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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对一些人的看法
令人诧异的是，一个人在伦敦生老病死竟然没有人会注意，无论是善意的、恶意的还是淡淡的注意。他在任何人的心中唤不起同情；他的存在，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感兴趣；他死后不能说是被人遗忘了，因为他生前就没有人记得他。在这个大城市里，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他们似乎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关怀他们。他们首先是迫于急需才拥到伦敦来寻觅工作和生计的。我们知道，要断绝把我们同我们的家和朋友们连接在一起的联系是困难的；而要抹掉对幸福的日子和过去的无数回忆更是困难。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潜伏在我们心底，此刻涌现在我们心头，为的是来使我们联想到已经分离的朋友，联想到我们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景象，也联想到我们曾经怀有的、后来可能已经放弃了的希望。这一切全都栩栩如生，令人吃惊。可是上述那些人幸亏早已把这些念头忘得一干二净。老乡们死的死了，移居的移居了。先前通信的那些人像他们自己一样，已经迷失于哪一座繁忙的城市的混乱和芸芸众生之中；他们已经渐渐安下心来成为一种安于习惯的有耐力的十足消极的生物了。
几天前我们正坐在圣詹姆斯公园的围墙里，有一个男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立即认定他是这个阶层的一员。他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瘦高个子，穿着黑上衣、狭小的灰裤子和紧窄的、绑腿式小长统靴，戴着褐色獭皮手套。手中拿着一把伞——并不需要用它，因为那天天气晴朗——而显然是他每天早上总要带着它上班的。他在安放着出租椅子的那一小块草地前来回走着，他这么做并不像是为了娱乐或消遣，而却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正如每天早上他不得不从伊斯林顿后面的居住区步行到办公处一样。那天是星期一；他已经摆脱办公桌的束缚二十四小时了，正为了锻炼身体和娱乐在这儿走着——他这么做可能是生平头一遭哩。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从来没有过假日，因而甚至此刻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好。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一群群人闲荡着，有说有笑；可是那个男人坚定地来回走着，既不注意别人，也没人注意他，那张消瘦苍白的面孔似乎不可能带有好奇或感兴趣的表情。
我们相信这个人的态度和外貌中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了解了他的一生，或者不如说是他整天的情况，因为像这一类的人的生活天天都一样。我们几乎能看见他每天早上走进那间在屋后的黑暗的小办公室，把帽子挂在同一个木钉上，把腿伸进同一张办公桌下面；然后先脱下那件要穿一整年的黑上衣，再穿上去年穿的那件，他把那件旧衣放在办公桌里为的是要节省新衣。他在那儿一直坐到五点钟，整天不停地工作，像壁炉台上那个日晷一样有规律，它那响亮的嘀嗒声像他的一生一样单调，他只在有人走进账房间时抬了一下头，或者因在计算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抬头望着天花板，仿佛布满灰尘的天窗上有灵感似的，那扇天窗的每格玻璃中央都有一个绿色花结。大约在五点钟或者五点半时，他慢条斯理地从坐惯的凳子上下来，又一次换了上衣，出发到巴克斯伯里附近他平时常去的就餐处去。侍者用很知心的态度把菜单念了一遍——因为他是一位常客——他问了“今天切下的肉哪个部位最好？”和“有什么剩下的菜？”之后，便要了一小盘烤牛肉和蔬菜，以及半品脱黑啤酒。他今天要的是小盘，因为蔬菜比土豆贵一个便士。昨天他要了“两客面包”，前天还额外加一块干酪。这件大事解决之后，便把帽子挂起来——他刚才一坐下就把它脱掉了——并且预先约定旁边那位先生看完报就给他看。如果在吃饭的时候能够拿到报纸，他似乎就会吃得更加津津有味。把报纸靠在水瓶上不让它倒下，交替着咬一小口牛肉再看一两行报纸。恰好在还差五分钟就满一小时的时候，他掏出一个先令，付了账，把找头细心地塞进背心口袋里（先扣去一个便士给侍者），然后回办公处去，那天晚上要不是有外国邮件的话，在大约半小时后他又出发了。于是他以平日的步伐回家，走进他那间在伊斯林顿街的小后屋，在屋里喝了茶；也许一边吃饭一边同他房东太太的小男孩聊聊，借以减轻自己的苦闷，还偶尔因为小男孩解决了加法中的一些简单的问题，给他一个便士作为奖励。有时候，他得送一两封信到他的老板在拉塞尔广场的府第；那个富商听见他的声音，便从餐厅里喊道，——“进来吧，史密斯先生。”于是史密斯先生把自己的帽子放在门廊里一把椅子的脚边，怯怯地走进去。老板以恩赐的态度请他坐下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腿塞到椅子下面，离开桌子相当远地坐着，一面喝着主人的长子给他斟的雪利酒。既经喝毕，便轻步退出屋子，直到再回到伊斯林顿街上，他才从那紧张激动的状态之中完全恢复过来。这种人可怜而无害于他人；他们知足但不常乐；他们意志消沉、谦卑恭顺，他们可能并不感到痛苦，然而他们从不快乐。
且把这些人与另一阶层的人对比一下。后者与前者同样也是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同伴，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通常是些白头发红脸蛋的老人，耽于葡萄酒和膝前有饰穗的长靴。他们由于某种不管是真正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原因——一般说来，是由于前一种原因，最充分的理由是他们富有而亲戚们贫穷——他们变得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在单人套间里扮演愤世嫉俗的角色，极其喜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使得他们接近的人都感到痛苦。你在任何场合都能看见这种人。在咖啡馆里，你可以凭着他们愤愤不平的牢骚和奢侈的饭菜；在剧院里，你可以凭他们总是坐在老座位上，以厌恶的眼光瞅着近处所有的年轻人；在教堂里，你可以凭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摆出的架势和他们应唱圣歌时的响亮嗓门儿；在联欢会上，则可以凭他们玩惠斯特牌戏时发脾气和厌恶音乐认出他们来。属于这种类型的老年人会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在自己周围收集了大量书籍、金银餐具和绘画，他这样做，并非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使那些虽有这种愿望却无财力与他竞争的人感到恼火。他参加两三个俱乐部，那里的所有成员不是羡慕他或者奉承他，就是恨他。有时候，一个穷亲戚——也许是一个已婚的侄儿——会要求他给予小小的帮助；于是他就会真的火冒三丈，指责年轻夫妻不注意节约，说他的老婆多么不足取，又说他胆敢生男育女，年入一百二十五英镑还要负债，实在不成话，此外还指控了其他不可宽恕的种种罪行；最后在结束他的告诫时，还对自己的品行来一番得意的评论，然后再微妙地提及教区救济。后来有一天他吃过饭突然中风死去。事先他已立下遗嘱将财产遗赠给一个贫民收容所，后者为他竖起一块纪念碑，赞扬他生前的基督徒品行，并表示因确信他在来世必然幸福而深感安慰。
