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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迦勒节[10]来到了，秋天已使有树木的马路上布满落叶，这时对我说来，走上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通过他在世界各地的交往为我找到的岗位的时刻到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同母亲（她所经营的公寓因雇佣了一个女佣人，稍微兴隆起来了）亲切告别之后，带上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有限的一点衣物，登上火车，风驰电掣地奔向新的生命目的地————不是别处，正是法国的首都。
车轮在飞快地转动，发出咯噔噔的响声，车辆颠簸着，在一节由紧挨着的几个单间组成的三等车厢里，每条黄色的木板硬凳上，坐着人数不等的旅伴，他们都是些下等人，整整一天不是感到无聊透顶，就是打鼾睡、咀嚼东西、闲聊和玩纸牌。不过，还能引起我欢心的是几个二至四岁的小孩，尽管他们有时奇声怪叫，甚至狂叫。我从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口袋便宜的奶油糖果中掏出几块，分送给他们，因为我一直喜欢干这种分发东西的事儿，而且后来用那些从富人手中转到我手上的财宝做了一些好事。这些小家伙一再地蹦蹦跳跳地跑到我这里来，把粘糊糊的小手放到我身上，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着，而我出乎他们意料地完全学着他们的样子回答了他们，这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对那些成年人虽然持非常冷淡的态度，但是我的这个行动却促使他们不时地向我投来友善的目光，尽管我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不过，这一天的旅行再一次告诉了我这样一点：一个人在思想和精神上越是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在见到粗俗丑陋的人时越是容易陷入深深的不悦之中。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自己的丑陋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有自己小小的欢乐，但常常也有沉重的忧虑，简而言之，他们也会像其他生物一样去爱，去忍受，去承受生活的重担。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他人的同情。但是，自然赋予我的锐敏的和毫不讲情面的审美观，却迫使我将目光从他们身上转移开。他们只是在非常年幼时，就像这些接受我的糖果的小家伙，还是可以忍受的，我由于运用了他们的讲话方式，逗得他们笑得非常开心，从而使我对人也和蔼亲切起来。
为了使读者放心，我想顺便在这里交代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乘三等车，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气氛的陪伴下旅行。可以称为命运的力量，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按着不为人所知的、然而却是准确无误的法则，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防止这种情况再现的办法和途径。
我的车票，当然是完全合格的，而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玩味着这样一种乐趣：这车票是这样毫无疑义的合格，从而使得我本人也变得这样完美合格，所以那些淳朴的、身穿粗料制服的乘务员在一天的过程中一再来到我坐的木板椅子的角落，检票并用打眼机在票上打洞，最后总是怀着一种公务上的满意心情默不作声地将票还给我。他们默不作声，而且没有表情，也可以说是以一种近乎于无动于衷、甚至到了不自然程度的冷漠表情，这促使我再一次动脑子去思考，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公职在身的人，为什么对周围的人会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没有任何一点好奇的表示。站在这里的这个憨厚老实人，就是那个在我的合格票上打了个洞的人，他是以此来养家糊口的；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家庭在等待着他，他手指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说明他有妻子儿女。不过，我只能装作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个人情况的样子，而且向他打听这方面的任何情况都是极不适宜的，因为这很可能暴露出我把他不仅仅看做是一个执行公务的傀儡。反过来，我也有自己的特殊生活背景，他也很可能向我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不过，这样做既不是他的权利，也不符合他的身份。我这个同样是傀儡式的旅行者的车票是否合格，这是他所关心的一切，至于这张票用过和被人收走之后，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对此，他只能闭上眼睛不去顾及。
