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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时就植入我心胸的那种好奇心依然存在，而且很活跃；可是对于从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到录取牛津大学的三年宝贵时间，我在理智上还没有充分的能力足以懂得它的价值，或者痛惜它的损失。我没有怨恨多次长时间幽居室内或僵卧病榻的生活，倒是暗暗庆幸那几次生病使我逃脱学校的体育锻炼和同学们的社会活动。我时常在适当范围内免除了这类活动的危险和痛苦，因而就时常拿读书，拿自由散漫的阅读，作为打发寂寞的时日、取得安逸的方法。
在威斯敏斯特，我姨妈只求我高兴，尽量对我放任；在巴思和温彻斯特，以及在伯里顿和普特尼的住所，人家都装出一副同情模样对待我的病痛，可以听我随意满足不成熟的兴趣，没有一点约束或劝告。我的无所选择的爱好逐步沉淀到“历史”这一门：由于哲学业已破除了一切天生观念和自然倾向，我的选择历史，就必须归因于勤奋阅读当时分卷陆续出版的八开本《世界历史》了。这一部在当时首屈一指的著作，加上赫恩的一篇题曰《指挥人世的史学家》的论文，为我指出，并且将我引向至少是英国读者所能读到的许多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我将我可以找到的这类书籍，全都异常贪馋地拿来读了，从利特尔伯里有缺陷的《希罗多德》和斯佩尔曼有价值的《色诺芬》，到戈登的卷帙堂皇的《塔西佗》，还有一册上世纪初期出的、书页业已破烂的《普罗科庇厄斯》。轻易地得到这么许多知识，使我相信我不欲研究语言是对的；因此我跟波汀夫人争论说，如果我学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我必然要将原本的意思向我自己用英文翻译过来，而这种即兴式的翻译又必然是比不上专门学者字斟句酌的译本的。这是一句可笑的诡辩话，可是在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人听来，却也难以驳回。我又从古代历史一跃而到现代世界：我拿斯皮特、雷平等人的许多粗糙著作，像读小说一样读了下去；我还以同样贪馋的胃口，阅读了介绍印度和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书籍。
我的最初进入历史场地，以及尔后在此涉足这么许多年月，应当说是起因于一次偶然的遭遇。那是在一七五一年的夏天，我跟了我父亲拜访威尔特郡的霍尔先生。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本普通的书，叫做《埃查德罗马史续编》，这使我感到比赏览斯图尔赫特的美丽风景更为高兴，而此书同前编相比，确实写得更精当、更有趣味。对我来说，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几个朝代完全是陌生的。我沉溺到记述多瑙河流域哥特族人的文章里去了，这时响起了请吃饭的铃声，勉强地将我从我的知识盛宴拽了过去。这样匆匆的一瞥，结果是刺激了、而不是平息了我的好奇心；一经回到巴思，我立即弄到豪厄尔所著《世界历史》的第二、三卷来读，因为这里更详尽地写述了拜占庭时代。我的注意力随即集中于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徒，同时又有某种批判本能指引我去寻找真实的史料来源。西蒙·奥克莱(1)最先打开我的眼界，他的著作从任何意义上说来都有独创性。我从一本书转到另一本，以至于涉略到了东方史的整个范围。在我十六岁之前，我遍读了可以读到的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英文著作。我在这股热情的鼓舞下，又用推测词义的方法读了埃贝洛的法文著作，又一字一句地寻释了波科克(2)用粗野的拉丁文所译的《阿布尔法拉吉全史》。
这样多方面的泛读，并不能引导我去思考，去写作，或者去行动。给这种不加消化乱读方法指明出路的唯一原则，是及早合理地运用时代和地域的系统。塞拉琉斯和威尔斯绘制的地图，把古代地理的图像印入了我的头脑；从斯特兰朱斯我学习了编写年表的要点；海尔维克斯和安德森的《大事年表》、厄谢尔和普里多的《编年史》，给我标明了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并且使我按照清楚、明确的序列，记住了大量人名和时期。但在对远古年代的讨论中，我越出了谦虚和应用的约束。我竟想用我幼稚的天平去衡量斯卡利热、佩塔维厄以至牛顿等人的学术体系，(3)而我对这些人的著作，当时还是不大能读懂原文的。我又因为难以将希腊文的《圣经·旧约》与希伯来的算法调和起来而弄得睡眠不安。
我带着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学问，同时也带着足以使一名学童感到羞愧的愚蠢来到了牛津。
在写完我的这个第一阶段生活的时候，我不禁要对那种过分赞美我们童年时代的幸福、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那么许多假意响应的陈词滥调提出抗议。我从来不曾享受过那种幸福，我也从来不曾顾惜过那个时代。要是我那可怜的姨妈现在还活着，她一定可以证明，早年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应当回答说，我没有能力做个鉴赏家；愉快比不上痛苦；欢乐因为疾病而被排除；当一名学童，他的乐趣在于无所思虑、活泼嬉戏时的不断运动，而我在这种行为上，可从来没有资格胜过别人。千真万确地说一句，我的名字决不能列入生气勃勃的少年人的队伍，成为伊顿或威斯敏斯特公学闲散的后代，
他们头一桩高兴的是，
舒臂劈开光滑的水，
或者举足将球踢向空中。
诗人可以愉快地描写短时间的娱乐举动；但他忘记了学校里逐日给予的乏味课业了，这是学童们每天早晨忧心忡忡地拖着迟滞的脚步前往接受的。