我们对我们的非常特殊的朋友出租马车车夫、出租双轮马车夫和车上的看守所感到的钦佩，是与他们冷静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和完全的镇定自若很相称的；而除了他们，使我们最感到有趣的便莫过于伦敦的学徒那一阶层。他们不再是有组织的团体，不再受严肃的合同的约束，规定他们凭自己高兴可以随时在脑子里动怒、在手里抓起棍棒来吓唬陛下的臣民。如今只有师徒契约来约束他们。至于他们的勇猛气焰，那可以靠他们对新警察当局的有益的畏惧心理和潮湿的警察署的前景，轻而易举地加以制止，上述前景是以在警察局受到惩罚为结局的。然而他们仍然是一个特殊阶层，而且并不因他们不触犯别人而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难道有人在星期天会不注意到他们在街上吗？哪儿见过像这些小伙子在自己身上所表现的那种摆架子和讲排场的可爱尝试！上星期天或者再上一个星期天，我们跟在一小群人后面顺着斯特兰德街走去；他们整天为我们提供消遣的内容。他们是来自这个城市的某处，正朝海德公园走去，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共有四人，臂挽着臂，都戴白羔皮手套，活像四个新郎，穿着有新奇图案的薄裤子，穿的上衣至今在英语还没有它的名称——是介于厚大衣和外套之间的一种混合物，领子是厚大衣的式样，下摆则是外套的式样，口袋则是独树一帜的。
这几位先生各握一根顶端装着大流苏的粗手杖，他们有时以优美的姿态把手杖挥转一下。四个人为了装出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气无力、大摇大摆地走着，令人见了不禁失笑。其中一人有一块大小和形状都与一只里布斯顿苹果 [1] 差不多的怀表，塞在背心口袋里，他一路上同圣克莱门特教堂和新教堂的钟、埃克塞特交易所那口有亮光的钟、圣马丁教堂和近卫骑兵队所在地的钟一一仔细核对一下。他们终于到达圣詹姆斯公园时，其中穿着做得最考究的靴子的那个小伙子，为自己的脚特地又租了一把椅子，沉沉地坐上这把租费两便士的树林中的奢侈品，那气概使布鲁克斯与斯努克斯，克罗克福特与巴格尼格·威尔斯之间的差别都消灭了。
见到这种人我们可能会发笑，但是他们绝不会激怒我们。我们通常心情很好，因而也就几乎理所当然地对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友好得很。即使他们自身偶尔表现一些愚行，那也肯定比扇形街上那些早熟的小伙子的狂妄行为、摄政街和蓓尔美尔街上那些蓄着连鬓胡子的花花公子的打扮，或者任何地方老朽的骑士风度，都更能令人容忍得了。
* * *
[1] 一种从法国诺曼底移植到约克郡里伯霍尔的冬季苹果。
第二章 圣诞晚餐
圣诞时节！那个男人确实是个厌世者，因为圣诞节的再次来临在他心中并不能激起任何近似欢愉的感情，也不能唤起任何快活的联想。有些人会告诉你，对他们来说，如今的圣诞节已不像往昔的圣诞节；还说，在接着来临的每个圣诞节，他们都会发现前一年所怀的某个希望或者所预期的幸福前景暗淡了，或者已经成为泡影；而目前的圣诞节只不过使他们想起破落了的家境和窘迫的收入——想起从前宴请那些虚伪的朋友的情景，想起他们如今在逆境和厄运中接触到那冷淡的神色。决不要去在意这种凄惨的往事了吧。在世上活得够长的人，很少有人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里不会想起这种事。因此不要在三百六十五天中挑出最欢乐的那一天来回忆悲哀的事，还是把你的椅子朝热乎乎的火炉拉得更近些，斟满酒杯，开个头，使大家跟着都唱起歌来——要是如今你的房间比十几年前小些，要是你的杯子里斟的是散发着臭气的混合甜饮料，而不是发泡的葡萄酒，你应当欢颜相对，立即喝干它，再给自己斟一杯，愉快地唱你往日常唱的小调，并且感谢上帝，说情况并没有更差一些。你的孩子们围炉而坐的时候，瞧瞧他们一个个快乐的脸蛋儿。可能有一把小椅子空着；一个使父亲见了开心、母亲感到得意的小小个子可能已不坐在那椅子上。别把过去的事老挂在心上，别去想那个如今已经化为尘土的美丽的孩子，在短短一年前还坐在你跟前，他的双颊健康红润，快乐的眼睛显示出幼儿无知的欢乐。想想你目前的幸福吧——每个人都有很多这种幸福——而别去想过去的不幸，每个人都有些不幸。带着愉快的表情，心满意足地再给自己斟一杯酒。保证你会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在新的一年里你会幸福！
面对一年中这个到处洋溢着友爱、相互真诚地表达深情的时令，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一次圣诞节家宴！人世间再也没有比它使人更愉快的事了！圣诞节这个词的本身似乎就具有魔力。褊狭的猜忌与不和忘怀了；合群的感情在对之久已陌生了的内心被唤醒；父子或兄妹几个月以来，每次相遇都是避开对方目光或者冷淡地招呼而过，此时则伸出双臂，报以亲切的拥抱，把他们之间过去的敌意埋葬在当前的幸福之中。过去彼此怀念的和蔼的心，曾经由于傲慢和自尊的谬误见解产生的阻碍，如今又结合了，到处洋溢着友善和仁慈！但愿圣诞节从年首延续到年末（应当如此），使损坏了我们较好方面的性格的那些偏见和怒气，永久不对那些理应与之无缘的人起作用！
我们所说的圣诞节家宴并非仅仅是一次家属的聚会——并非事先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发出通知集合的，也不是这一年才发起、前一年在家中并无先例、次年也不像再会有的那种家属聚会。它是所有能参加的家庭成员一年一度的聚会，不分老少贫富。早在两个月之前孩子们已经热切地盼着了，以前是在爷爷家里举行；后来爷爷老了，奶奶也老了，都衰弱了，便不再管家务，并且同乔治叔叔住在一起，于是聚会总是在乔治叔叔家中举行，不过大部分东西都是奶奶供给的，爷爷总是一路蹒跚着走到纽盖特市场买火鸡，满怀喜悦地雇了一个杂务工替他拎着火鸡跟在身后，总是在付了工钱之外还坚持要他祝贺“乔治婶婶圣诞快乐、新年幸福”，喝一杯酒作为酬劳。至于奶奶，在举行聚会的前两三天她变得非常神秘而守口如瓶，但是嘴还不够紧，因此消息就漏出来了，说她为每个女仆买了一顶饰有粉红色缎带的美丽的新帽子，还为年幼的子孙们买了各种书籍啦、削铅笔的小刀啦、铅笔盒啦；更甭提在乔治婶婶原先已向糕饼店订购的食品之外她还暗中加了好几种，诸如为晚宴再添一打碎肉馅饼，为孩子们定购一块很大的葡萄干蛋糕。
在圣诞节前夕，奶奶总是兴致勃勃，在白天让所有的孩子们做取出葡萄干的核等等的活儿，每年她总一定要乔治叔叔下厨房，脱去上衣，搅拌做布丁用的面粉和作料半小时左右，乔治叔叔好脾气地照办，孩子和仆人们见了高兴得大叫大嚷。那天晚上临了大家总是非常愉快地玩捉迷藏游戏，开始玩不久，爷爷故意让人捉住，以便有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行动有多敏捷。
次晨，老两口子带着尽教堂座位所容纳得下的那么多孩子，浩浩荡荡地到教堂去，留下乔治婶婶在家里抹去一个个细颈盛水瓶上的灰尘，再把一个个调味瓶装满，乔治叔叔则把一只只瓶子搬到餐厅里去，喊着要开塞钻，还碍着所有的人的手脚。
上教堂去的一群人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爷爷从口袋里取出一小枝槲寄生 [1] ，引诱男孩子们在它底下去吻他们的小表妹和小堂妹们——此举使男孩子们和这位老先生作为一大乐事，可却违反了奶奶的礼仪观念，直到爷爷说他才十三岁零三个月的时候，也在一枝槲寄生底下吻了奶奶，孩子们听了一边拍手，一边纵声大笑，而乔治叔叔和婶婶也拍手大笑；于是奶奶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仁慈地微笑着说爷爷是厚皮的坏小子，孩子们听了又笑开了，而爷爷则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更为笑得乐不可支。
