，觉得他们令人开心，但不尊重他们，不问他们的贵族身世的真实性，就像不问他们妻子的结婚戒指和他们带来的姑娘的童贞一样。因为谁能使人得到消遣，即使只能在一小时之内减轻诸侯的无聊和烦闷这种最可怕的疾病，在这种不受道德约束的、因物质至上而变得轻松愉快的气氛里就会毫无疑问地受到欢迎。只要他们给人带来快乐，而不是把人搜刮得一文不名，宫廷就会像对待名妓那样接纳他们。有时，艺术家（像莫扎特）和骗子会被高贵的主人在屁股上踢一脚，有时他们会从舞厅滑到监狱里去，甚至会像皇家剧院总监阿弗利西奥一样跌到大橹舰里服苦役。最狡猾的人拼命地相互戏弄吹捧，有的成了收税官，名妓的追求者，或变成一个公侯情妇的可心丈夫，甚至成为真正的贵族和男爵。他们大都做事机巧，不等露馅就走，因为他们的全部魅力都建筑在他们那新奇的假名分上。如果他们过分装扮他们的角色，如果他们毫不节制地把手伸向别人的腰包，如果他们待在一个宫廷里的时间太久，那么，就可能突然出现一个人，掀起他们的大衣，让人看到他们做窃贼的印记或做囚徒时留下的鞭痕。只有经常换地方，他们才能不被人送上绞刑架。因此，这些撞大运的人只好乘坐马车在欧洲不停地游荡，充当自己隐秘行当的商旅，犹如从一个宫廷流浪到另一个宫廷的吉卜赛人。这样，在整个十八世纪都有一个带有固定人员的奇特的骗子的旋转木马四处游荡，从马德里到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普雷斯堡（今捷克布拉迪斯拉发），从巴黎到那不勒斯。每当卡萨诺瓦坐上赌台，进入小宫廷碰到塔尔维斯、阿弗利西奥、施威林和圣盖尔玛因这些无赖弟兄，人们以为这是偶然现象，但是，在行家看来，这种不停的流动却意味着奔逃，而不是为了娱乐。————他们只有短时间的安全感，他们只有通过合作表演才能互相掩护，因此，他们共同组成了一类人群，一个没有名字和标识的共济会，一个冒险家骑士团。在哪里相遇，他们都会相互提挈，一个人会把另一个人推到上流社会中去，用承认同伴的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交换妻子，交换外衣，交换名字，不交换的只有一件：那就是职业。这些靠各个宫廷过寄生生活的演员、舞蹈家、音乐家、赌徒、娼妓和炼金术士，当时跟耶稣会士和犹太人一起，组成世界上惟一一个国际性人群，他们活动在有府邸的目光短浅、精神狭隘的上层贵族和尚无自由、昏昏沉沉的市民阶层之间。随着他们的出现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剥削方式。他们不再掠夺赤手空拳的人，也不抢劫大道上的马车，而是讹诈那些爱虚荣的人，取悦那些轻浮的人。这种新式的扒窃与世界主义精神和精心琢磨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不采取旧时杀人放火的方式，而是利用做了记号的纸牌和黑市汇票榨取钱财。他们不再粗野地攥着拳头，不再是一脸酩酊大醉的神色，不耍士兵连长的无礼态度，而是手上戴着名牌戒指，不修边幅的额头上压着扑了粉的假发。他们手持长柄眼镜四处细看，像舞蹈家那样急速旋转，说话像演员在作出色的叙事歌唱，做事像大哲学家那样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大胆地掩饰不安的目光，他们在赌台上作弊。他们用高雅的谈吐骗取女人的爱情和假宝石。
不可否认，他们身上隐藏着某种令人同情的精神和心理的特征。他们当中总有几个人堪称天才。十八世纪下半叶是他们的英雄时代，是他们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经典阶段。正如从前在路易十五统治下，一个光辉的七星诗社把法国的众多诗人集结在一起，又如后来在德国魏玛那个奇妙的时刻里有几个不朽的作家体现了天才的创造形式，同样，当时那些高超的骗子和不朽的冒险家组成的庞大的七星集团也风行整个欧洲，成果辉煌。不久，他们就不再满足于把手伸进公侯们的腰包了。他们粗暴而大模大样地干预当代的事件，想转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车轮。约翰·劳，一个流浪的爱尔兰人，用他的信用券击败了法兰西的金融家；德·伊昂，一个不男不女的两性人，一个家族和名分都很可疑的人，领导着国际政治；矮小的圆脑袋的诺伊霍夫勋爵无可争辩地当上了科西嘉岛的国王，可是后来却死在债务拘留所里。卡格利奥斯特罗，一个西西里的农村青年，一生都没有学会读和写，他竟然用臭名昭著的项圈陷害王国，使王国彻底覆灭。年老的特伦克因为是一个没有高尚思想的冒险家而成为所有悲剧性人物中最不幸的人，就是他最后以身试法上了断头台，戴着那顶红帽子哀婉动人地扮演了自由英雄的角色。圣盖尔玛因，年龄不详的巫师，法兰西国王都恭顺地跪在他的脚下，然而直到今天，无论怎样探究也揭不开他的诞生之谜。他们手中的权力比最高权威的权力还大，他们迷惑学者，诱骗妇女，掠夺富人，他们没有职务，也不承担责任，却暗中操纵每一个政治傀儡。而最后一个，但不是最坏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贾科莫·卡萨诺瓦。他是他们那个帮会的历史编纂者，他描述了帮会里所有的人，他在讲述他自己的时候以有趣的方式使未被忘却和难以忘却的事情和人物得以完整的留存。他们每个人都比所有的作家著名，比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家即一个业已衰落的世界的那些短期主人更有影响。这些在欧洲逞狂，进行神秘表演的伟大天才的英雄时代总共只延续了三四十年。然后这个英雄时代就因为有了完美的典型，最杰出的天才，真正的魔鬼冒险家拿破仑而自行破灭。从展示才能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天才不满足于在插曲式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是要求整个世界舞台为其创造性的活动服务。如果说那个矮小的一无所有的科西嘉人波拿巴称自己为拿破仑，那么，他的市民性则不像在卡萨诺瓦－塞恩加尔身上，不像在巴尔萨莫－卡格利奥斯特罗身上那样胆怯地隐藏在贵族的假面具后面，而是凭借精神优越的合理要求以主人翁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面。他强烈要求把胜利当作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狡猾地骗取胜利。冒险活动随着拿破仑这个所有杰出人物中最卓越的天才从诸侯的前厅闯入王者的宫廷：他完成了篡权，从而结束了向极权的不法攀升，给冒险活动戴上欧洲的皇冠。