参观牛津或剑桥的游客，看见英国文科学生在教室里显得既整齐又安静，便感到惊异而且有所启发。在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大学里，学生来自各国，随随便便分散居住于市民的私宅。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财力服用衣饰。青年人喝了酒，发病吵架，有时他们的剑就相互染上鲜血，尽管流血的次数比过去时代减少了。使用武器在我们英国的大学里是禁止的。大学学生的统一服色，方帽子和黑长袍，适合于文官以至教士等专业；而学业的等级和年龄的长幼，从神学博士到在学学生，都在外表上有个区别。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并不散居在镇上，而是集中住在几所学院里。他们的生活费用是自己负担的，或者由创办学院的社团给予补助。讲堂和教堂按规定时间举行一种正规的、在当时是属于宗教性群体的训练。许多公共建筑物，以其规模宏大或形态精美而吸引游客的注意；有几所主要的学院，竟像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国家为了培养学问而建造并拨用的许多宫殿。
我的进入牛津大学，在自己的生活上形成了一个新纪元。时隔四十年，我至今仍还记得入学时那种惊异和满意的心情。在我的十五岁上，我觉得自己骤然从一个孩子变为成人了：我从年龄上和学业等级上尊为前辈的那些人，对我用各种方式表示了关注和礼貌；丝绒方帽和丝绸长袍助长了我的虚荣心理，因为这衣着将一个有身份的自费生同平民学生区别开了。一笔可观的款子，多于我在学童时代所见的钱，听我自由支配了；我还可以在牛津镇上的许多店铺里，无限制地、也是有危险地进行赊欠。有一把钥匙交到我手里，让我自由开启一个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我的宿舍在马格德林学院一座雄伟的新厦里，是三间装饰精致、配有上等家具的房子。附近的散步场所，要是常有柏拉图的信徒们来此散步，那就大可以跟伊利索斯河边上的雅典林荫地媲美了。这就是我进入牛津大学时（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所见的美好景象。
有一位可敬的洛思主教，曾对他的大学生活作了十分有趣的描绘。此人的风雅与博学，是必将给培养他的趣味与学问的地方带来荣誉的。他说：
我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的。我享受了那个著名学府大量给予我的一切公私利益。我在这个著名学校里度过了许多年月，经历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训练和研究，参与了上流人士和学者们的愉快、有益的交际活动。这个学校以没有嫉妒的竞赛、没有猜忌的雄心、没有恶意的争论，激励勤奋，启发天资；以示范、表扬和引证的方式，提倡、鼓励并推进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样的许多人过去呼吸到的空气；他们的善良行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们的巨大天才和渊博知识一样广泛无垠的；他们始终以谦恭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他们经常以坦率、节制和自由判断作为必守的准则和规律，正如他们经常以此作为讨论的题目。你能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因为我跟这个最可敬的学校有关系，并将永远拿这个关系尊为我的最大利益与最高荣誉而责备我吗？
我高兴地引录了这一段词采丰富的文字，并没有考查胡克、奇林沃思或洛克从他们的求学处得到了什么好处或报偿；也没有探究在这一段热烈的矛盾言论中，洛思主教本人的精神是否超脱沃伯顿(4)所谓出于当地灵气的那种褊狭的热情而纯化了。实际上可以说，牛津的气氛并不适合洛克先生的性格，而这位哲学家瞧不起那些排挤他、贬斥他的主张的学阀，是不错的。
表示感恩，原是一项美德和一桩乐事：心胸宽广的人乐于怀念并颂扬他的父母，而传授学问的老师，正是精神上的父母呢。我赞美这种孝亲的虔心，而这在我却是不可能模仿的；因为我决不能承认一种假想的恩惠，以博取公正报答或慷慨报答的虚名。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将欣然否认我是她的儿子，正如我之愿意否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马格德林学院度过了十四个月，事实说明，这十四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读者可以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判断一个是非，可是我不能假意认定我天生没有资格从事一切文学方面的研究。那种似是而非的现成口实，说我年纪太轻，基础不足，以及匆匆离去，当然都可以提出来；我也不愿意抹杀这些口实应有的分量。可是我在十六岁上并非没有一点能力，或者不作任何努力；即使在我稚气十足的读书活动上，也还显示了一种虽属盲目却是老早就爱好书籍的倾向；而这一股低浅的流水是可以引导到深沟和清溪中去的。要是能在一所组织完美的大学里受教，得到有才能而又不大意的教授们的指导，我将逐渐地从读译本进而读原本，从拉丁文进至希腊文的古典著作，从死语文进至活学问；我的时间必可花在有用而又惬意的研究工作上，游移无定的幻想必可得到克制，因此我就可以逃脱懒散生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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