可是所有这些娱乐与后来激动人心的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奶奶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穿着一件蓝灰色绸外衣，爷爷身穿一件打着美丽的褶裥的衬衫，围着一条白颈巾，两人在客厅的火炉旁坐下，乔治叔叔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许多多堂弟妹、表弟妹们坐在火炉前，大家等着急切期待的客人来到，这时候突然听得一辆出租马车停下来，刚才一直朝窗外望着的乔治叔叔大声嚷道“简来啦！”孩子们闻讯猛然朝房门口冲去，手忙脚乱地冲下楼梯。在孩子们喧哗的“哦，哎呀！”的叫嚷声中，罗伯特姑丈和简姑姑、可爱的小宝宝和保姆，全体都被迎上了楼，同时保姆则一再告诫别碰伤小宝宝。于是爷爷接过小宝宝，抱在怀中，奶奶吻她的女儿，先来到的人引起的混乱几乎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叔叔舅舅婶婶舅母和更多的堂表兄弟姐妹们也来了。成年的堂表兄妹们互相调情，年幼的也互相调情，此时除了一片乱哄哄的欢声笑语的喧闹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了。
在谈话停顿的一瞬间，临街大门上传来一下怯怯的双叠敲门声，引起了“谁呀？”的问话，两三个原先就站在窗前的孩子轻声通报说是“穷姑姑玛格丽特”。乔治婶婶听了便走出房间去迎接新来者。奶奶顿时把身子挺直，态度呆板而庄严；因为玛格丽特没得到她的同意嫁了个穷人；由于贫穷还不足以惩罚她的过错，她还被朋友们抛弃了，也不得同她最亲爱的亲属交往。不过圣诞节来临了，就如半冻的冰块在早晨的阳光下那般，过去一年中与较好的气质斗争的冷酷感情在它温暖的影响下融化了。父母不难在一怒之下痛斥不顺从的女儿，可是在充满友善和欢乐的时期把她从炉边赶走，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一年一度曾经多少次在同一个日子里坐在火炉边，逐渐地从幼年时期发展到少女时期，接着几乎觉察不到地突然间成了一个容易激动的美丽的女人。因此那位老太太有意识采取的严正神色和冷冷的宽恕态度对她很不相称。那个可怜的女儿被她的嫂嫂领进屋来时，只见她脸色苍白，情绪低落——并非由于贫困，因为对于这个她忍受得了，而是由于觉得母亲不该这样怠慢和冷遇她——但不难看出老太太的态度有几分是装出来的了。继片刻踌躇之后，那女儿随即猛地摆脱她的嫂嫂，扑到妈妈的脖子上抽抽噎噎地哭了。父亲急忙走上前去，握住她丈夫的手。朋友们一拥而上，围住他们，热诚地祝贺他们，于是又呈现了快乐融洽的情景。
说到那顿晚宴，真是令人极其愉快——一点儿差错也没有，个个都情绪高涨，存心使别人高兴，也让别人使自己高兴。爷爷详尽地叙述买那只火鸡的经过，还稍微扯开到在昔日圣诞节买火鸡的一些事，奶奶则在一旁证实着最细微的细节。乔治叔叔讲故事，切鸡鸭，喝葡萄酒，同旁边餐桌上的孩子们开玩笑，向在对别人表示爱情的小辈们眨眨眼睛，也向被求爱的小辈眨眨眼睛，以他的好性情和殷勤好客的劲儿使所有的人都高兴起来。最后一个矮胖的仆人端着一只巨大的布丁，摇摇摆摆地走进屋来，布丁上面插着一小枝冬青，孩子们大笑大嚷，胖乎乎的小手拍将起来，短短的胖腿踢呀踢的，只有当小客人们见到把点燃了的白兰地酒浇入碎肉馅饼的惊人技艺在表演时的热烈鼓掌才比得上那股高兴劲儿。接着端来的是点心！——还有葡萄酒！——还有有趣的事呢！玛格丽特姑父有如此出色的谈吐，还唱出如此好的歌，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个挺好的人，而且对奶奶那么体贴入微！爷爷甚至不仅以空前的气势唱他那首一年一度的歌，而且在大家按每年的惯例一致要求再来一个 以后，他居然唱了一首只有奶奶从前听见过的新歌；还有一个无赖的年轻表亲，他曾经因某些懈怠和冒犯的滔天罪行而失去长辈的宠爱——是忽略了拜访和坚持喝伯顿啤酒。他意外地自愿唱了几首大家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滑稽非凡的歌，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个夜晚就如此在合乎情理的友善和欢愉的情调中度过，比起过去世上一切牧师写下的一切布道稿来，这更有助于唤起参加聚会的每一成员对其邻座的同情心，使他们之间的好感在随后的一年中继续存在。
* * *
[1] 槲寄生（mistletoe），西俗常用其小枝作圣诞节的装饰，并特许任何男性在其下吻任何女性。
第三章 新年
在人间仅次于圣诞节的、一年一度最值得纪念的大喜事是新年的到来。有那么一批可悲的人，他们用守夜和禁食迎接新的一年，仿佛他们有义务作为主要的哀悼者参加旧岁的葬礼似的。而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欢欣愉快地来送旧迎新，无论对已经流逝的旧的一年或刚开始降临的新的一年，都是更为恭敬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肯定有几件事使我们回顾时即便不是满怀感激之情，也会露出愉快的微笑。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我们应当相信新的一年是美好的，直到事实证明它不值得我们信任为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便是这样看的；尽管我们对于旧的一年是尊重的，我们却仍然持有这样的看法。旧年仅剩下的不多的时刻随着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流逝着。此刻，一八三六年的这个旧年的最后夜晚，我们正坐在火炉旁写这篇文章，我们的面容是愉快的，仿佛既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来打扰我们的好心情似的。
出租马车和四轮马车发出格格声，飞快地一辆接一辆在街上不断地来回奔驰，毋庸置疑，是载着一车又一车穿戴漂亮的人去参加拥挤的宴会。从对街那幢挂着绿色窗帘的房子频频传来响亮的重叠敲门声，使所有的邻人都知道无论如何是有个大宴会了。我透过窗子，也透过雾，瞧见糕饼店的伙计们头上顶着一只只绿纸盒，而晚会家具仓库的二轮运货车载着藤椅和法国式的灯，他们都急匆匆地赶到为庆祝新年举行着一年一度欢会的许多人家去。我们一直看到雾更浓了才打铃要来了蜡烛，再把窗帘拉上。
我们想自己能把其中一个宴会想象得十分逼真，仿佛我们自己正式地穿着燕尾服和浅口无带皮鞋，刚在客厅门口受到仆人通报似的。
就拿挂绿窗帘的那幢房子为例吧。我们知道那个人家要举行四对舞的舞会，因为今天早晨我们坐着进早餐的时候，瞧见有几个男人把前客厅的地毯搬走。如果需要进一步证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说实话了，我们刚才瞧见有一位年轻小姐在一间卧室近窗处，把另一位年轻小姐的头发“弄”成一种不常见的华贵发型，这只能说明要举行四对舞的舞会了。
挂绿窗帘的屋主人在政府机关工作；我们是根据他的上衣的式样、领巾所打成的结和他那自鸣得意的步态知道这个事实的——那绿窗帘本身就具有萨默塞特大厦 [1] 的气氛。
听！——一辆出租马车！来者是与屋主人同一个办公室的低级职员；是那种服装整洁的小伙子，他的穿着很容易引起感冒并长出鸡眼。他足登黑布鞋面的靴子，但是鞋子却塞在上衣口袋里，此刻他正在门厅里把鞋子穿上。于是在过道上的那个男仆向另一个身穿蓝上衣的人通报了他的姓氏，后者是伪装的办公室的当差。
在头一个楼梯平台上的男仆把这个低级职员领到客厅门口。当差的喊道：“塔浦尔先生！”屋主人走上前来招呼道：“你好，塔浦尔！”他刚才是在火炉边谈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我亲爱的，这位是塔浦尔先生（女主人按礼貌招呼了一下）。塔浦尔，这是我的大女儿；朱莉亚，我亲爱的，这位是塔浦尔先生；塔浦尔，她们也是我的女儿，先生，这是我的儿子；”塔浦尔使劲地擦着手，笑得仿佛这一切都有趣极了，不停地鞠躬和转着身子，直到所有的家人都介绍过了，于是他便滑着脚走到靠沙发椅那头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开始同年轻的小姐们胡乱地址开了，谈天气，谈剧院，谈过去的一年，谈最近发生的那次谋杀案，谈气球，谈妇女的袖子，谈节日庆祝活动，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家常话题。