* * *
[1]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歌剧作家。
教养和天赋
有人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富有施展阴谋的才智。人们还说，他到过英国和法国，从贵族和女人那里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因为他的特点永远是靠别人生活，博取轻信者的好感……如果你对以上所说的卡萨诺瓦有所了解，你就会看见无信仰、欺骗、淫乱和纵欲多么令人吃惊地集于他一身。
一七五五年威尼斯宗教法庭的秘密报告
卡萨诺瓦从不否认他是一个冒险家，相反，他骄傲地夸口说，在意大利人所熟知的人人都愿意受欺骗的世界里，他宁可捉弄别人而不受别人捉弄，宁可欺骗别人而不被别人欺骗。只有一桩指责他坚决不接受，那就是他曾被误认为橹舰上的苦役和街头无赖，粗野地抢劫钱财，而不是温文尔雅地骗取蠢人的金钱。当他在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他遇见过赌博骗子阿弗利西奥或塔尔维斯的时候（其实他和他们干的是同一种勾当），他总是细心地为自己开脱，因为尽管他和他们没有大的区别，但那些人却是来自另一个阶层。卡萨诺瓦出身上层，受过教育，那些人则出身下层，一点儿文化也没有。正如席勒《强盗》里的那个道德高尚的强盗首领，从前的大学生卡尔·穆尔看不起他的同伙施皮格尔贝格和舒夫特勒，只知道干粗野无礼、动辄打杀的勾当，他参与其事是出于另一种反叛的激情。同样，卡萨诺瓦也是一直竭力同这种骗赌的恶棍区分开来，因为这种恶棍抛弃了光荣神圣的冒险行为中的一切高尚思想和礼貌风度。事实上，我们的朋友贾科莫·卡萨诺瓦的冒险要求具有高贵的头衔。他深知必须把招摇撞骗者的喜剧看作一种精巧的艺术。如果人们仔细倾听他的心声，那么，留给这位尘世哲学家的道义上的义务就只剩下充分利用一切蠢才来取乐了，他愚弄那些爱虚荣的人，欺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窃取那些悭吝人，给当丈夫的戴上绿帽子，一句话，就是作为神圣正义的代表惩罚人世间的一切愚蠢行为。在他看来，欺骗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一种超道德的义务。而他，这位不受法律保护的、正直勇敢的亲王，正是凭着纯洁的良心和无可比拟的公理在尽这种义务。
确实，我们可以相信卡萨诺瓦的话：他之所以成为冒险家，不是因为缺钱花和懒于工作，而是出于他天生的禀性，出于他无比强劲的天才。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演员的素质，他把整个世界当作舞台，把欧罗巴当作舞台的背景。讹诈，引诱，欺骗和愚弄，在他心目中就像在过去的欧埃伦斯皮格尔心目中一样，是一种天然的癖好。不像狂欢节那样戴着面具取乐他就不能生活。他有上百次机会投身正派的职业，但他经受住了每一次诱惑，没有一次引诱能使他安于市民的生活。即使赠给他金钱百万，授予他职位和头衔，他也不会接受，他会一再逃回原来无家可归的飘忽不定的生活环境里去。因此，他完全有资格以高傲的态度把自己与那些盲目的冒险家区分开来。不管怎么说，卡萨诺瓦先生毕竟是正式结婚的父母所生的，出身于比较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母亲名为布拉奈拉，是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在欧洲所有歌剧舞台上都很出名。他的兄长弗兰西斯科的名字，你在每一部艺术史里都能找到，今天在所有宗教界的画廊里都能看到他创作的巨幅战争油画。他所有的亲戚都从事特别正派的职业，身穿律师、公证人、牧师的受人尊重的长袍。————我们看到，我们的卡萨诺瓦根本不是来自堕落的阶层，而是来自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有艺术家教养的市民阶层。像这两位音乐家一样，他受过极好的人道主义教育和欧洲的语言教育。尽管他喜欢一切愚弄人的玩笑并过早地了解了女人，但他也出色地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希伯来语，还学了一点儿西班牙语和英语————只有我们可爱的德语他在三十年间始终一句也不会说。他的数学像哲学一样超群出众，作为神学研究者他十六岁时就在威尼斯的一个教堂里作过首次演说。有一年之久他充当小提琴手，在圣撒缪耳剧院里混饭吃。据说他十八岁时就在帕罗瓦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过这个学位是真的得了还是他吹牛，关于这个问题那些杰出的卡萨诺瓦研究者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不管怎么说，他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他通晓化学、医学、历史、哲学、文学，尤其熟知那些还说得过去的比较隐秘的科学，如占星学、炼金术、炼丹术。此外，这个伶俐漂亮的青年在一切高雅的文体活动中也具有高超的技艺，如跳舞、击剑、骑马和打牌，样样技艺都不亚于一个高贵的骑士。如果人们想到这位博学之士又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想到七十年中每一个人的相貌他都不曾忘记，而且凡是听过、读过、说过和看过的东西他都铭记在心，那么，所有这一切都能使他获得一种特别的头衔：近乎一位学者，一位作家，一位哲学家，一位骑士。