在他的这种态度中包含着某种罕见的不近情理的东西，包含着某种人为的东西，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只要偏离这种作法，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把话题扯得很远，是的，只要稍微废弃这种作法，往往就会带来麻烦的局面。真的，在接近黄昏时分，有一个乘务员腰带上挂着一盏灯，来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微笑着把车票退还给我，他所以冲着我微笑，显然因为我是个青年人。
“去巴黎？”尽管他对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十分清楚的，但还是这样问道。
“是的，检查官先生，”我回答说，并向他亲切地点了点头。“我是要到那里去。”
“您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他觉得可以这样进一步问我。
“您猜猜看，”我回答说，“在别人的推荐下，我到那里将从事旅馆业方面的工作。”
“瞧瞧！”他说道，“祝您运气好！”
“祝您也运气好，检查官先生，”我回敬他道。“请代我问候您的夫人和孩子！”
“好的，谢谢————呐！”他有点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地笑着回答说，然后又急忙向前走去，尽管地上没有任何障碍物，但却踉跄了一下；由此可见，人情的力量竟能使他脚步紊乱……
在边界站上，所有的人都必须提着自己的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这时，我同样感到轻松愉快，心地坦然，因为我的小箱子里确实没有任何需要对检查官隐瞒的东西。另外，由于检查官们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服侍那些高贵的旅客，让他们先受检查，对那些卑微的人检查得非常彻底，把他们的那点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这样就使我们不得不等很长时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欢欣的情绪。我终于来到检查官面前，把随身带的那点东西摊开，起初，看来他决意把每一件衬衣、每一双袜子都抖搂开，仿佛要从中找到点隐蔽的东西似的；我同这个人立即用事先想好的话攀谈起来，很快就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因而也就不再把所有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有人说，法国人喜欢并尊重谈话————的确如此！难道不正是语言使人有别于动物吗？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一个人讲话的水平越高，那他脱离动物状态也就越远————当然是要讲法语。因为，这个民族只把法语视为人类的语言，正像我也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样：古希腊的各个幸福欢乐的部落把他们的方言看作是唯一的人间语言，至于所有其他语言只不过是粗野的吼叫和呱呱喊声而已。这一观点，世界上的其他人由于把希腊语像我们今天对待法语那样看作是最美好的语言，也是或多或少都赞成的。
“Bonsoir，monsieur le commissaire！”[11]我在这样向这位海关人员打招呼时，用一种歌唱般的深沉的声调在“检查官”（commissaire）这个字的第二个音节上停留了一下。“Je suis tout à fait à votre disposition avec tout ce que je possède. Voyez en moi un jeune homme très honnête，profondément dévoué à la loi et qui n’a absolument rien à déclarer. Je vous assure que vous n’avez jamais examiné une piéce de bagage plus innocente. ”[12]
“Tiens！”[13]他边这样说着，边仔细地端详起我来。“Vous semblez être un drôle de petit bonhomme. Mais vous parlez assez bien. Êtes-vous Français？”[14]
“Oui et non，”[15]我回答说。“A peu près. A moitié-à demi，vous savez. En tout cas，moi，je suis un admirateur passionné de la France et un adversaire irréconciliable de l’annection de l’Alsace-Lorraine！”[16]
这时，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可以称得上十分激动的表情。
“Monsieur，”[17]他十分庄重地做出决定后说道，“je ne vous gêne plus longtemps，Fermez votre malle et continuez votre voyage à la capitale du monde avec les bons vœux d’un patriote français！”[18]