还有更多的重叠敲门声！多么大的宴会哪！在持续不断的嘈杂谈话声中，大家啜饮着咖啡！这会儿我们在想象中见到塔浦尔得意之极。他刚刚把那位矮胖老太太的杯子递给一个男仆；这会儿他加入门旁那一群年轻先生们当中去，截住另一个男仆，趁仆人还没有离开这个房间，给老太太的女儿弄来了一盘松饼。然后，他回过来经过那张沙发椅的时候，以恩赐和亲热的态度朝那些年轻小姐们扫了一眼，作为打招呼，仿佛他从小就已经认识她们似的。
塔浦尔先生真是个可爱的人儿——在女人中间厮混的老手——又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伴侣！瞧他笑了！——对爸爸所开的玩笑没有像塔浦尔先生理解得这么透彻，爸爸每次突然说句滑稽话，他总要笑得前仰后合。确是个再可爱不过的伙伴！他在所有的人当中东拉西扯！尽管开头他确实显得有点儿轻浮放荡，可是却是那么浪漫，而且富于情感！真讨人喜欢！年轻的先生们当然不喜欢他，他们讥笑他，装出瞧不起他的样子；可是大家明白这是出于妒忌；而且他们根本不必费心去贬低他的长处，因为妈妈说以后每次晚宴都要请他来，即便是单单为了在下一道菜还没有上来之前，让他跟大家谈谈，在万一厨房里出现耽搁的情况的时候，让他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进晚餐的时候，塔浦尔先生比他在整个傍晚时的表现更显得出色。当爸爸为祝大家全年快乐而干杯，请大家把酒杯斟满的时候，塔浦尔先生是那么 滑稽，尽管小姐们一再断言她们怎么也没法喝完满满一杯酒，他还是非把她们的酒杯斟满不可。他随即又要求大家允许他就爸爸刚才发表的祝词也说上几句话，于是他对旧年和新年讲了一番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最才华横溢、富于诗意的话。全体干了杯，太太小姐们退了席之后，塔浦尔先生要求所有的先生们赏脸把酒杯再斟满，因为他要祝酒，先生们听了全都喊道：“对！对！”说着便把细颈瓶传递着。屋主人告诉塔浦尔先生大家的杯子都已斟满，在等他祝酒，他便站起身来，提醒在场的先生们说，那天晚上在客厅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雅致优美的陈设使他们多么愉快，刚才就集中在这房间里的美女又如何使他们神迷心醉。（响起了大声的“对啊！”）尽管由于其他理由，他（塔浦尔）因太太小姐们不在而感到惋惜，他不得不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正因为她们不在，才使他有可能提议，否则就无法进行祝酒——他的祝酒词是“为太太小姐们干杯！”（喝彩鼓掌声大作。）为太太小姐们干杯！在她们当中，他们杰出的主人的几位迷人的女儿的美丽、才艺和雅致也同样惹人注目。他请先生为“太太小姐们”并为“祝她们新年快乐！”而喝干一满杯酒。（这两句祝词受到了长时间的鼓掌；不过在这阵鼓掌声中还清楚地听得见太太小姐们自己在楼上跳西班牙舞的声音。）
这个祝酒所引起的鼓掌声几乎还没有平息，只见坐在靠近餐桌下端的一位在上衣下面穿着粉红色背心的年轻先生变得很烦躁，坐立不安，显而易见他亟欲发言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机警的塔浦尔马上觉察，决定抢先开口。因此他又站了起来，态度庄重而又自大，他说他相信大家会允许他建议再一次干杯（全体表示无限欢迎之后，塔浦尔先生就讲开了）。他说他确信那天晚上他们可尊敬的主人和女主人的殷勤招待——他可以说是辉煌接待——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掌声经久不息。）虽然他这是初次有幸快乐地参加晚宴，他跟他的朋友多布尔认识已有很长时间，而且同他很亲密；他与多布尔一向有着事务上的联系——但愿在座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了解多布尔。（主人咳了一声。）他（塔浦尔）能够把手按在他的（塔浦尔的）胸口上宣布他确信在世间的亲属关系中，从来没有过一个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弟、一个儿子能胜过多布尔。（哄堂响起了“对啊！”的喊声。）大伙儿看见他今晚处在他的安宁的家庭怀抱中；他们应该在次晨见到他置身于艰苦的工作任务之中。翻阅晨报时他是平静的，签名不苟且妥协，答复陌生的申请者的问话时态度庄严，对上级恭恭敬敬，对当差们则态度雍容华贵。（喝彩声。）他对他的朋友多布尔的优秀品质既然已经作了这番他该得的证明，那么在多布尔夫人这一问题上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他还有必要详说那位和蔼可亲的女士的品质吗？不，他不愿意使他的朋友多布尔难堪，他不愿意使他的朋友小多布尔先生——如果他容许他有幸如此称呼他的话——难堪。（小多布尔先生刚才正大张着嘴要把一只特别好的橘子塞进去，此时中断了这一动作，摆出一种十分忧郁的、很得体的模样。）他要简单地说——而且他确信这是一种所有听他这么说的人都会欣然赞成的想法——他的朋友多布尔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人，正如多布尔夫人远远超过他所见到过的任何女士（除她的几位女儿之外）一样；最后，他要建议为他们可尊敬的“主人和女主人干杯，愿他们幸福长寿！”
大家在欢呼声中干了杯；多布尔致谢以后，宾主便全到客厅里去与太太小姐们再同聚一堂。在晚宴前因害羞不敢跳舞的小伙子们，现在既能说会道，又找到了舞伴；乐师们，很明显，趁客人们不在的当儿曾经为了迎接新年而大喝起酒来；舞会一直举行到新年的凌晨才散。
我们还没有写毕上文句子中的最后一个字，附近一个教堂的钟便 地敲出十二点钟的音响。那钟声有点令人畏惧。严格说来，它在此刻并不见得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其他时候，时光溜得同样快，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飞逝的。可是我们是以年纪来计量人的寿命的，这庄严的钟声警告我们已经越过横在我们和坟墓之间的又一个界标了。不管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下次的钟声再宣告另一个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既不觉察到我们常常忽略的这个及时警告，也感觉不到这会儿在我们内心燃烧着的热情了。
* * *
[1] 英国政府机关办公处。
第四章 埃文斯小姐和鹰园
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小个子的按日受雇的木匠，他的身材显然在中等以下——也许接近矮小。他的脸又圆又发亮，他把自己的头发仔细地捻到两眼的外角上，形成通常称作“夸张者”的那种半鬈发。他所挣的钱完全够得上他的需用，每星期挣十八先令至一英镑五先令不等——他的风度极佳——他在安息日穿的背心使人眼花缭乱。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既然具备这些条件，怪不得到处博得异性的欢心；因为女人们曾经被差得多的实际条件迷住。不过塞缪尔对她们的奉承讨好毫不动心，直到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姑娘的眼睛上，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她的配偶。他来了，征服了她的心——求婚，并被接受——爱上了她，也被爱了。从此威尔金斯与杰迈玛·埃文斯便“形影不离”了。