是这样的，但只是近乎，而这个“近乎”则无情地标示出卡萨诺瓦多才多艺的才能的重大缺陷。他在一切方面都是近乎，说他是一个作家，但又不完全是，说他是一个窃贼，但又不是职业的。他顽强地爬到最高的精神领域，同样顽强地走上大橹舰，但他没有专心致志于一种才干，没有全身心地从事一种职业。作为最卓越最博学的业余爱好者，他懂得许多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可以说他懂的东西惊人的多，他只缺少一种使知识变得富有成效的东西：那就是意志、决心和忍耐。只要他埋头读书钻研一年，人们就会发现，除了他再也没有更好的法学家，除了他再也没有更思想深邃的历史编纂家，他可以成为每一门学科的教授，但卡萨诺瓦从来都没有想过略微深入地研究某一学科。他不想成名成家，他满足于做一切学科的专家。这种假象确实把人给骗了，对他来说，欺骗始终是一切活动中最愉快的事。他知道，欺骗傻瓜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学问。他在哪方面只要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知识，立刻就会有一个能干的助手跳出来帮助他：这个助手就是他惊人的胆大妄为。卡萨诺瓦想干什么事，他从来都不承认他在这方面是一个新手，他会立刻摆出最严肃的内行的派头，以一个天生骗子的姿态巧妙地随机应变，几乎总是十分体面地摆脱有失声名的困境。在巴黎，红衣主教德·贝尔尼斯问他懂不懂有奖抽彩。自然，他对此一窍不通，但对这位大言不惭者同样再自然不过的是，他认真地肯定回答他懂得，并以不可动摇的雄辩向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他的财政方案，好像他二十年来一直是一个精明的银行家。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遇到一个意大利的歌剧没有歌词；卡萨诺瓦就坐下来，毫不费力地写出歌词。如果人们要求他也把曲子谱出来，他无疑会利用旧的歌剧东拼西凑地熟练地谱出曲子。在俄国女皇那里，他以历法改革家和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的面目出现。在拉脱维亚的库尔兰，他摇身一变竟以专家身份视察起矿山来了。他向威尼斯共和国介绍了一种漂染丝绸的新方法。在西班牙，他以土地改革者和殖民地开拓者的身份登场，他曾向约瑟夫二世皇帝呈递过一份反对高利贷的冗长的专论。他为封·瓦尔德施泰因公爵写过喜剧，为封·乌尔菲戈公爵种植过狄安娜神树，施展过类似炼金术的骗局。他用所罗门的钥匙为鲁迈因夫人打开过保险箱，他为法国政府购买过股票，在奥格斯堡他扮演葡萄牙公使的角色，在意大利的波伦亚他写过关于医学的小册子，在的里雅斯特他写过波兰王国的历史，他还用意大利八行体翻译过《伊利亚特》————一句话，这个自鸣得意的狂徒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他却能够干好一切让他干的事。如果人们翻阅他留下的文章目录，就会以为侥幸找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哲学家，一位新的莱布尼兹[1]。在歌剧《奥德修斯和喀耳刻》旁边放着一部很厚的长篇小说，那是关于潜力增倍的简论，是他跟罗伯斯庇尔的一次政治性对话；如果有人请他从神学角度证明神的存在或请他写一首颂扬贞操的赞歌，他一分钟也不会迟疑。
不管怎么说，这是多么非凡的才华呀！不管投身于哪个领域，在科技、外交或商务方面他的才华都足以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但卡萨诺瓦却有意识地让他的各种才能顷刻间失去作用，他本来可以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但他宁可什么专家也不是，一事无成————但很自由。自由，无拘无束，使他感到愉快。随心所欲的漫游，比固定在某一个职业里要强得多。“把我固定在某个地方的想法，我永远觉得讨厌，理智地改变生活方式是完全违背自然的。”他认为，他的真正职业是没有任何职业，是轻松地体验一切手艺和科学，像演员那样不断更换服装和角色。他的态度很明确：他什么都不想拥有和保持，什么也不想去适应，什么也不想去占有，因为他的狂放的激情要求的不是一生只过一种生活，而是在这一生中过上百种生活。“我最大的财宝就是，”他自豪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担心不幸。”————这是一个男子汉的格言，它使这位勇敢者比他假借的贵族头衔德·塞恩加尔高贵得多。他没想过别人对他怎么想，他以迷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呼啸着越过他们道德的障碍。只有在情绪高涨和在受到激励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乐趣，而在安宁和舒适的休息中却没有这种感觉。