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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生活的诱惑。正是这个懒散生活，最后促使我离开牛津。
关于英国其他大学中传说的和实有的古旧风习，一个在各校热狂的学生中引起如此剧烈而又愚蠢的争议的问题，也许我将单独写一段考释文章加以冷静考释。在此刻，应当承认，这些历史悠久的学校都已老得足以容纳旧时代一切偏见和弱点的了。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是在盛行虚妄、野蛮的学问的黑暗时代创立的；它们至今仍然沾染有创始时期的弊病。它们最初的训导方法，是适合于培养教士和僧侣的；学校行政至今仍在牧师们手中，那批人的生活方式跟当前世界有个很大的距离，而其眼光则被哲学的光芒照耀得迷糊了。这两个学校根据教皇和国王们的诏书而取得的法律地位，给予它们一种垄断公众教育的权力；而垄断者的心胸是狭隘的、懒惰的和暴虐的，他们的工作与独立的匠人相比，成本高而产量低。自由竞争十分急切地掌握到的一些新的改进方法，到了这类骄傲自居的机构里，是以缓慢、阴沉的迟疑态度加以接受的，不肯明说害怕对手，又不敢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不易指望任何改革是一种自愿行动。这两个大学在规矩和成见上都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即使以议会的无限权力，要查究它们的情况和弊端也会觉得棘手。
学位制度的采用，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显然是仿效工匠组织的。一个学徒，在作坊里学满一定时间，得到一份证明他的技能的文件，还有一份允许他从事交易和手艺的证书。我并不打算贬低学位的荣誉，有无学位决不能满足或者挫折我的雄心；而且，只要学士或硕士学位是作为对大胆探索获得成功的酬报而给予的，只要博士或硕士的衔头和地位严格限于能使其称号受到公众尊敬的专门学者，我要赞美这个制度。
除了英国之外，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都有一批权威很高的专业教授分掌各种语言和各门学科，学生则按照各人的爱好、各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的钻研方向，分头求教于适当的专家。这些专家，每年重复作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讲演，是由学校殷勤聘请的。我们出于好奇，不妨问一下，在牛津大学设了多少专业教授呢（因为现在我只限于谈我自己的大学）？他们是谁指派的？可能表现其能力或无能的机会是什么呢？多少人配置在神学、法学、医学三科，而有多少人留给文艺各科呢？他们授课用的是什么方式？内容是什么？可是所有这些问题，只用短短的一句答语就使人无话可说了：“在牛津大学，近来这许多年，大部分公开讲学的教授已经连装装门面的教学活动也完全放弃了。”这一点听起来似乎难以相信，所以我的信念必须用一位伦理知识和政治知识都精通的专家所提的明确公正的证言作为依据，此人是在牛津呆过的。此人是亚当·斯密博士，他指出教授们怠惰的原因说，牛津的教授们安安稳稳地有一份固定薪金可领，不需要花苦功夫或者想到受人节制；他们不是靠自愿捐输取得薪给，而自愿捐输倒是可以促使他们多收学生，并且争取赢得学生们的感激的。
确实有人说过，而且说的并非不合理，就是除了必需昂贵仪器和熟练人手的实验学科之外，各门学问上已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现在不妨取代古老的口授方式了。这条道理倘若完全正确，那么我就只能推论说，教授的位置和薪给已经没有用处，应该毫不迟疑地予以取消了。然而在书本和教授之间，毕竟还是有重大差别的。定时讲课迫令学生按时听课；教师在课堂里的出现、讲话，以及偶尔提问，吸引学生的注意；最懒惰的学生，听讲后多少有些得益；较勤奋的学生，则将学校里所听到的教导跟自己在卧室里所阅读的书本进行比较。一位高明教授的劝导，可使某种读书方法适用于任何人及任何环境；他的权威力量可发现、告诫、最后惩罚学生们的玩忽行为；而他的机敏探询则可查明学生们在文科教育上的进步程度。不管他专长的是哪一门学科，他都可以在一系列的讲稿中进行阐发，这讲稿是他在宿舍里利用闲暇时间写成的，在公共场所发表出来，最后送到印刷所印成书本。我极愿意提说一句，在牛津大学，洛思博士以其适当的词采和学问，在他那本杰出的《讲解录》中，对希伯来诗人的诗歌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圣玛丽·马格德林学院是十五世纪时由温彻斯特主教惠恩弗利特创办的，目前有一个院长，四十名研究员，以及在他们下面的一批学生。它被称为我国最大、最富的学术机构之一，可以与天主教国家那些本笃会大修道院媲美。我曾听人说，马格德林学院的田产，如今由那些经营马虎的地主以预收小额租金和偶尔处罚的方式转租与人，倘若交给贪婪的私人经办，可以将每年的地租收入增至近三万英镑。我们的那些学院应当是传播学问的学校，也是施行教育的学校；同时也不是没有理由可以指望，一批有知识的人，甘愿过独身生活，不必为自己的生计操心，身边有大量的书籍可用，应当贡献其闲暇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还可指望他们应有若干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可是我若问到马格德林学院的僧侣们有什么作品，我若推而广之问到牛津和剑桥的其他许多学院，唯一的答复将是默默的脸红，或是轻蔑的皱眉。