埃文斯（或者采用她的一帮熟人中最流行的发音，把它读作“爱文斯”）在早些时候从事缝鞋滚边这一有用的职业，后来她又干上编草帽的活儿。她和她的妈妈、两个妹妹四个人在坎登镇上最僻静的地区协调地居住着；而威尔金斯先生就是来到此地拜访她们的。那是星期一的下午，他穿着一身最好的服装，他的脸更亮，背心更鲜艳了，两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她们一家人正准备吃茶，见他来访，高兴非凡。那可是一顿小小的筵席，有二英两那种每磅值七先令六便士的蔬菜和四英两最新鲜的蔬菜；而威尔金斯先生为了增添这顿餐的风味并取悦于埃文斯太太，还带来了一品脱河虾，由一块干净的围巾整整齐齐地包着。这会儿杰迈玛正在楼上“把自己洗干净”；因此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便坐下，与埃文斯太太闲谈家庭经济，两个小埃文斯小姐则把一小片一小片点着了火的牛皮纸塞到水壶下面的炉算子间去把水煮开，以便泡茶。
“我刚才在想，”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在谈话停顿的片刻中说道，“我在想，今晚带杰迈玛去鹰园，”“哎呀！”埃文斯太太大声嚷起来。“天哪！多好啊！”最小的埃文斯小姐跟上了一句。“告诉杰迈玛穿上她那件白色平纹细布衣服，蒂利！”埃文斯太太怀着做母亲的焦急心情尖声嚷道。过了一会儿杰迈玛走下楼来，身穿一件衣领用领钩细心地扣住的白色平纹细布长外衣，围着一条由许多别针别住的红色小披巾，头戴由红色缎带点缀的白草帽，脖子上挂一条小小项圈，手腕上戴一副偌大的手镯，脚穿丹麦缎鞋和透孔袜子，手上戴着白色棉线手套，手里抓着一条折得很仔细的麻纱手帕——全身打扮得十分体面，活像一位有身份的小姐。接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便和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一同走了，后者握着配合衣服而用的手杖，顶端镶着镀金球饰，使街上的人们普遍地又羡慕又妒忌，埃文斯太太则感到心满意足，两位小埃文斯小姐更是高兴非凡。出于世上最幸运的意外，他们一转入潘克拉斯路，杰迈玛·埃文斯小姐所该碰上的，除了她认识的一个年轻姑娘同她的 男朋友以外，还能是谁呢？——而且有时事情的变化是多么不可思议——他们竟然也是去“鹰园”的。于是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被介绍认识了埃杰玛小姐女友的那位年轻人，他们便一同继续往前走，一路上说说笑笑，开起玩笑来。他们一直走到彭吞维尔的时候，埃文斯女友的男朋友请两位小姐进入王冠酒店，尝点儿果汁甜酒，她们羞红了脸，咯咯地笑，又用精致的手帕遮住了脸蛋儿，最终才表示同意。她们既然尝了一口那种酒，就容易劝她们再尝第二口了。于是他们便坐在外边花园里喝果汁甜酒，望着驶过的一辆又一辆公共马车，直到该去“鹰园”的时候，他们才继续上路，由于担心赶不上在圆顶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飞快地走着。
“多美啊！”他们走进园门，相当深入“鹰园”以后，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儿有由砾石铺砌、栽着各种植物的美丽的走道，以及油漆和装饰得像许多鼻烟盒的一格格茶座；杂色的灯将它们艳丽的光彩散布在客人们的头上，供跳舞用的那块场地已经用白垩粉划出，以便客人涉足其中。在园子的一头，一个摩尔人的乐队正在奏乐；另一头，则有一个与前者唱对台戏的军乐队在奏乐。此外，侍者们还端着一杯杯尼格斯酒和掺水的白兰地，以及一瓶瓶烈性黑啤酒，奔来奔去。这边姜汁酒就要卖光了，那边在进行恶作剧。人们朝圆顶大厅的门口蜂拥而来。简而言之，整个场面正如被这些新奇事物，或果汁酒，或这两个因素，共同刺激之下的杰迈玛·埃文斯小姐说的，是一种“令人眩惑的刺激”。至于那个音乐厅，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及得上它一半壮丽。在那儿有专为歌手们配备的乐队席，全部油漆过，还镀了金和安了厚玻璃板，还有那么好的一架风琴！杰迈玛女友的那个年轻先生低声说它值“四百英镑”，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却说“这也不贵”，两位女士都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听众们坐在环绕着厅堂的、升高了的座位上，真是座无虚席，人人都在尽可能舒服地吃着，喝着。音乐会刚要开始的时候，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为自己和另一位年轻人要了两杯掺水朗姆酒来“暖和暖和……”，外加两片柠檬，还“为两位小姐要了一品脱雪利酒和一些藏茴香籽 [1] 甜饼干；”要不是有一个蓄着一大把连鬓胡子的先生拼命盯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另一个穿花格呢背心的拼命 向她的女友眨眼，他们会觉得很舒服很快活的。于是杰迈玛·埃文斯女友的年轻先生显出恼火的征兆，开始咕哝着：“有些人就是没有礼貌”，“真倒大霉了”；转弯抹角、含糊地暗示要某人的脑袋搬家。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忙威胁说，如果他再说一个字，她们就会当场晕倒，这才阻止了他把话说得更露骨。
音乐会开始了——用风琴演奏了前奏曲。“多么庄严啊！”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大声说，同时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望了那个蓄连鬓胡子的先生，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已经独自咕哝了一会儿，好像是在同那根礼服手杖上的镀金球饰窃窃私语似的，这时候气息变粗了，——也许是表示要报复，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军人累了，”有一个身穿白缎衣的小姐说。“再来一个！”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女友喊道。“再来一个！”穿花格呢背心的先生紧跟着也喊道，一边用一只烈性黑啤酒的酒瓶捶着桌子。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女友的男朋友把穿背心的那个男人从头看到脚，接着朝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投了个不胜轻蔑的询问眼色。此时由风琴伴奏唱起一支滑稽歌曲来了。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笑得前仰后合——蓄连鬓胡子的男子也捧腹大笑。不论两位小姐做什么，那个穿花格背心和那个蓄连鬓胡子的都跟着做，为的是表示情趣相投、心灵相通。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变得活泼健谈了，而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和杰迈玛小姐女友的男朋友却按着反比例变得阴郁和粗暴了。