由于他轻狂地超越一切障碍，所有那些老实人便十分可笑地出现在他俯瞰的远景上。那些人一生中都热心投身于一种活动中。他既不敬佩满脸胡须、军刀铿锵、在将军的申斥下毕恭毕敬的军事指挥官，也不敬佩那些光知道死啃书本的蛀虫般的学者，更不敬佩那些爱财如命的守财奴，他们只是心神不宁地坐在自己的钱袋上，通宵不眠地守在自己的银箱前————任何职位、地产和服装对他都没有吸引力。没有一个女人能把他留在怀里，没有一个君主能把他圈在自己的界桩里，没有一种职业能把他拴在自己的枯燥乏味中，每逢遇到上述情况，他都勇敢地冲破一切牢笼，宁愿自己的生活充满冒险，也不让它萎靡不振，他要做到幸福时纵情欢乐，不幸时冷静镇定，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充满勇气和信心。因为勇气是卡萨诺瓦生活艺术的真正核心，他的最高的才华。他不是保护他的生命，而是拿他的生命去冒险。在这里，在许多谨慎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以此自居，他一身是胆，什么都敢干，他敢于拿自己的生命、任何可能和任何机会去冒险。但好运总给狂妄者，不给勤奋者，总给粗野的人，不给有耐心的人，所以好运只归他这个没有节制的人，而不归整个一代人所有；命运抓住他，把他抛起又把他摔下，使他漫游各个国家，把他抛到上面去，然后突然一变使他受到伤害。是命运，把女人塞给他玩乐，然后又在赌台愚弄他。命运用激情使他心动，然后又用兑现愿望的许诺欺骗他。但命运从来也不放他走，而是让他陷入无聊烦闷的境地，这个不知疲倦的命运总是能为这个不知疲倦者，为它真正的气味相投的游伴找到并创造出新的转机和冒险行动。这样，这个人的生活就变得很广阔，有色彩，多种多样，变化无穷，充满幻想，五光十色，几百年中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生活。只是因为他报道了自己的生活，他才变成一个描述生活的无可比拟的作家，自然，这不取决于他本人，而取决于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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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肤浅的哲学
我曾经作为哲学家生活在世上。
卡萨诺瓦临终的话
诚然，与这样一种无比广阔的生活相适应的，几乎永远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思想深度。为了能像卡萨诺瓦那样灵巧敏捷地在一切水面上跳舞，一个人必须首先像软木塞那样轻盈。严格地说，他那令人惊叹的生活艺术根本不表现为一种值得肯定的道德力量，而是首先表现为：完全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如果我们取出这个充满活力、血性横溢、狂热倔强的男人的内脏，从心理学角度对他进行剖析，我们首先就会证实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器官。心、肺、肝、血、脑、肌肉和并非微不足道的精索，所有这一切在卡萨诺瓦身上都发育成长得最有力最正常，只有在心灵的那个地方，在那个习俗和信念凝结为性格形象之处，却是一个使人感到惊异的完全的真空地带，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就是零或无。哪怕使用一切的酸和碱，使用各种手术刀和显微镜，也不能确定那里有人们称为“良心”的那种物质的残余。这样一来，卡萨诺瓦的轻松随便和天才的全部秘密就不言自明了：原来这个幸运儿，他只有感官，没有灵魂。别人认为神圣或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全都一文不值。如果有人试图给他解释道德或时代的约束，他会像一个黑人听形而上学那样不理解。爱祖国吗？————他，一个世界公民，度过了七十三个春秋而没有一张自己的安稳的床，总是居无定所，随遇而安，但他却鼓吹爱国精神。“我在哪里感到舒适，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哪里他的腰包装得鼓鼓的，在哪里他能轻易地把女人带到床上，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腿伸到桌子底下，感觉自己是到家了。尊重宗教吗？————只要忏悔能给他带来一点点好处，他就会接受任何宗教，就会行割礼，也会留中国人那样的辫子。一个不相信彼岸、只相信今世任性而温暖的生活的人要宗教有什么用？“在宗教的背后可能什么也没有，或者说，我们到时候就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无动于衷地论证道。————于是他利用一切玄学的蜘蛛网，把什么都一笔勾销了！享受每一天，把残渣抛给老母猪吃，这便是他惟一的生活准则。紧紧地抓住感官世界，抓住看得见的东西，可以得到的东西，每分钟都最大限度地榨出甜蜜和欢乐————卡萨诺瓦的哲学只走这么远，绝不再向前迈出一步，因此他才能笑对人生，把荣誉、规矩、义务、羞耻和忠诚这一切阻碍自由空气流通的市民阶级的道德抛在脑后。那么荣誉呢？荣誉对卡萨诺瓦又有什么用呢？他对荣誉的评价与那位只相信确凿事实的胖子福斯塔夫[1]的看法完全一样：荣誉这东西你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当这位正直的英国议会成员有一次在全会上提出问题时，他总是听到人们谈论身后的荣誉。