在我一边向他表示感谢一边收拢我那点内衣时，他已经在我敞开的手提箱的盖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个记号。可是，当我急急忙忙地把东西重新装进箱子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这个我刚才还是那样理直气壮地赞扬过的箱子，不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了，因为这时箱子里多了一点从前没有的小东西。在一根用白铁皮包起来的栏杆和行李台后边，检查员们正在执行公务，有一位中年夫人紧挨着栏杆和行李台站着；她身穿貂皮大衣，头戴一顶配有鹭翎的、形似钟状的天鹅绒帽子，探着身子越过她那敞开着的大箱子，同那位正在检查她的官员进行着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显然，这位官员是因她所携带的一种东西同她发生了意见分歧，其实不过是些花边之类的东西，这时他已把这些东西抓到手上了。在她所携带的那些好东西中，他只把这些有争议的花边抽了出来，另外还有几件东西堆在一起，一直摊到我的东西边上了，挨得最近的是一个外表看上去非常贵重的摩洛哥皮革制作的小盒子，四四方方像个大骰子，在我的那位朋友往我的箱子上画查讫记号时，这件东西不知不觉地也一起滑到了我的箱子里来了。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机会促成的，而且是在我心情愉快的情况下顺便实现的，也可以说是我同这个国家当局的十分良好的关系在我身上所激发起的兴高采烈的情绪的产物。不过，在以后的旅途中，我脑子里确实几乎没有再去想这个飞来的横财，只是偶尔闪过这样的问题：这位女士在重新装箱时会不会发现少了这个小盒子。不久，我就有机会了解到这方面的确切情况。
于是，我所乘坐的列车经过十二小时（包括站上停车）的行程，这时放慢了速度，徐徐驶入巴黎的北站。搬运工正忙着殷勤地照料那些带着大量行李的有钱的旅客，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同前来迎接的亲朋好友拥抱亲吻，乘务员们也正在不厌其烦地从车门和窗口上为他们往外递手提包和毛毯卷，这时我这个无人理睬的青年，在一片嘈杂混乱中默默地从这个为社会三等公民准备的车厢走下来，手中提着那个小手提箱，离开了喧嚣的、却并不很华丽壮观的候车大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天正下着濛濛细雨，所以外边的马路上非常肮脏泥泞，我由于提着箱子，走到马路上后，不时有马车夫冲我举起鞭子，向我喊着“唉！坐车走吧，mon petit？”或者“mon vieux”[19]之类的话。可我用什么来付车费呢？我几乎是囊空如洗，那个小盒子即使将来能使我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其中的东西至少在这里还不能加以利用。再说，乘出租马车来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也不能说是合适的。尽管这段路程可能很远，但是我还是打算步行到那里。为了能到达旺多姆广场，我彬彬有礼地向过路的行人打听着需要去的方向（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既没有说出这家饭店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圣-奥诺雷街），可是有好几次这些行人连脚步都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听我的询问了。其实，我的外表不能说是惨如乞丐，因为我那善良的母亲为了打发我进行这次旅行，还是破费了几个钱的。我的鞋子重新换了底，破处都修补好了；我身上穿着一件有暖手口袋的暖和短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非常好看的运动帽，帽檐下露出黄褐色的头发。然而，在我们文明社会的宠儿们看来，一个雇不起搬运工、只能自己提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和乘不起马车的青年人，是不值得理睬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某种恐惧感在告诫他们，不要同他有丝毫的牵连，因为他很可能陷入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即贫穷之中，因而有干更坏的事情的嫌疑，因此在这些人看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对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个庸品置之不理。人们都说“贫穷不是耻辱”，但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在那些阔绰富有的人看来，贫穷是极其可怕的，也可以说一半是污点一半是一般性的斥责，总而言之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因此，同贫穷沾了边就很可能导致令人不悦的后果。