当时如果这事只到此为止，这几个人可能不久就会恢复先前的平静状态；可是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却开始用蔑视的眼光投向那个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于是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为了表示他们没有受到上述眼光多大影响，便用更加爱慕的眼光望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朋友。音乐会和歌舞杂耍表演结束之后，他们便到园子里散步。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也照办，并且用听得见的嗓音说了好几句赞美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的脚脖子的话。他们还不满足于这些狂妄的行为，到后来竟然走过来请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跳舞，理也不理塞缪尔·威尔金斯和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女友的男朋友，似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流氓？”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嚷道，紧紧抓住右手里的那根有镀金球饰的礼服手杖。“你 怎么啦，你这个小骗子？”蓄胡子的回嘴道。“你好大胆，竟敢侮辱我和我的朋友？”女友的男朋友质问。“你和你的朋友该死！”穿背心的回答道。“尝尝这个，”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大声嚷道。霎时间，那根有镀金球饰的礼服手杖上的金属箍晃了一下，接着只见整根手杖在杂色灯的亮光照耀下，在空中旋转。“给他尝尝厉害，”穿背心的说。“警官！”两个小姐尖声嚷道。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情人和她的女友的男朋友躺在砾石路上直喘气，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就此无影无踪了。
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心里明白这次闹事主要是她们自己引起的，自然马上大发歇斯底里；说自己是受害最大的女人，语无伦次地胡言乱语起来，说自己被人怀疑——不公正地怀疑了——唉！她们竟然活着亲眼看着这等事发生——等等等等。她们每次张开眼睛看见她们不幸的小情人便又发作起来；于是由出租马车送她们回到各自的住所去，这时她们仍然处于果汁甜酒、雪利酒和刺激所共同造成的神志不清的状态中。
* * *
[1] 一种用藏茴香的果实加以香气的甜饼干。藏茴香是一种植物，香气浓郁，因其果实很小，故称之为“籽”（seed）。
第五章 厅堂里的雄辩家
一天傍晚，我们在闲荡中已经走过牛津街、霍尔本、介浦赛德、彭吞维尔和新路，可是我们开始觉得很渴，想休息五到十分钟。因此我们为了要喝一杯淡色啤酒来安慰自己，便转身朝一家顾客不多的安静老酒店走去（它离开通向城里的路不远），我记得不多一会前才走过它门前的。它并不是用灰墁粉刷的华丽的娱乐场所，没有法国式装饰，也不灯火辉煌，而是老派而外表质朴的酒店，有一个老式的小酒吧间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老板，他和与他同类型的老婆和女儿舒适地坐在上述酒吧间里——那是一个生着暖融融的火的整洁的小房间，炉前有一只很大的屏风防护着。我们表示要一杯淡色啤酒，那个年轻姑娘就从屏风后面走将出来。
“请进入厅堂好吗，先生？”姑娘用有魅力的嗓音说。
“请你们最好进厅堂去，先生，”年老的小个子老板把他所坐的椅子往后一推，从屏风的一边向外面看，要观察我们的模样。
“最好请进厅堂，先生，”小个子老太太从屏风的另一边探出头来说。
我们朝四下里略微扫了一眼，仿佛表示对这个备加推荐的场所一无所知似的。年老的小个子老板注意到了，连忙从小酒吧间的小门里走出来，马上就把我们领进厅堂里去。
那是一间古老的、光线很差的房间，镶装着栎木护壁板，地板上嵌着沙子，壁炉台高高的。墙上装饰着三四幅由黑色镜框装着的旧的彩色画片，描绘的全都是海战，有两艘军舰互相猛烈炮击，远处有一两艘船正在爆炸，前景画的是乱七八糟的一堆折断了的桅杆和从水中竖出来的青灰色的人腿。房间中央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煤气灯和一根铃的拉索，两旁是三四张狭窄的长桌子，后面是一排紧挨着的这种小酒店所特有的那种滑溜溜的、发亮的木头椅子。在单调的用沙子擦过的木头地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安放着一只痰盂；在房间那头的两个角落里由堆成三角形的种种有用的物品装饰着。
离我们最远但靠火炉最近的那张桌子旁，面对那头房门坐着一个结实的男人，他约摸四十岁，紧沿着又宽又高的额头长着又短又硬的黑鬈发，他的脸通红，这是饮料和运动以外的因素所引起的。他正在抽雪茄，眼睛盯着天花板，他那以明智自负的样子表明他是这个场所的最主要的政治家、无所不知的权威和全面的轶事讲述者。显然他刚发表过一篇很有分量的讲演；因为其余的人全都在猛抽着各自的板烟和雪茄，板着面孔在出神，似乎对刚才讨论过的重要题目感受极深。
在他的右边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头戴宽帽檐的褐色帽；左边是一个浅色头发的尖鼻子男人，身穿的一件褐色长外套几乎拖到脚跟，他交替地抽抽板烟并以崇拜的眼光朝那个红脸男人望望。
“真不寻常！”浅色头发的男人沉默了五分钟之后说。众人嘁嘁喳喳，都表示赞成这句话。
“一点儿也没什么不寻常——一点儿也不，”红脸男人顿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浅色头发男人的话音刚落，他就转向他说。
“为什么该是不寻常的？——为什么不寻常——说它不寻常要拿出证据来！”
“哎呀，如果你要这么办——”浅色头发的男人说。
“要这么办！”红脸人突然喊道；“可是我一定得 这么办呀。在现今时代，我们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智力发展的高度上，而不是处在知识贫乏的漆黑的壁龛里。我要求的是证据——在这忙忙乱乱的时代里，要的是证据，不是主张。当那次‘老街觅寻郊区代表协会’打算为在康沃尔的那个位置——它的名称我忘了，推荐一名候选人时，所有认得我的人对我的意见的性质和作用都很了解。当威尔逊先生说：‘斯诺比先生很适合当议院里自治城市的议员’的时候，我就说：‘拿出证据来。’威尔逊先生说：‘他支持改革。’我说：‘拿出证据来。’威尔逊先生说：‘他是国债废除主义者、抚恤金的坚定反对者、毫不妥协的黑人辩护者、主张缩减挂名职务和缩短议会任期者；单单主张扩大人民选举权者。’我说：‘拿出证据来。’他说：‘他的行动可以作证。’我说：‘拿出他的行动的证据来。’
“而他拿不出证据，”红脸人得意扬扬地环视了一周，然后说；“于是自治城市便不要他了。而且如果你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你就没有债务，没有抚恤金，没有挂名职务，没有黑人，什么也没有了。于是，站在智力发展的高度上，达到了民众富裕的顶点，你便可能蔑视世界各国，自己骄傲地对智慧和优越性深信不疑。这就是我的论点——这一向是我的论点——而且假如明天我是下议院议员的话，我会使所有的议员们因这个论点而两腿直哆嗦。”红脸人捏紧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桌子，借以加强语气之后，便大抽特抽起雪茄，像一个酿酒厂的烟囱似的喷出烟来。
“唔！”尖鼻子男人用很柔和的声调慢吞吞地对大伙说道，“我总认为在我有幸在这屋子里遇见的所有先生们当中，没有一位先生的话像罗杰斯先生的话那样使我爱听，换句话说，作为伙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益于我。”
“有益的伙伴！”罗杰斯先生说，看来这是红脸人的姓。“你可以说我是个有益的伙伴，因为我多少已经使各位都长了见识，尽管对于我自己的那番话，既然我这里的这位朋友埃利斯先生已作了描述，我是没有资格说什么的。诸位先生对它可以作出最好的判断；不过我所要说的是：十年前，我来到这个教区，刚开始利用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奴隶——而如今你们都知道了，而且因之感到苦恼了。只要你们将来把这个刻写在我的墓碑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嗨，至于在你的墓碑上刻字，”一个矮小的、生着圆脸的蔬菜水果商说，“只要是关于你本人和你自己的事，你愿意付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写上去。不过你要是提到奴隶以及什么弊病，我劝你最好关起家门讲，因为至少我可不喜欢天天晚上挨骂。”