他很想知道，后世对英国的繁荣昌盛和舒适生活到底有什么用。荣誉不让人享受，荣誉甚至以义务和责任之名阻碍享受，因此它是多余的。在尘世间，卡萨诺瓦对什么也不像对义务和责任这样憎恨，除了让享乐满足他勇敢而强壮的身体，尽可能多地给予女人同样的情欲享乐，他不承认他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愿意了解别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他根本不问他那刺激的生活在别人品尝起来是好是坏，是甜是酸，是否不名誉或没廉耻。因为羞耻————这又是怎样不寻常的字眼，怎样难以理解的概念呀！在他的生活词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词儿。凭借一个无赖的无拘无束，他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脱掉裤子，任人看他的生殖器，随便说出别人遭拷打也不会承认的事，说他的欺骗行为，他的失败，他的不光彩，他的性器官损伤和梅毒的治疗，因为他缺乏认识伦理区别的神经和鉴别道德规范的器官。如果人们指责他赌钱时弄虚作假，他会很惊讶地回答：“是的，但我当时没有钱啊！”如果人们指控他诱骗过一个女人，他会嘿嘿一笑：“但我很好地服侍了她！”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请求原谅的话，说他从诚实的市民口袋里骗走过他们的积蓄，相反，他在回忆录中还用玩世不恭的论调美化他的欺诈行为：“你欺骗一个笨蛋，就是对理智的报复。”他不为自己辩解，他对什么事都不后悔。他从不在圣灰星期三抱怨他那一团糟的生活，那在贫困无助中以完全破产告终的生活。这个没有牙齿的老獾写下了这样一些使人非常喜爱的字句：“如果我今天成了富人，我就会认为我是有罪的。但我一无所有，我把一切都浪费掉了，这对我倒是一种安慰，这说明我是对的。”
卡萨诺瓦的人生哲学舒舒服服地钻进了一个坚果壳里，它以这样的准则开始和终结：完全无忧无虑、顺其自然地过尘世间的生活，一点也不受恍若存在但高不可攀的天国召唤的欺骗。一个古怪的神把这个赌台，即这个世界，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想在这里玩乐，我们就必须承认游戏的规则，照原样遵守它们，不问对错。事实上，卡萨诺瓦不曾花费一秒钟从理论上思考这个世界能不能或应不应该变成另一个样子。“热爱人类，您就应该爱现在这样的人类。”他曾对伏尔泰说。千万不要干预造物主的事务，这些特殊的事务自有他去负全责。千万不要搅动陈旧的酸面团从而弄脏自己的手。非常简单：只要用灵巧的手指拣出葡萄干就行了。卡萨诺瓦发现，在正常的情况下，愚笨者的日子过得很糟，对聪明人，上帝也不给予帮助，一切全靠他们自己，他们必须自救。既然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紊乱，以致一些人穿着长丝袜坐在豪华的马车里，而另一些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那么，聪明人就只能有一个任务：让自己也坐到豪华马车里去。
他从来都不会暴跳如雷，也不会像昔日的约伯那样向上帝提出不适当的问题，问为什么和怎么会如此。卡萨诺瓦干脆把每一个事实都看作是实际的，无须给它贴上是好是坏的标签————这可真是感情的最大节省！有一个名叫奥默菲的荷兰小妓女，十五岁光景，本来还满身虱子躺在床上，准备随时为两个小钱出卖她的贞操。就是这么一个小女人，十四天以后竟做了笃信基督教的国王的情妇，住在位于鹿苑的自己的王宫里，一身珠光宝气，不久以后便成了一位讨人喜欢的男爵夫人。再说他本人，昨天还是威尼斯郊区一个可怜的小提琴手，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一位贵族前妻的儿子，手指上戴了好几枚钻石戒指，俨然是一个阔少。他把这些事都当作奇闻记录下来，但他内心却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完全没有正义，不可捉摸，正因为它将永远如此，他也就不想为这个世人的滑道求证某种万有引力定律，构想什么复杂的机械装置了。他用指甲和拳头把最好的东西搜刮出来，即集中起他的全部智慧。他只是服务于自我的哲学家，而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哲学家。在卡萨诺瓦的思想里就是这个意思：坚强，贪婪，不瞻前顾后，不考虑下一个小时。在冲浪中迅速抓住飞逝而去的每一秒钟，直到时间全部耗尽。这位坚定不移的反形而上学者只觉得以欢乐回应欢乐，以激情和温存回应耳鬓厮磨，才是真正现实的，令人感兴趣的。
因此，卡萨诺瓦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仅仅针对有生命的物体，针对人的。他一生中可能从来都不曾有意识地抬头看看星空云团，对大自然始终是漠然置之：他那颗容易激动的心从来不会因自然的宁静和壮丽而燃起火花。你只要浏览一下他的十六卷回忆录，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心明眼亮、头脑清醒的人游历了欧洲最美丽的风景区，从波西利普到托莱多，从日内瓦湖到俄罗斯草原，但是你若想找到哪怕一行赞美这上千风景区的美丽词句，都是徒劳的。他觉得，军人酒家角落里的一名肮脏的小女仆比米开朗基罗的一切艺术作品还要重要，在通风很差的旅馆小房间里打牌比在索伦多海湾看落日还要美。自然和建筑，这类东西卡萨诺瓦是根本不注意的，因为我们与全世界的人声息相通的器官，即灵魂，他是没有的。