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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C称呼军情六处的首脑，而不是那批詹姆斯·邦德迷所想象的那个M。M另有其人————他是凯尔征聘到的首都警察局已退休的高级警官，名叫威廉·梅尔维尔。梅尔维尔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项艺术，他到各地去时采用各种不同的身份做掩护，使人觉得他无处不在。军情五处是世界上最具神秘色彩的谍报机构之一。它一直是在处于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为了改变政府对其指挥上的被动局面，在前首相梅杰（JohnMajor）执政期间，他把军情五处拉到了政府的名下，业务上对英国外交部负责，为政府处理安全、防务、外事、经济方面的事物搜集情报。它一直是在处于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为了改变政府对其指挥上的被动局面，在前首相梅杰（JohnMajor）执政期间，他把军情五处拉到了政府的名下，业务上对英国外交部负责，为政府处理安全、防务、外事、经济方面的事物搜集情报。摩擦不断。他们总是踩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的痛脚。”他解释道，“好吧，今晚去哈莱姆怎样？”
“正有此意。”莱特说，“我先把你送回圣瑞吉斯酒店，然后六点半回来接你。一楼国王科尔酒吧见。我猜你想看一眼大先生。”他咧嘴一笑，“我也一样，但我不会告诉德克斯特。”说完他伸手招来一辆黄色出租车。
“圣瑞吉酒店。55大道5号。”
他们上了车，暖气过热的车厢里还弥漫着上周残留的雪茄烟臭味。
莱特摇下一扇窗。
“你想干吗？”司机耸了耸肩，“让我得肺炎吗？”
“正是如此，”莱特说，“如果这能拯救我们脱离这毒气室。”
“自作聪明的家伙！”司机咬牙切齿地说，他从耳背后面取出一支雪茄举起来，“三支25美分呢。”他以一种受到伤害的情绪说。
“最多24美分。”莱特说。剩下的路程三人在沉默中度过。
他们停在酒店前，邦德上去他的房间。已是下午四点。他让接线员六点打电话给他。他从卧室的窗户朝外望了一会儿。在他左边，晚霞如火、夕阳如金。金光照在摩天大楼上，把整个小镇点缀得如同金色的蜂巢。街道上是霓虹闪烁的河流，深红色、蓝色、绿色。风在薄暮中凄凄作响，衬得房间更温暖、安全和奢华。他拉开窗帘，旋开了柔和的床头灯，脱下衣服，钻进波盖勒细棉布床单。他想到伦敦街头凄冷刺骨的天气，想到总部办公室中嘶嘶作响的煤气取暖炉隐隐的温暖，想到他在伦敦最后一天在酒吧路过的粉笔写的菜单：“巨型蟾蜍&两份蔬菜”。
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很快就睡着了。
在哈莱姆那部大型电话大总机台前，接线员“低语者”正听着赛马新闻打瞌睡。所有的线路都是安静的。突然主板右边的一个灯亮了————一个重要的灯。
“是的，老板。”他在头戴式耳机里轻声说。就算他想要大声一点也不能。他出生在“肺块”————第七大道142街，该地肺结核死亡率是纽约其他地区的两倍。如今，他只剩下一部分肺。
“告诉所有的眼线，”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响起，“从现在起注意三个男人。”接下来是对莱特、邦德和德克斯特的简要描述，“他们可能会在今晚或明天到。特别注意第一、第八和其他大道。还有夜总会，以防他们混进来。不要惊动他们。确定位置后给我电话。明白了吗？”
“是，老板。”低语声变得呼吸急促。声音安静下来。接线员打开所有线路，很快总机上的灯全亮了起来。他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哈莱姆的每一个角落。
六点钟邦德被电话的温和响声惊醒。他冲了冷水澡，精心打扮了一番。他穿上华丽的条纹领带，让大手帕的宽边自胸袋里伸出。他把麂皮枪套戴在衬衫外面左腋下3英寸的位置。他转动贝瑞塔手枪的弹匣，把八颗子弹全倒在床上。然后把它们一粒粒装回弹匣，关上保险栓，塞进皮套。
他拿起一双鹿皮休闲鞋，感受了下它们的鞋尖，掂了掂它们的分量。然后他钻到床下，取出一双自己的鞋子，这是FBI从他那儿拿走那个放满他各种东西箱子的那天早上，他小心地藏起来的。
他穿上它们，感觉这装备能让他更好地面对晚上的各种突发状况。
皮革下，鞋尖处内衬钢板。
六点二十五分，他去国王科尔酒吧，在入口附近靠墙的地方选了一张桌子。几分钟后，菲力克斯·莱特走了进来。邦德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浅黄色蓬松的头发如今变得乌黑，他穿着耀眼的蓝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一条黑白圆点领带。
莱特笑着坐了下来。
“我突然决定要认真对付这些人。”他解释道，“这东西只是一种染发剂，明天早上就会掉色了。”他补充道。
莱特要了一杯加一片柠檬皮的半干马提尼。邦德要了杜松子酒和罗西马提尼。美国的杜松子酒劲头远高于英国杜松子酒，邦德觉得喝起来有些太烈了。他事后回想那天晚上喝酒应更谨慎。
“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行程，下一步我们去哪里？”菲力克斯·莱特回应他的想法说：“现在的哈莱姆有点像一个丛林。人们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去那儿。战前，每晚结束之前，人们总是常常去哈莱姆，就像巴黎人去蒙马特一样。他们乐于在那儿花钱。人们过去常常去萨沃伊舞厅看跳舞。冒着进医院的危险去挑一个黑白混血儿。现在一切都变了。大部分的地方已经关闭，你去那儿得经过别人的默许。可能仅仅因为你是白人就会挨揍。从警察那儿也得不到任何同情。”
莱特从他的马提尼中取出柠檬并若有所思地咀嚼着。酒吧很快挤满了人。莱特忍不住想到这温暖而友善的气氛很快会被某个黑人娱乐场所那敌意的、令人震惊的气氛取代。
“幸运的是，”莱特继续说，“我喜欢黑人，他们也莫名其妙地知道这一点。我以前是半个哈莱姆区迷。我为《阿姆斯特丹新闻》写过几篇关于迪克西兰爵士乐的评论。当奥森·威尔斯与他的全黑人阵容在阿法叶特演出《麦克白》时，我曾为北美报业联盟写过一系列黑人戏剧报道。所以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我。我佩服他们在这世界上的生存方式，但上帝知道，我也说不清这结局会是什么样。”
他们喝完了饮品，莱特叫来侍者埋单。
“当然也有一些坏家伙，”他说，“一些世界上最坏的家伙。哈莱姆是黑人世界的首都。在任何超过100万人的种族里，总会发现一些庸俗下流的家伙。麻烦在于，我们那位朋友大先生是个老手，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莫斯科受过训练。他的组织一定非常严密。”
莱特付了账，耸了耸肩。
“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去找些乐子，但得毫发无伤地回来。当然，就算出了事，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得乘公共汽车去第五大道。天黑以后，你不会找到任何一辆愿意去那儿的出租车。”
他们走出温暖的酒店，走到几步开外的巴士站。
天正在下雨。邦德拉高他的上衣领子，凝视右手边的大道，看向中央公园，看向大先生居住的黑暗城堡。
邦德的鼻尖被微微冻红了。他渴望跟莱特进入敌人的大本营。他感到充满力量，踌躇满志而自信。夜晚如同一本大书，正等着他打开并一页一页地、逐字逐句地阅读。
在他眼前，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未启封的黑色信封上的斜体字暗藏着即将到来的未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