“你正是 个奴隶，”红脸人说，“而且是最可怜的奴隶。”
“我如果是的话，那就真倒霉了，”水果蔬菜商插嘴道，“因为不管怎样，从那笔为解放奴隶所支付的二千万款子里，我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捞到。”
“是个心甘情愿的奴隶，”红脸人因进行雄辩和反驳把脸涨得更红了，突然说道，“放弃你的孩子们生来就有的最可贵的权利——忽视自由之神的神圣召唤，她站在你跟前哀求，向你内心最热烈的情感呼吁，指着你那些无助的婴儿们，可是她却枉费了心机。”
“拿出证据来，”蔬菜水果商说。
“拿出证据来！”红脸人冷笑着回答。“什么！屈从于目空一切、闹派性的寡头政治的管辖；顺从地听任残酷的法律的摆布，在来自每一个人、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里的暴虐和压制下呻吟。这就是证据！”——红脸人倏地顿住，他像演通俗剧那样夸张地冷笑，接着把自己的脸连同他的愤慨一同埋进了一只一夸脱容量的酒壶里去。
“啊，那当然，罗杰斯先生，”一个身穿大背心的矮胖旧货商说，他在那位杰出人物说话期间始终紧紧盯着他瞧。“啊，那当然，”旧货商叹了一口气说，“那才是要害。”
“当然，当然，”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与旧货商差不多同样透彻。
“你最好还是别跟他多说了，汤米，”旧货商为了忠告那小个子蔬菜水果商，说道，“他能够不看分针就从一只每八天上一次发条的钟知道什么钟点，他能这样。你要试，就试别人吧；他可不好对付，汤米。”
“人是什么呀？”那个红脸的人类样本愤愤地把挂在墙上木钉上的帽子猛拉下来。“英国人是什么呀？他是不是该被每个压迫者踩在脚下？他是不是对所有的人的命令都该屈从？自由是什么？它可不是一支常备军。常备军是什么？它可不是自由呀。什么是普遍的幸福？它可不是普遍的苦难呀。自由并非橱窗税，是吗？上议院的议员并非下议院的议员，是吗？”红脸人渐渐迸出一句光芒四射的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卑怯地”、“压制”、“凶暴”和“血腥”的字眼，然后愤慨地把帽子朝眼睛上方一压，走出了房间，随手砰地关上了门。
“了不起的人！”尖鼻子的人说。
“杰出的演说家！”旧货商添上一句。
“有力量极了！”除了那个蔬菜水果商，所有的人都说道。他们一边说，一边全都神秘莫测地摇晃着脑袋，接着便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只有我们留在古老的厅堂里。
如果我们在所有这类情况中都追随过去的先例的话，我们是会毫不迟延地陷入一阵沉思冥想的。厅堂的古老外表——墙壁上的陈旧嵌板——由于烟熏和年代久远而变黑了的烟囱——这一切至少会使我们回想到一百年以前。我们会不断地臆想下去，到后来桌子上的白镴酒壶或者火炉上暖啤酒的装置也开始变得生气勃勃，对我们讲了一篇关于往昔的长篇故事。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并不爱幻想；尽管我们拼命对那些家具赋予生命力，它们仍然无动于衷，执拗地绷着脸。我们就如此被迫不得不勉强去想普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又回复到红脸人和他所表现的雄辩。
这种红脸人为数众多；没有一处厅堂、一处俱乐部聚会室、一个互济会或者任何种类的谦卑聚会不具有它的红脸人。他们是没有头脑的笨蛋，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好，对自己的目标却起了严重的坏作用。因此，为了只需举一个例子，其他便可不阐自明，我们便立即为他来个写真，公布于此。这就是我们写本文的道理所在。
第六章 医院里的病人
在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在伦敦街头闲逛，常常会在公立医院的窗下站住，想象着医院里所发生的阴忧哀痛的景象。见到一根极细的蜡烛突然开始移动，它那微弱的光从一扇窗投射到另一扇窗，到后来渐渐消失了，似乎是被移到病房深处的某个受苦病人的床边，这就足以引起我们许多遐想。当其他所有的房子都笼罩于黑暗和睡眠状态之中时，只要眼见那些油快要烧尽的提灯闪烁的微光，就足以使最喧闹的欢笑声一下子停下来，因为这表明病房里有着那么多人要么是在剧痛中翻滚着，要么是正受着疾病的折磨。
有谁能体会这段令人厌倦的时间里的一切苦恼呢？这些病人所听到的只有在他近处那个因发烧而沉沉入睡的人所发出的不连贯的胡言乱语，因疼痛而发出的低声呻吟，或者一个垂死的人在咕哝着忘怀已久的祈祷。除了亲身体验的人，谁能想象得出那种孤寂凄凉的感觉——那些在病危时被交给陌生人去护理的人所必然会有的感觉？因为有哪双手，不管它们是多么温柔，能像自己的母亲、妻子或者孩子的手一般地擦他那冰冷黏湿的额头，或者去抚慰那烦躁不安的卧床者？
我们深深地怀着这些思想而离去，穿过几乎人迹全无的街道，见到几个可怜虫还徘徊在街头，这景象丝毫无助于减轻上述思虑在我们心中唤醒的痛苦。那些医院是许许多多人的避难所和休息处，倘若没有这种机构，他们必定将死在街上和人家的门口；可是像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当他们瘫在病榻上毫无康复希望之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午夜久已过去，在人行道上踯躅着的那个不幸的女人和那个悲惨的、瘦得不成样子的男人——缺衣少食和酗酒所造成的可怕的残骸，他蜷缩在凸出的窗台底下的可供避雨的地上睡觉，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和生活联系起来，临终时，他们又有什么可以回顾的呢？当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终生堕落的往事时，当悔悟似乎成了嘲笑、悲伤来得太迟时，对他们来说，难得遇上的舒适住宿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约在一年前的一天，我们正在科文特加登溜达（前一天晚上我们已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一个有讨人喜欢的外表的扒手吸引了我们，他拒绝费脚劲走到警察局去，理由是他根本一点儿也不想去那儿，结果用了一辆手推车把他带走，使一大群人见了高兴非凡，但本人却显然不大乐意。
不知怎的，我们总是禁不住要参加到人群中去，因此我们便跟着那群人往回走，进了警察局，同行的有我们的扒手朋友、两名警察和凡是能挤进去的所有面孔肮脏的观众。
有一个身强力壮、相貌凶恶的年轻人正在受审，他被控犯了很平常的罪，说他在前天晚上虐待一个与他同住在附近某一个院子里的女人，此刻他正在接受审问。有几个证人对那最野蛮的暴行作证，附近一家医院里的住院外科医生念了一份诊断证明书，叙述那女人受伤的性质，说她能否康复极可怀疑。
似乎有人提及有关鉴定罪犯正身的问题；因为当他们同意由两位地方法官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到医院去取得那个女人的证明时，他们决定也该把那男人带去。他一听之下，脸色顿时发白，命令下达时，我们瞧见他紧紧抓住铁杆。接着他立即被带走，一言不发。
我们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好奇心，非要亲眼瞧瞧这次的会见不可，尽管此刻我们也说不出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当时明知那一定是一次很痛苦的会见。我们要获得许可，并非难事，因而接着便如愿以偿了。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那个罪犯和监管他的法警已经在那儿，在楼梯下面一个小房间里等着地方法官的来到。那人戴着手铐，帽子被朝前拉得遮住了眼睛。然而从他苍白的脸色和脸上肌肉的不断抽搐，不难看出他很害怕将要发生的事。过了一会儿，住院外科医生和两个带有浓烈的烟味的年轻人弯着身子把两位地方法官和一名书记员迎进屋来。医生介绍说那两个年轻人是外科手术助手。一位地方法官大大抱怨天气寒冷，另一位则埋怨晚报上什么新闻也没有。接着有人报告说伤员已准备好；于是我们被领进了她躺着的“重伤号病房”。