对他来说，只有那些有游廊有林荫大道和街心公园的城市才是世界，在那里，晚上有华贵的马车滚滚驶过，这是美丽夫人们昏暗摇荡的小窝；有咖啡馆亲切地恭候着顾客，人们会在那里摆上一张法老牌桌坑害那些好奇者；有歌剧院吸引观众；有妓院招揽嫖客，在妓院里，人们可以很快地抓到一个新的陪夜的肉体。在那里，旅馆的厨师使美味佳肴充满诗意，让各色的葡萄美酒化作音乐。只有城市才是这个追求欢乐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居住着只适合于他的、数目众多的、不断变换的女人群体。而在这些城市里，他最喜欢的是宫廷里的豪华生活，因为在那里情欲也被提高成了艺术。虽然卡萨诺瓦这个肩宽胸阔的小伙子像别人一样好色，但他绝不是一个粗鲁的肉欲之徒。他会迷恋极富艺术魅力地唱出的一首咏叹调，一首诗能使他感到幸福愉快，一次有教养的谈话简直能使他杯中的葡萄美酒更加温馨。跟聪明的男人谈论一本书，狂热地偎依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从昏暗处静听音乐，这一切都像施了魔法一样提高他的生活乐趣。但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弄错：卡萨诺瓦的这种对艺术的爱从来都没有超出游乐的界限。对他来说，精神必须服务于生活，从来不是生活服务于精神。因此，他只把艺术视为春药，激发性欲的谄媚手段，粗野肉欲享受的较高雅的预先满足。他很愿意做一首小诗，用长筒袜的松紧带捆好，送给他所追求的一位夫人，他会吟诵几行阿里奥斯托的诗，燃起她的欲火；他能极有见地地与高贵人士谈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以显示他知识渊博，巧妙地掩饰他奇袭人家的钱袋。一旦艺术这门科学具有本身的目的和世界的意义，这个南方的肉欲主义者就不再理解它了。他本能地拒绝深奥的内容，因为他只想了解事物的表面，只想做时代的匆匆过客。他认为变化是“娱乐的盐”，而娱乐则是人世惟一的宗旨。
轻如蜉蝣，空如肥皂泡，只靠事件的反光来发光，他就是这样忽隐忽现地穿越时代：我们几乎什么时候都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灵魂，更无法找出他性格的核心。卡萨诺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诚实还是爱说谎，是英雄还是无赖？他是什么人，这完全视情况而定。环境使他成为变色龙，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显现不同的颜色。如果他腰包里有钱，人们就会认为没有哪一个贵族比他更高雅。他有一种令人着迷的傲慢，一种闪光的大公般的威严，像高级教士那样可亲，像近侍那样轻浮。他大把大把地花钱，他说：“节俭不是我的本色。”他像一个高贵的保护人那样，把素不相识的人邀请来吃饭，送给他鼻烟壶和一卷卷的杜卡特。他还向他提供贷款，使他周身获得精神的温暖。如果他的锦缎马裤的口袋抖空了，如果他的皮夹里塞满了未偿付的期票，那么我就要劝每个人在跟这个“正人君子”赌博时不要加倍下注。他的品性无所谓好坏————他压根儿就没有品性。他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天然否认道德标准的：他的各项决定都是本能地下意识地跳出来的，他的种种反应都是来自神经和动脉的跳动，完全不受理智、伦理和道德的影响。只要嗅到一个女人，他的血管就要疯狂地跳动，他就会任凭他的热情所指狂奔过去。看见一张赌台，他的手就会赶忙插到口袋里去：在他还不明白还不愿意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在赌台上铮铮地响起来了。如果谁惹他发怒了，他就会青筋凸起，好像那些静脉快要爆裂，痛苦的唾液凝结在他的嘴里，眼球起了红丝，恨不得立刻滚出来，拳头握得紧紧的，他会狂怒地一拳打过去。他任凭怒气勃发，“像水蒸气一样”。正如他的同胞和兄弟本韦努托·切利尼[2]所说的，他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公牛。“我从来没有能力控制我自己，克制，这我将来也做不到。”他不事后反思，也不事先预测，只在身处困境时，他才猛然生出既狡黠又天才的灵感，使他得救。哪怕最小的行动他也从不周密思考，按部就班地加以准备————可能是他对此太没有耐性。他们在他的回忆录里会上百次准确地发现，一切有决定性的行动、最愚蠢的恶作剧和最机智的欺骗都是出自一种突发的情绪，从来都不是清醒的思考的结果。有一天，他一冲动便脱去了神父的长袍，突然成为士兵骑马奔向敌军，当了俘虏。他不顾一切乘车到俄国或西班牙去，既没有职位，也没有引荐函，更不问自己为什么去，去干什么。他的一切决定都像嘭嘭乱响的手枪射击似的出自神经的震颤、情绪的波动和一种难忍的无聊烦闷。也许他应感谢他的丰富经历使他具有这种随机应变的勇气，因为按照摩尔人的逻辑，一个人要是能大胆地探询和预测，就不会变成冒险家，要是讲究策略，就不会成为这样一位非凡的生活大师。