我在学校的时候，研究员或僧侣都是很体面的、态度和易的人物，他们安然享用着学校创办人的捐赠；他们成天在一连串刻板的职务中消磨时光，出入教堂和讲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至疲倦了，心满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不把用功读书、思考或写作的事放在心上；学问和发明才能的萌芽，一出土便枯萎了，没有给保有学问和发明才能的人或社会公众结下任何果实。我作为一名有身份的自费生，被允许参加研究员们的活动，天真地盼望着能有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作为他们谈话时有趣而又有益的题目。可是他们谈来谈去，不外乎学校的事务，托利党的政治活动，名人的遗闻轶事，以及暗中传说的丑闻这一套。他们无聊地沉湎于饮宴，使青年们的恣意纵酒取得了借口，而他们循规蹈矩的祝酒仪式却又表现不了对汉诺威王室最热烈的忠诚。有志取得研究员这种安定的荣誉地位的穷学生，可能有几项任务加到他们头上；可是地位低于有身份自费生的，没有一个允许独立活动，而我们的丝绒方帽子，则是表示自由的帽子呀。据传说，我们的前辈有些人在讲堂上用拉丁文发表演讲；但这种古老的习惯现在没有一点痕迹留存下来了。当众演习和考试的公开方法完全不用了。我也从来不曾听说学院院长或者社会公众干预到导师及其学生的私人经济。
牛津教授们不发表演讲，就使青年学生们得不到公开的教导，这个缺憾在有几所学院里由号称“导师”的弥补了一部分。导师们并不自限于单独的一门学科，而是讲授，或者准备讲授历史、数学、古代文学或者道德哲学。正如他们可能并不精通一切学问那样，他们极可能对有几门学问是不懂的。
我被指定就教的第一位导师，似乎是导师当中最有才能者之一：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是个博学而虔诚的人，性情温和，律己严格，过的是有节制的生活，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或学校里的欢聚宴会。不过他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局限于大学一隅；他的学问属于过去时代、而不是当代的；他的脾气懒惰；他的才能本不是第一流的，又由于环境影响而懈怠了；同时，跟他的同事们一样，对于一项重要任务只从表面上稍微履行一下，他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导师一经了解到我在学校学习上的欠缺之处，立即提出在每天早晨十点到十二点一起诵读德伦斯(5)的喜剧。我在牛津大学所获得的进步，总的说来只限于三四本拉丁文戏剧。即就研读一本优美的古典名著来说，照理应当比照一下古代和现代的剧场以说明其特点的，但却只干巴巴地按字面解释一下原文就算了。开头几个星期，我不断前往导师房里去上课。可是鉴于这样上课似乎既少益处又少乐趣，所以有一次我禁不住试用一种托故请假的办法。导师笑了笑允许我的请假。我重复使用这办法，却不是原来那样讲礼节了；导师同样宽纵地接受我的托词。最细微的一点原因，无论是出于懒惰或者不舒服，或者是校内校外最不相干的一点事情，都可以作为光明正大的请假理由；我的导师似乎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心不在焉或者有意玩忽。假使导师把授课钟点不折不扣地完全用上的话，那么每一个钟点就是我在求学中的小小一部分休闲时间。没有一个学习计划介绍给我使用；没有规定作业叫我做了送他批改；而在这个最宝贵的青春时期，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都是白白地过去了，没有工作也没有娱乐，没有劝告也没有计算。
我原是应当听从理性和导师的声音的；他那温和的品行获得了我的信赖。我宁可跟着他而不喜欢同年轻学生们在一起。在我们晚间散步到海丁顿山巅的路上，我们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自从波科克和海德(6)任教以来，东方学术的研究一直是牛津大学引以自豪的，因此有一次我表示了想学阿拉伯文的愿望。他的谨慎考虑打破了这个孩子气的幻想，但他忽略了给一个求知心切的青年引导其热情的良好机会。
当我在暑假中离开学校的时候，沃尔德格雷夫先生接受了学校发给的牧师薪金，住到萨塞克斯郡的沃辛顿去了，到我回校时就不再在牛津见着他。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我的第一位导师。但过了三十年（到一七八一年）他仍健在；经常锻炼身体并且有节制地过生活，使他享受到健康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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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蒙·奥克莱：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东方学家，著有《撒拉逊人史》。
(2)埃贝洛：十七世纪法国东方学家，著有《东方百科词典》等书。波科克：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个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教授。他用拉丁文译了《阿布尔法拉吉全史》，并据此著有《阿拉伯史简编》。
(3)斯卡利热：十六世纪法国古典学者。佩塔维厄：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当代世界史》。
(4)约翰·沃伯顿：十八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古物收藏家。
(5)德伦斯：古罗马喜剧诗人。
(6)海德：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希伯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