病房的两边各排列着一长排病床。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点燃着的暗淡的油灯光，不但无助于改善床上那些不幸者的悲惨外表，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可怕。在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半个身子全被火烧伤、由绷带包扎着的孩子；另一张床上是一个被可怕的事故伤得样子很可怕的女人，在剧痛中她正捏紧双拳疯狂地猛击着床罩；第三张床上摊手摊脚地躺着一个年轻姑娘，显然已完全不省人事，这是即将咽气的预兆，她的脸上血迹斑斑，胸脯和手臂上缠裹着亚麻布。两三张床空着，新近占用过它们的人坐在床旁，可是她们的脸毫无血色，眼睛又亮又呆，与他们凝视着的目光接触，令人不寒而栗。每张脸上都显出痛苦和受难的表情。
我们访问的对象躺在房间的上端。她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漂亮的女子，黑色的长发在靠近头部伤口的部分已经被草率地剪掉，未剪的则一绺绺紊乱而缠结着，散落在枕头上。她的脸上留下她受过的虐待的可怕痕迹，一只手按在身子的一侧，仿佛那部位是主要的痛处。她的呼吸很粗而且短促；显然很快就要死了。她在回答地方法官询问是否很痛时，咕哝了几句话；被护士扶起来靠在枕头上时，茫然望着围在她的床四周的那些陌生面孔。地方法官向法警点头示意把那个男人带到前面来。法警照办了，并把他安置在床边。那女子面带狂暴而又烦恼的表情望着；但是她的视力模糊，认不出他来。
“脱下他的帽子，”地方法官说。法警也照办了，于是那个男人的面貌全暴露了。
姑娘用一股不可思议的劲儿突然抬起身子来；她沉重的眼睛里闪出光来，热血冲上了她的苍白凹陷的双颊。这是一次用尽全身之力的挣扎。她朝后倒在枕头上，把手捂住伤痕累累的脸，突然哭了起来。那男人担心地向她瞧了瞧，但是除此之外显得完全无动于衷。过了一忽儿，他们说明了来意，并要求她发誓。
“唉，不，先生们，”姑娘又一次抬起身子来，把双手合拢；“不，先生们，看在上帝面上！是我自己干的——不是谁的过错——是一桩意外事故。他并没有伤害我；他怎么也不会伤害我的。杰克，亲爱的杰克，你知道你不会的！”
她的视力衰退得很快，手在被子上摸索，要找他的手。尽管那男人凶暴成性，这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把脸从床边扭过去，大声呜咽起来。姑娘的脸色变了，呼吸更艰难。显然她很快就要死了。
“对于促使你这么做的这种情感，我们表示尊敬，”那个刚才先开口的先生说，“不过让我警告你，不要坚持你明知不是真实的话直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这话救不了他。”
“杰克，”姑娘把手按在他的手臂上，喃喃说，“他们不会说服我发誓来要你的命。他没有伤害我，先生们。他从来不伤害我的。”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又断断续续地低声说道，“我希望全能的上帝会宽恕我所犯过的一切错误，宽恕我所过的生活。上帝祝福你，杰克。劳驾哪位好先生把我的爱带给我可怜的老父亲。五年前他说他巴不得我年幼时就夭折。唉，我巴不得是那样！我巴不得是那样！”
护士俯身观察姑娘几秒钟之后，便把被单拉过来盖在她的脸上。被单覆盖着的是一具尸体了。
第七章 约翰·杜恩斯先生错爱了人
如果我们需要把社会中的人分门别类的话，对一种独特的男子我们会立刻把他们划归在“老少年”的项下；而要写下这些老少年的名字则需要极大篇幅的专栏才够哩。至于老少年人数究竟为什么增长得如此迅速，我们却无法确定。那会是一种有趣而奇异的推测，可是由于我们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可以用于这方面，我们只能把事实简单交代一下：近几年来，老少年的人数逐渐增加，目前他们正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增长着。
我们不对细节详加考虑，而只对这一问题作了一般性观察之后，就倾向于把这些老少年再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放荡的老少年和稳重的老少年。放荡的老少年是大腹便便的老汉伪装成小伙子，他们在白天常逛弧形街和摄政街，在晚上常上剧院（特别是由妇女管理的剧院）；他们既不年轻又不缺乏经验，却摆出小伙子的纨袴习气和轻浮态度。稳重的老少年则是一些外表整洁、身体结实的老先生。每晚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家酒菜馆里总能见到他们和同一伙朋友抽着烟、喝着酒。
过去每天晚上从八点半到十一点半总可以见到挺不错的一群老少年围住奥夫利酒馆里的圆桌子。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们了。说不准在舰队街上的彩虹酒馆里过去有，也许现在还有两个出色的典范人物健在，他们总是坐在最靠近壁炉的分格座位里，抽着长柄樱桃木旱烟筒，烟杆一直伸到桌子底下，烟斗靠在地板上。他们是极了不起的老少年——是红脸蛋、白头发的胖老家伙——总是待在那儿——一个坐在桌子的这一边，另一个坐在对面——气派十足地一边喷烟一边喝酒，个个人都认得他们，而且有的人还想象他们两人都永远不会死的。
约翰·杜恩斯先生是后面的这种老少年（我们指的并非永远不死，而是稳重）。他是一个退休的手套和背带制造商，妻已亡故，与三个全已长大成人却全未出嫁的女儿住在大法院路柯西特街上。他的脸盘大大的，身材矮而圆得像一只桶，头戴宽边帽，身穿不时髦的上衣，说话声低沉然而自负，那是一般老少年所特有的嗓音。生活有规律得像时钟——九点钟吃早餐——稍微装饰打扮一下——到某酒店去——喝上一杯淡色啤酒，看看报——又回到家里，带三个女儿出去散步——三点钟吃午饭——喝一杯掺水烈酒，再抽一会儿旱烟——午睡——吃茶点——散一会儿步——又上某酒店去——极好的场所——愉快的夜晚。在那儿有法律书籍商哈利斯先生和官服服装商詹宁斯先生（他们两人是像他一样的快活的年轻人），还有律师的书记员琼斯——那个琼斯是个古怪的家伙——极好的同伴——装满一肚子的轶事！——在那儿，他们每天晚上要坐到恰恰差十分钟十二点，喝掺水白兰地，抽旱烟筒，讲故事，以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种庄重而欢乐的方式使自己过得十分快活。
有时候，琼斯会提议出半价去德鲁利路或者科文特加登观看一出五幕剧中的两幕，或者一出新的滑稽戏，或者芭蕾舞剧，在那种时候，他们四个人就一同去；一点儿也不匆忙，也不说半句废话，而是先轻松自在地喝掺水白兰地，再为回来时的晚餐定下牛排和一些牡蛎。然后像明智的人那样，等到“蜂拥的人们”已经进了戏院，这才从容不迫地步入正厅后座。杜恩斯先生年轻时也就是如此，除了那位著名的贝蒂老板最享盛名的那个时期，那时，先生——那时——杜恩斯先生记得很清楚，自己向公事房请假，在上午十一点钟就用手帕包了夹心面包片，用小药瓶装上一些酒，跑到戏院的正厅后座门口，在那儿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终于因为又热又累，戏还没有开演，便晕倒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人从正厅后座抬到一个包厢里去，先生，是由当时最漂亮的女人中的五位，先生，她们同情他的处境，给他服恢复剂，先生，次晨又派遣一名身穿钉着银线的蓝色制服、身高六英尺的黑人男仆去问候他，探询他的健康情况——哎唷，我的老天爷！在幕间，杜恩斯先生、哈利斯先生和詹宁斯先生常常站起身来朝戏院四周望望，而琼斯——那个灵敏的琼斯——认得所有的人——指出包厢里那位著名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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