卡萨诺瓦就是这样一个本能类型的人，他的魅力和活力只产生于不假思索，产生于不讲道德的无所顾忌，一旦有人把这种热情的本能类型的人当作一部喜剧或小说的主人公，把他当作一个清醒的灵魂，一个沉思的人，甚至一个浮士德——梅菲斯特式的人物，那么，没有什么比这种特殊努力更加引人误入歧途了。如果把三滴感伤压进他的血液里，如果让他肩负起知识和责任的重担，他就不是卡萨诺瓦了。如果让他装成忧伤而引人注意的样子，如果让他具有良知，那他就是隐藏在他人躯壳里的人了。因为如此一来，这个逍遥自在的俗物就没有魔力了，简直一点魔力也没有了。驱动卡萨诺瓦的惟一魔力有一个十足的市民的名字和一张虚胖的脸。这魔力的名字简单极了：那就是“无聊”。他的内心里一点创造力也没有，他必须不间断地贪婪地掠取生活的素材，但他的这种想要不停地得到一切的愿望，比之于拿破仑或唐璜那种真正掠夺型人物的魔性，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拿破仑的贪欲是无限的，他渴望得到一个又一个国家，征服一个又一个王国。唐璜则为了另一种无限的贪欲，为了能做女人世界惟一的统治者，切肤地感到要把所有的女人都诱骗到手。而卡萨诺瓦这个地道的享乐型的人从来都不企图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目标，他只要求得到连续不断的欢乐。只要不孤身一人，不寂寞地在寒冷中发抖，只要不孤独！只要仔细观察卡萨诺瓦就会看到，如果他缺乏聊天这种娱乐性的消遣，任何形式的平静都会变成最可怕的不安。晚上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一小时也不能单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或看书。他立刻就向四面八方探察，看会不会偶然有一股风给他送来娱乐，必要时女仆也可以充当夜里贴身睡觉的温暖的肉体。他会在客栈下面的小房间里跟偶然相遇的客人闲聊起来，他会在任何一个赌窟里向那些可疑的作弊的赌徒加倍地下注，他会跟下等妓女过夜。内心的空虚处处以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向活生生的人，因为只有与别人接触和厮混才能使他的生命放出火花；一人独处，他就会成为一个最忧伤最烦闷的人。人们在他的作品里（回忆录除外）不难发现这一点，我们从他在杜克斯那些孤独的岁月里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在那里，他把寂寞无聊称作“但丁忘了描写的地狱”。正如一个陀螺必须不断地被抽打，否则它就会可怜巴巴地滚在地上，卡萨诺瓦也需要外力的鞭策和推动：他（像不计其数的人一样）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冒险家。
因此，生命的自然的紧张一停止，他就去制造人为的紧张：赌博。因为赌博是以了不起的缩微方式重现生活的紧张，它制造人为的危险和命运的缩写记号：赌博是所有只顾眼前的人的收容所，所有无所事事者的永恒的消遣。由于赌博，感情的潮起潮落好像在玻璃杯里猛烈地出现，于是赌博就变成了内心闲散者不可代替的活动。从来没有什么人像卡萨诺瓦这样沉溺于赌博。只要他看不见女人，不追求女人，他就能看见钱在赌台上滚动，他的手指就不会颤抖地离开钱袋。即使他认出庄家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掠夺者，一个赌博作弊的同伴，尽管他知道非输给对方不可，他仍然敢于抛出他的最后一枚杜卡特。他自己也是掠夺者却一再让别人掠夺，这是因为他不能抗拒最后机会的诱惑，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明确地解释他的赌瘾，他的无法遏制的赌狂劲头了。他不止一次，而是十次百次地在手气背时一再被挑起返本的愿望，把辛辛苦苦骗来的掠夺物全部输光。不过，正是这一点给他打上了天生赌徒的烙印，他不是为了赢才赌（这是何等的无聊），而是为了赌而赌。他从来都不企求彻底的放松，他是企求持续的紧张。在扑克牌黑桃与红桃当中，在红方块和梅花当中企求永恒的冒险，他总是颤颤抖抖地摸牌甩牌。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觉到他的神经的震颤，感觉到他的激情像波涛一样澎湃。————像需要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像需要使人舒畅的空气一样，他需要来自赌台的输与赢，需要占有和抛弃女人，需要贫富的明显对比，需要延伸到无限之中的冒险。即使这种演电影似的五光十色的生活会因为突发事件、意外惊喜和风云变幻而出现短暂间歇，他也会用赌博中人为的紧张把这些空白填满。正是由于疯狂的下注，他才大起大落，今天口袋里还装满金币，豪华马车后边站着两名听差，明天就急忙把钻石首饰卖给一个犹太人，在苏黎世把裤子送进当铺————这绝不是玩笑，有人发现了他的当票！但这个大冒险家就愿意这样过日子，愿意被这种幸福和绝望的轮番轰炸撕成碎片。为此，他一再把他感情热烈的生命作为最后惟一的赌注交给命运去安排。他有十次在决斗中差一点丧命，十几次险些坐牢或被罚到大橹舰上服苦役，百万钱财得来又散去，他从来没有攥起手来留下一分一厘。不过，正因为他总是奉献，总是完全献身于每一次赌博，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冒险，这个死在外国养老地的可怜的乞丐，才在最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生命的无限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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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此人肥胖，机智，乐观，爱吹牛。
[2]本韦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金匠、雕刻家。
好色之徒
我诱骗过人吗？没有。本性用迷人的魔法开始工作时，我是在场的。我不能离开它，因为我的心永远感激每一种本性。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卡萨诺瓦在斯巴》