人们对待贫穷的这种态度，我已不止一次观察到了，这使我感到很痛心，现在在这里也是如此。最后，我拦住了一位老妈妈，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推着一辆装满瓷器餐具的旧小孩推车；正是这位老太太不仅指给了我要去的方向，而且向我描绘了我可以登上通向那个著名广场的公共汽车的车站。这段路程所要花费的少量几个苏[20]，我还是有的，因此我对她的这一提示感到十分高兴。这位善良的老妈妈，在她向我提供这些提示时，越是长时间地注视着我的脸庞，她那没有了牙齿的嘴就扯得越宽，发出了极为亲切友好的微笑，最后她竟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说了句：“Dieu vous bénisse，mon enfant！”[21]她的这一抚爱动作给我的鼓舞，比后来某些更为漂亮的手给我的抚爱更大……
巴黎给我这个从火车站进入市区街道的来访者的最初印象，并不是令人陶醉的。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接近宽广雄伟的市中心，当然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辉煌壮丽的景象。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一个抢到的窄小的座位上，将小手提箱放到双膝上，怀着一种即使不能算是胆怯的心情（我作为一个男子汉，极力对此加以压制），至少是以一种惊叹不止和极大谦恭的态度，向外张望着那些大街和广场上的绚丽多彩的景物：车水马龙的交通，熙熙攘攘的行人，五彩缤纷、一应俱全的商店，吸引着顾客的咖啡馆，放射着白色的电灯和霓虹灯光，因而令人感到耀眼夺目的剧院正面。与此同时，乘务员报着各站的名字————过去，我那可怜的父亲经常以一种亲切的口吻提到这些名字，如“Place de la Bourse”、“Rue du Quatre Septembre”、“Boulevard des Capucines”、“Place de l’Opéra”[22]等等。
卖报小贩们发出的叫喊声震耳欲聋，大街上的灯光令人头晕目眩。在咖啡店前，一些头戴礼帽、身穿大衣的人，坐在天篷下面的小桌旁，将手杖夹在两膝之间，犹如坐在剧院正厅包厢里，观看着在他们面前滚滚而过的车辆行人，与此同时有一些黑呼呼的形体在他们脚之间寻觅着香烟头。他们根本不去理会这些人，也不去妨碍他们跪爬着所干的事。显而易见，他们是把这些人看作是这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可以允许的常存现象，对这些人的这种无害的骚扰，他们是暗中感到高兴的。
将歌剧院广场同旺多姆广场连接起来的，是值得炫耀的和平大街，正是在这里，在一个贴着威严的皇帝[23]全身像的广告柱子旁，我下了汽车，步行去寻找最终要去的目的地————圣-奥诺雷街；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条街是同里沃利街平行的。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条街，“圣詹姆斯和阿尔巴尼”饭店几个亮晶晶的醒目大字，从远远的地方就非常清楚地映入我的眼帘。
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有的先生准备登上已装好他们行李的车辆，正在给那些为他们卖过力的佣人付小费，而另外一些服务员则正忙于将新到来的客人的行李卸下车，扛进楼里去。当然，我要是承认，当我决定要大胆地进入这家座落在最繁华地点的豪华而又昂贵的饭店大楼时，我还是有某种胆怯感的，这一定会使读者觉得可笑。实际上，难道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不应该给我以勇气吗？难道我不是应聘到这里来的吗？难道我的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不是这家饭店总经理的挚友吗？尽管如此，我还是听从了谦虚谨慎向我发出的劝告，没有经过客人们进出的那两个玻璃转门中任何一个门，而是从边上的一个敞开的、扛行李的服务员走的旁门，向里走去。可是，这些服务员，也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反正认为我不属于他们一伙，把我挡了回来，于是我出于无奈，只好提着小箱子进入那两个华丽的大门之一；门在转动时弄得我很狼狈，幸亏一个安排在那里的、身穿带红条子工作服的小男佣人帮了忙，才通过去。“Dieu vous bénisse，mon enfant！”我无意识地用那位善良的老太婆的话对他说道，逗得他像在火车上同我玩耍过的那些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厅内竖立着斑岩圆形柱子，中二楼高处周围的画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整装待发的客人，其中包括一些女士，坐在放置在柱子旁的地毯上的圈手椅上，怀中抱着颤颤巍巍的小狗，等待着。一个身穿号衣的小服务员过于殷勤，想从我手里接过小手提箱，但是我没有撒手给他，而是侧身向右转向那很容易辨认的接待台，一位身穿带金袖章礼服的先生，两眼既无神又冷漠，显然期待着客人付给较多的小费；他能用三四种语言回答站在接待台周围客人们的询问，有时也会笑容可掬地把房间的钥匙递给那些伸手向他索要的客人。我排队等了好长时间才有机会问他是否知道，总经理斯图尔茨里先生在不在饭店里和在哪里我可以见到他。
“您想见斯图尔茨里先生？”他以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惊奇口吻盘问我，“那么您是哪一位？”
“这家饭店的一名新雇员，”我回答他说道，“是经人向总经理先生亲自推荐的。”
“Étonnant！”[24]这位自负的男人回答说，并以一种深深刺伤了我的灵魂的讽刺口吻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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