在艺术的一切门类里，他都是一个业余作者，大都成绩很差。他写过蹩脚的诗和使人昏昏欲睡的哲学论文，小提琴拉得很一般，谈吐顶多像一个杂家。他更出色的才干表现在各种各样的赌博上，这是魔鬼发明的东西，诸如：法老牌、扑克、比里比牌、骰子、多米诺骨牌，还精通拙劣的骗术、炼丹术和权术。但他最拿手的，堪称魔法师和高超大师的领域却是爱情的游戏。在这方面，他的上百种残缺不全的才能通过创造性的化学作用，结合成了完美无缺的色情人的纯粹要素。在这方面，仅仅在这方面，他这个非正规的半瓶醋才具有无可争辩的天才，他的身体好像生来就是为爱神效劳的。为了具有全部元气、性欲、力量和美，这个平时十分惜力的人竟破例变得十分用心了。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一个给女人带来欢乐的真正的男人，即一个男子汉或可爱的丈夫，你怎么翻译这个字眼都行，总之是这种优秀男子中一个分量足而有弹性的、粗暴而热情的样品。按照我们时兴的瘦长体型来想像卡萨诺瓦这个征服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漂亮男子可不是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根本不是，而是一个真正的壮年男子，肩膀如腓尼基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肌肉如罗马的角斗者，棕色之美如吉卜赛少年，冲击力和放肆如雇佣兵队长，性欲冲动如蓬头乱发的森林之神。他的身体如金刚铸成，精力旺盛，生命力极强：四次梅毒，两次中毒，十几次遭剑刺，在威尼斯的监狱和西班牙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苦度数年之久，从炎热的西西里到寒冷的莫斯科几段突然的旅途————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他的生殖器官受到丝毫的损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在女人身边看上一眼，只要身体上接触一下，这种不可征服的性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发挥有效的作用。在紧张忙碌的二十五年里，他都证明自己便是意大利闹剧里的那位“随时待命先生”。他不知疲倦地教女人们高等数学，犹如那些勇敢的情郎。而床上那种令人恼火的失败（司汤达在他的小册子《论爱情》里单有一章谈到这种失败的重要性），他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才从传言和传闻中了解到。他的身体，只要性欲袭来，就从来都不知疲乏。一种从未中断的性欲反而清醒地暗中等待一切女性，这是一种尽管过度耗费却尚未枯竭的激情，一种不惧赌注大小的赌博本能。事实上，这个人很少把这样一个满弦的身体乐器，这样一个爱情的中提琴，交付任何大师去进行毕生爱情游戏。
但是，不论什么事，凡能达到高超水平的，除了要有天赋，还要求这样的特别的保证：完全的献身，彻底的专一。只有一夫一妻的情欲才能达到激情的最高境界，只有沿着一个方向的结合才能创造完美的业绩。正如音乐之于音乐家，写作之于作家，金钱之于吝啬鬼，最佳纪录之于体育迷，对于一个当之无愧的好色之徒来说，女人、向女人求爱、追求和占有女人就成了最重要的事，不，是惟一的财富。由于一切爱情永远是相互妒忌的，他只能在一切嗜好中献身于这惟一的嗜好，只能沉溺于这种嗜好里。他只能在这里领会人生的意义和无限。卡萨诺瓦，这个永远的不忠诚者，却始终保持着对女人情爱的忠诚。如果送给他古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指环，富格家族的财宝，封爵证书，家宅和任命，统帅和作家的头衔，他都会用打人的手把这些无用的东西，这些讨厌的一文不值的东西抛在一边，宁愿去闻一个女人皮肤的芳香，向女人投去不可替代的甜蜜的一瞥，宁愿接受与她共度的时刻，宁愿接受一个顺从的女人不可替代的甜蜜注视和相偎相依的温存时刻。为了一次艳遇，甚至为了一次艳遇的苗头，他都会像从烟斗里喷烟一样，把世间一切与前途密切相关的东西，诸如荣誉、职位、头衔和时代要求都吹得四散开去。因为这个性欲强烈、游戏人生的人并不需要眷恋他所追求的人。哪怕是一种预感，一次尚且无法抓到的艳遇苗头的临近，都足以使他的幻想升温。在数百件事情当中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第二卷刚开始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插曲，卡萨诺瓦为了一件重要的公务乘特快邮车到那不勒斯去。途中在旅馆住宿时，他发现邻室的床上有一个匈牙利大尉拥着一个美丽的女人————不，这样说有点荒唐，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她美不美，他还没看见这个藏在被窝里的女人呢。他只听见了一阵青春焕发的哭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听到这哭声，他的鼻翼就不停地颤动了。他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她是否令人着迷，不知道她是美是丑，年轻还是年老，乐意还是勉强，单身还是已婚，他对这一切都不加考虑，立刻就把公务抛到脑后，下令卸下已备好的马匹，他留在帕马不走了。使他这个喜欢孤注一掷的赌徒发疯的，仅仅是这个完全渺茫的艳遇机会啊。无论何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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